武汉会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武汉会战是日本对华战略进攻时期的最后一战。日本发动的武汉会战包括政略攻势和军事作战两方面。由于中国政府坚决抗日，日本的政略攻势并未奏效。在军事方面，日本虽然取得了武汉会战的胜利，但却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也未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相反，以武汉会战为起点，日本终于深陷中日长期战争的泥沼而难以自拔。武汉会战则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从战略进攻到战略相持的重大转折点，也是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折点。     

略论第三次长沙会战及其历史意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为了解除我抗日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巩固占领地,为了给汪精卫为首的伪南京政府撑腰打气和促使蒋介石投降,以及为牵制中国军队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和入缅直接援助英军作战,从1939年9月中旬到1942年1月中旬之间,对长沙地区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进攻,其结果均被我军打退。而第三次长沙会战又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我正面战场所进行的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战役,也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正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前期的日本侵华政策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战略进攻阶段的完结,是日本速战速决“一击亡华”计划破产的最主要标志。停止战略进攻,对日本侵华政策的推进,无疑是个带根本性的重大挫折。就军事上的主动与被动而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在敌之战略进攻阶段,日本处于战争中的主动地位。但敌之此种主动地位,进入1938年后,较之1937年时已有所减杀。而且,敌之战略主动地位“随共战略进攻的停止而结束”。在尔后的相持阶段中,敌虽仍有战役战术上的某些主动地位,但就全局而言,日本在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已经基本丧失。     

30年代日本对苏政策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日本对苏政策,史学界传统的看法是日本一直准备对社会主义苏联发动新的军事进攻,推行反苏反共政策,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日本对苏政策是举棋不定,在“北进”与“南进”之间等待、选择。本文的观点是日本对苏联政策完全不是要进攻苏联,或者说不是要“北进”,而是要防御苏联干涉日本侵华。日本是在不断扩大侵华过程中,逐步采取对苏强硬政策,其实质是以攻为守,便于它在中国大陆肆意进行侵略扩张。     

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日本外交和战略方针的调整及其影响

本文论述二战前夕，德国背着其盟国日本，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日本迅速调整和改善日苏关系，改变原先“北进攻苏”的方针，重新确立了“北守南攻”的战略方针；日德关系则裂痕日深，互不信任，难以协调，无法形成统一的军事作战实体。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由此改观，朝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力量的方向发展。     

略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民主政治趋势问题

略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民主政治趋势问题薛德枢张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挽救民族危亡，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抗战，国民政府对其政权机构和政策进行了调整，在政权体制和政策方面呈现出一定的民主趋势。本文拟就自抗战开始至相持阶段到来前后国民政府的民主政治趋势问题作一...     

抗日战争中的江西战场

江西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江西组建起来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在敌后打击日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江西的各党派、各阶层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救亡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军民的斗志；江西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进行了赣北战役、南昌会战、上高会战、湘赣会战、浙赣战役等，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影响很大。     

新唐战役述论

1939年5月和1940年5月，南阳战场上出现了两次“新唐战役”，它们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初期的两次重要会战，即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的组成部分，对国民党抗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就有关情况做一粗浅的述评。一、第一次新唐战役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抗日战争进人战略相持阶段。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调整，南阳所属的豫南，以及鄂北、皖西地区划归第五战区统辖，李宗仁任司令长官。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在其周围布置了近百个师，以包围态势与侵占武汉的日军八个师相峙。1939年春，国民党发起四月攻势，第五战区所属部队多次向平汉路南段…     

陈下之战和垓下之战新探

目前史学界对于陈下之战和垓下之战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楚汉双方的决战不是垓下之战而应是陈下之战,也有学者认为陈下之战和垓下之战本是同一次战役.通过对史籍有关文献记载、作战规模和性质、参战人员、作战经过、作战地点和作战结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知,陈下之战和垓下之战是分别存在的客观事实;陈下之战是刘邦所率汉军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一个转折点,垓下之战则是楚汉双方的大规模最后决战.     

抗战时期武汉人口疏散问题再研究

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大批难民因东北、华北、长江下游等地逐渐沦陷而不断向南、向西涌入武汉,致使武汉难民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出于武汉会战和抗战大战略的需要,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诸多有力举措,组建高效的疏散机构,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通过沿途救助、后方安置等诸多手段,将集聚于武汉的难民和武汉市民一百余万紧急疏散至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等大后方,为中华民族坚持抗战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并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处理和管控重大危机提供了历史借鉴。这一规模巨大的人口紧急疏散事件及其体现出来的"中国空前未有的最完全的团结精神"的"武汉精神"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不屈不挠的标志,并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试论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分水岭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了一次全国性的反攻--冬季攻势.这次攻势尽管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但其准备之充分,投入之兵力,对日军打击之程度,均是抗战相持阶段空前的.本文从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国民政府抗战政略、战略方针,国共关系及"速胜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后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一论断提出异议,并具体分析了冬季攻势前后国民政府抗战攻略、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从而得出冬季攻势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分水岭的结论.     

武汉会战时期国民党长江流域江防军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守卫长江流域，于淞沪会战后组建长江流域江防军，江防军历经中国抗战长江沿线重要的战役，包括江阴保卫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在武汉会战中，为保卫武汉，江防军于马当湖口一线战前做充分准备，后因部分高级将领玩忽职守，贻误战机，最终使武汉会战前哨战、马当湖口要塞争夺战很快落下帷幕。尽管中国江防军退出了苦心经营的马湖要塞区，但江防军仍为保卫武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高宗武对日交涉与汪精卫叛国投敌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投降派，叛国投敌。高宗武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勾结，最后叛国投敌的始作俑者。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积极主张与日本“议和”，直到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为汉奸首要。高宗武受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和国民党的暗中策反，以及迫于日本的怀疑和暗害，最后悬岩勒马，离汪投蒋。此段史实，一般学人知之甚少，本文用翔实的史料对此作了披露与论述。     

抗战初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政策的演变

抗战初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政策基本上受战况、国际形势及国民政府和战态度的左右,从而出现了几次重大转变。但日本不论是采取和谈的方式还是扶持傀儡政权,或后来在一些和谈条件上的让步,其全面灭亡中国的意图始终未变。由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终未投降日本,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未能得逞。     

第一次长沙会战述评

1939年9月14日至10月7日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国民党第9战区部队与驻武汉地区侵华日军第11军进行的一次会战,由于战争在湘北和赣西北地区进行,因此,日本战史称这次会战为“赣湘会战”。这次会战对后来中日战争的军事以至政治形势,都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是国民党战场的一次重要战役,本文试作一概要的述评。     

略论中美空军在常德会战中的对日作战

中美空军在常德会战中的对日作战,是1943年与日军进行的一系列较大的空战之一。战前,敌我空军力量出现了势均力敌的态势。在常德会战中,中美空军作战主要分为外线作战、常德制空战、乘胜追歼战三个阶段。中美空军通过联合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空军,夺得了部分制空权,有力地支援了我地面部队作战。     

日本关东军“满”苏国境阵地与对苏战备研究初探

序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将中国东北作为它南下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和北上图谋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为了构筑对苏进攻的战略态势,做好对苏作战准备,日本关东军在当时的“满”苏国境战略要地设置了十余处国境阵地,并建立了14个国境守备队。日本战败投降后,这些军事设施遗迹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永久霸占中国东北和企图北犯苏联的历史见证。 一、日本关东军“满”苏国境阵地构筑的历史背景及其概况 从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角度分析,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积极推行其大陆政策,奉行通过朝鲜向中国东北扩张的侵略政策。 “九·一八”事变本质上,不仅是日本实施其大陆政策,以武力吞并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而且具有极其鲜明的反苏战略意图,即意味日俄继续在东北亚的战略对抗。特别是在日本关东军卵翼下扶植建立的伪满洲国,将东北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防卫圈,确立了日本在东北亚的反苏战略态势。以“对付北方敌人”自居的日本关东军立即向“满”苏国境地区渗透,在中苏边界上形成了日苏双方军事上的直接对峙。 为防备日本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苏战争,苏联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点置于远东地区,投资近80亿卢布,在加快远东经济发展的同时,加速向这一地区移民并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     

日本对苏作战的准备与伪满的灭亡

日本为实现其称霸亚洲的野心,伪满洲国建立后,便以“满洲”为基地,积极从事对苏作战准备。日本原拟在对苏作战准备成熟和德苏战争有利于德国之际,对苏发动攻势,但随着战局的变化,日本当局不得不抽调关东军的大部分兵力应付太平洋战争,这不仅动摇了伪满洲国的统治,而且迫使日本改变对苏作战计划,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随着日本败降和伪满洲国解散,日本对苏作战计划彻底破产。     

“湘西会战”中美空军作战研究 ——基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日反攻战略调整之视角

抗战以降,国内各阶层始终关注对日反攻战略的推进,国民政府也不断调适其对日反攻战略。在此态势下,1945年4月日军发动“湘西会战”,欲达到摧毁芷江机场、压迫国民政府屈服、避免日后陷入多线作战、掩护桂柳等地军队撤退之目的,为防卫其本土服务。中美空军尤其是空军第五大队英勇战斗,始终掌握制空权,力图构筑陆空协同作战体系,战绩突出,是湘西会战取得胜利的关键保证。国民政府以会战胜利为契机,命令军队转入对桂柳等地的反攻,标志其仓促调整并实施对日反攻战略。国民政府此举与中共在敌后实施的普遍的局部反攻,协力推动了抗战胜利的早日到来,由此也凸显了湘西会战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