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四位一体”解构

新公共服务理论建立在新公共管理改革不断遭受批判与质疑并逐步陷入合法性危机的基础之上.从理论传承的视角来看,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扬弃和超越,两者彰显诸多共性.然而,从公共行政范式发展的本质来看,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效率"与"民主"这两大价值观之间进行平衡博弈进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集合.新公共服务理论更多地彰显其鲜明个性,该理论恪守多元博弈的价值取向,并且寻求相应的理论基础.进而设计特定的制度安排,最后依赖特殊的研究方法进行知识积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理论架构.     

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比较研究

自从新公共管理理论兴起以来,传统公共行政受到了无情的批判,而如今随着以珍妮特·V·登哈特和罗伯特·B·登哈特为代表人物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也可能被替代。本文拟对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未来公共行政的走向。(一)1、     

西方新公共管理对我国行政改革创新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的政府管理新范式,它兴起于西方,但席卷全球,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管理内在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辩证地考察西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对启迪我国行政改革新思路,构建全新的行政模式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新公共管理的范式转生论

新公共管理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理论体系与逻辑结构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本质性改变 ,但两者在理论与实务上的更替和转借并存。这种转生互动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了范式转换的趋势 ,即公共管理学范式的兴起。公共管理P途径与B途径的融合 ,形成了新公共管理 ,这表明公共管理学开始成为一个显性的学科范式。从行政到管理的视角转换 ,反映了两个同向的变化 ,即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转变。新公共管理为公共管理学范式的兴起提供了历史契机。     

略论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它以现代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在公共管理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新公共管理思想尽管还不完善,但它反映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对于西方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浪潮的冲击下 ,世纪之交的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出现了由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向“新公共管理学”的范式转变。“新公共管理”既是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新理论形态 ,又是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新实践模式。本文评述了这种“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形成与特征 ,成就与问题 ,以及借鉴与启示。作者认为 ,“新公共管理”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 ,对于我国公共管理以及行政管理学科的知识创新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方国家责任行政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责任行政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从传统责任行政、新公共责任行政、新公共管理责任行政,到如今的新公共服务责任行政.西方国家责任行政的动态发展是在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背景下进行的,并且与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改革同步进行.西方国家责任行政的发展为我国责任行政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新趋向

新公共管理作为20世纪后期风靡全球的管理思潮,它在部分纠正传统行政模式弊端的同时,也与民主社会核心价值相冲突.而由罗伯特·B·丹哈特提出的新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新公共管理价值取向上的偏差,代表了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向.     

从管理主义到服务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基础的演变

公共行政的发展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阶段和新公共管理阶段,现在又向新公共服务阶段演进。传统公共行政以古典管理主义为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以新管理主义为理论基础。当代公共行政以新公共服务为主要发展方向,其理论基础是服务主义。     

论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超越“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立场对当代公共行政的一种回应,主要是通过揭示“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的范式困境,批判性吸取其中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并深入反思当代中国公共服务的现实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范式,其旨趣在于使公共服务的战略安排回归到社会发展的人性基石——“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针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及公共服务的具体实际问题,“第三种范式”从公共利益的主体属性及其自由维度出发,要求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完善违宪审查制度以及完善宪政秩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原则,并从整体上拓展并畅通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和社会管理的途径,建立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公共服务体系,为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社会准备.     

超越新公共管理——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时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的理论分析,并历数各国改革经历证明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指出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公共警告：一种新兴的公共治理方式

随着人类社会迈入风险时代,现代公共警告制度开始兴起。风险社会是公共警告产生的事实原由,而公共服务理论、生存照顾理论、知情权理论是公共警告的三大理论基石。目前,学界对公共警告制度鲜有论述,对公共警告的概念界定仍存争议,因此,通过对公共警告的概念、特征、分类以及性质进行探讨,可以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公共警告的理解,并引发人们对公共警告制度的更多关注和思考,不断完善公共警告的运作理论,指导公共警告的具体实践。     

拓展新的公共性空间

自1990年代以来,强调市场竞争机制与全球化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风潮席卷了整个世界。新自由主义在为两极分化、扩大社会差距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也成为"关闭公共性的动力"。近年来各种公共性理论的再度活跃,正是基于以上的危机意识。我们必须承认,传统的公共性理论框架——由国家主导的权威性公共行政性,和与此相抗衡的形式出现的市民社会的公共性——已经过时。在个人主义业已普及的时代,如果我们无法提出一种能够兼顾"私利"的公共性理论,就无法实现公共性的再生。我们可以通过同时满足"私利"的志愿性实践活动来开拓新的公共空间。如何拓展能够使每一位公民都有机会直接参与的公共性空间,将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学课题。     

新公共管理面临的批评和替代模式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浪潮中的重要实践和理论。由理论基础、核心价值与思想、操作规则与手段三个层次构成,学者们围绕这三个层次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治理对新公共管理的三个层次进行了超越与替代。     

危机传播、新媒体定位与舆论引导

新媒体传播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使其在危机传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媒体是危机潜伏期的"预警者"、危机爆发期的"信息源"、危机蔓延期的"扩散体"、危机模糊期的"辟谣者"、危机结束后的"反思者"。发挥危机传播中新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应加强新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及时公开信息,反映真实舆论;加强新老媒体的融合,强化危机传播的效果;将舆论引导的优质化与社会主义的法治化相结合,发挥法律规范的功用。     

社会公正和新型公共领域的建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导致了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新的社会差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出现。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条件下,社会团体成为政府和市场之外整合多元社会利益,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政治机制,而新型公共领域的建构为社会团体的理性运作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原则和充分的自治空间,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并行不悖。     

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其对我国公共服务改革之启示

在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之后 ,美国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各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本文主要介绍其中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公民权利与责任的民主化、社会民主化的基础上 ,并形成了构成新公共服务的若干纲领性原则。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蕴涵值得给予学术探讨 ,对当前中国服务型政府改革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网络舆情:城市公共安全危机的新症候

作为对现实中的社情民意的复制、重构与超越的网络舆情,作为由民生构成“主体”,民意与民主构成“两翼”的网络舆情,其瞬时到达、瞬间爆发的爆破力越来越触动着城市政府的公共安全神经,越来越幻化为城市公共安全危机的新症侯.城市政府必须超越治理它的认识危机、“他者”化和“硬引导”等问题域,走向科学化、理性化的方法论,即高度重视网络舆情,设置舆情“防火墙”,发挥“主场优势”,确保地方网络成为舆情引导的最短路径,建立“巧引导”范式,形成引导的“网上网下统一战线”,制度化标志性的长效机制等.     

国际公共管理的新趋势：全球治理

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全球性问题的与日俱增与现有政治实体治理能力的相对滞后之间矛盾的凸显 ,它给公共管理增添了新的内容并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治理反映了国际公共管理的新趋势。全球治理与国际规制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全球治理问题中最为严重的是“民主的赤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