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游》与屈原的“绝命词”──兼释“与泰初而为邻”

关于屈原的“绝命词”，《职大学刊》1993年1期刊周建忠先生《楚辞研究热点透视》（五），文中举出古今七种不同的说法，即1．《怀沙》说；2《惜往日》说；3．《悲回风》说；4．《桔颂》说；5《哀郢》说；6．《离骚》说；7《九歌》说。就我所见，建忠先生遗漏了第8种说法：《远游》说。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之一的梁宗岱先生，1934年曾撰《谈诗》一文（后收入《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北京），从比较文学乃至比较文化的角度提出：《远游》“说不定是他（按指屈原）最后一篇作品”，是屈原“在思想底夭空放射最后一次的光芒…     

关于屈原放逐的辨正

<正> 屈原究竟放逐了几次?每次各始于何时?历时多久?放于何地?其因何在?这些问题迄无定论。《史记·屈原列传》记曰:“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目卷)顾楚国……”。“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可确信这应是司马迁关于屈原两次放逐的记述。今分论之。一、初放始年“屈平既嫉之,虽放流,(日卷)顾楚国……”指的是第一次放逐。这一段在《屈原列传》中是写在楚怀王“死于秦而归葬”及“顷襄王立”之后,于是往往被误解为     

“南人”辨

屈原《思美人》有“观南人之变态”一句。王逸、朱熹将其中的“南人”,释为“楚”或“楚国”,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驳它说:“楚与郢都,皆屈子宗邦,岂得斥为南人”?驳得甚为有理。王夫之、蒋骥将“南人”解为“郢中”的“党人”。姜先生没有驳它,近年出版的聂石樵先生《楚辞新注》还采用了此说。其亦属误解。案屈原之诗,凡指郢中之群小,自有其习惯     

屈原决不是“传说人物”——驳屈原不见于先秦典籍说

屈原否定论者从多方面否定屈原,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屈原不见于先秦典籍。过去,胡适在屈原的名字上加上“传说的”三个字(《读楚辞》),如今,三泽玲尔说:“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关于屈原的历史传说,恐怕是……作为一种传说的神话而创作的。”(《屈原问题考辩》)这种屈原是“传说     

屈原未遭“放逐”考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思想家。政治家。《桔颂》《招魂》《离骚》《哀郢》等是他的代表作。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一致认为,屈原所获得的文学成就与他晚年的放逐生涯紧密相关,没有屈原晚年放逐的遭遇,就不可能有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然而,关于屈原放逐的时间地点,事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 “放逐”,《说文》:“放,逐也”,“放”与“逐”同义。《小尔雅·释言》:“放,训弃”,有弃置不用之意。可见“放逐”是赦罪宥免,从轻发落的一种刑罚。这种“刑罚”,它通常具备两个特点;一,“放”是死罪改为活罪的一种处分。二,在执行时,经常是把罪人放逐到异国,并且多是当时边远国家。楚国是有这种刑罚的。《春秋·昭公八年》载:“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昭,放之于越”,于越即后来的越王勾践之越,说明放的地方是荒远之地。经考证,屈原一生中并未遭受过刑罚而被放逐。至于传说中被放逐的地点:(一)汉北(二)陵阳(三)南楚就更不存在了。要澄清这一历史事实,推翻前人定论,     

“雷电颂”与“暴风雨”

<正> 一九四二年一月,郭沫若完成了史剧《屈原》。此剧一出现,立刻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它的演出轰动了重庆山城。然而,个别好心朋友,都劝作者把“雷电颂”改为“天问”或别的场面。其理由是“雷电颂”与《李尔王》里的“暴风雨”场面“有平行”。甚至警告说:“在暴风雨的题材里,莎士比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因此超过它是需要一个titanic的劳役的”。这一建议,郭沫若并未采纳。但是,“雷电颂”与“暴风雨”是否“有平行”?对《屈原》与《李尔王》应当怎样看?“平行”论产生的原因何在?弄清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屈原》及郭沫若的史剧成就都是有益的。     

关于屈原与楚王的姓氏及其它

屈原和楚王的姓氏问题,只要翻阅一下《史记》中的《楚世家》和《屈原列传》,不难看出他们原来都同姓“芈”(mǐ)而不姓屈和熊。然而在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书刊上,对屈原与楚王的姓氏问题却产生了种种说法。有的说“屈原和楚王同宗不同姓”;有的提出“屈原和楚王同姓,而楚王却姓熊不姓屈,这是怎么回事”的问题,有的则解释说:“春秋时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熊瑕,食采于屈邑,遂以‘屈’为姓,成为楚王族三族之一”。说屈原的祖先“瑕”因封地“屈”而得姓是对的。但说楚武王熊通姓“熊”则不妥,把屈瑕也冠以“熊”姓就更离谱了。因为“熊”在当时并非楚王之姓,更不是屈瑕的原姓。关于楚族的来源及其     

“卜居”“渔父”是否屈原所作

“卜居”“渔父”两篇都是起首一句就说“屈原既放”,同是以第三者的地位,旁观者的口吻,叙述屈原和人相问答的作品,使人读了觉得这不象是屈原所作,疑是他人伪托。王逸《章句》“卜居叙”说:“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体忠贞之性,而见嫉妒。念谗佞之臣,承君顺非而蒙富贵,已执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问神明,决之蓍龟。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这里,王逸完全肯定“卜居”是屈原所作了。但是他     

杜甫“抑屈”辨

东汉的班固曾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北齐的颜之推也曾批评屈原的“显暴君过”是“多陷轻薄”(《颜氏家训·文章篇》)。此二人系历史上最有名的攻击屈原的人物。他们的贬抑祖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主张,当然不会得到历代进步文论家的赞同。郭老在批评杜诗时,认为杜甫也是“抑屈扬宋”的,并说杜对屈的评价是“继承了班固、颜之推等人的传统的。”(《李白与杜甫》)杜甫是不是“抑屈”呢?综观少陵诗,我们不同意郭老的观点,理由如次:一,杜甫赞扬屈原的人品,同情屈原的遭遇。如《最能行》之结尾二句:“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称屈原为“英俊之才”是颇高的赞许。在《天末怀李白》末,杜甫写道:“应共冤魂语,投     

试论屈原对“比兴”的发展

前人《风》《骚》并称,把屈原的作品看得同《诗经》一样重要;其实,用“踵事增华”的观点看,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已大大超过了《诗经》。发展了“比兴”手法,就是其中显著的一例。东汉王逸就已认识到了这点,他在《离骚经序》中说:“《离骚》之文”是“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些见解,对引导后人研究屈原对“比兴”的发展,起过重要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九歌》新论(三)

《桔颂》的写作时地《桔颂》为四言诗，共三十六旬，百四十四字。为咏桔明志之作，写作时地，迄无信说。我们以为，该诗写作地点在洞庭湖，为第二次放流时所作。屈原首次放逐为疏（见《史记》本传），待郊三年（参时居》）。二次为放流，地点为洞庭湖，末为迁逐至泪罗江（见黄震云《要正确评价屈原》，刊《湘四大学学报》1995年2期）。从《桔颂）“闭心自填，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看，当时屈原已被放流，但未入绝境，故时间应在放流时，地点当是洞庭湖畔。江南产桔，地理使然。从《核领／绿叶素荣，…     

《招魂》作者补证

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向有二说:一种观点认为,《招魂》系屈原所作。首倡此说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里虽未明言,但他把《招魂》置于三篇屈作的中间,并称“悲其志”,可见是视为屈原之作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招魂》系宋玉之作。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     

屈原“自沉”的可靠性及其意义

关于屈原自沉的可靠性是不容怀疑的 ,研究屈原沉江的逻辑起点应是研究屈原自沉的动机及其意义。“赐死说”根据不足 ;“殉国说”是特殊时代的“古为今用” ;“殉楚文化说”、“政治悲剧说”对主体认知不够 ;而“洁身”、“殉道”、“泄愤” ,皆为屈原自沉动机的不同方面 ,与屈原作品的情感抒发比较吻合。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     

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创造了“骚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在我国近代以前,并没有人怀疑过。只是到了近代,廖季平在他的《楚辞新解》里才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人”的怪论。1922年,胡适在其《读<楚辞>》一文里,也对屈原的存在提出怀疑。尤其是三十年代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否定。由于受中国屈原“否定论”的影响,国外的屈原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的少数学者,相继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提出种种怀疑和否定。近年来日本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都作了彻底的否定。他声称:“屈原是一躯过去中国文学史上的偶像,……但是为了科学的现代化,我们毫不要什么偶像。” (《屈原问题考辨·后记》)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颇有咄咄逼人之势。从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文章来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客观存在,是无须重新研究的。需要研究的是,新老屈原“否定论”者为什么会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结论。我认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必须从研究方法论入手,研究新老屈原“否定论”的研究方法,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本文拟从以偏概全、主     

屈原身世及官职新说

一——屈原非楚之同姓,屈氏楚之大姓而已。《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义》引王逸说:“楚王始都,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检王逸《离骚章句》“……是时(楚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屈原列传》只说屈原为楚之同姓,但没有提供其它的资料,既然司马迁说屈原为楚之同姓,王逸也就敷衍出屈原为楚王族后裔,看得出他是根据《左传》推理的。《左传》记楚事始于楚武王,屈瑕是楚武王的开疆大臣,但《左传》没有记述屈瑕系楚武王之子。显然,王逸所谓屈姓始于屈瑕,只限于楚国及屈原系屈瑕之后的推论是靠不住的。     

摄提·孟陬和屈原生年之再探讨

关于屈原的生年,学术界探讨已久,至今仍在争论之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一、《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究竟是否指明屈原降生之年?二、“孟陬”是否是“夏正正月”之专称?三、屈原自述生辰用的是“夏正”还是“周正”?这些问题倘若不能得到解决,则屈原之生年便无法确定。我以为陈久金先生的《屈原生年考》(见《社会科学战线》八○年二期),大胆提出的“楚用周正”说,在探讨屈原的生年上开出了一条新蹊径。对他的立论和推算方法稍作修正和补充,屈原的生年便可考定。据我的推算,屈原当生于“周正”前三四○年正月初七,亦即“夏正”前三四一年十一月初七。现将我的意见分述如下。     

屈原爱国思想略论——兼和《“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的作者商榷

《“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载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以下简称《我见》)。我拜读之后,认为作者所列六点理由,都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从主观愿望出发,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定时代。一言以蔽之:就是说屈原不是爱国诗人罢了。其说不足取。持这种观点来否定屈原的,历来不乏其人,例如扬雄就认为屈原“遇不遇命也,何必自沉身哉”;班固就讽刺屈原“露才扬已”;颜之     

“三后”释义辨正

屈原《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一句中“三后”的解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认为指三王,王逸《楚辞章句》说“谓禹、汤、文王也。”其二,认为指楚之贤君,王夫之《楚辞通释》说“鬻熊、熊绎、庄王也。”戴震《屈原赋注》也说“三后谓楚之先君贤而昭显者,故经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其三,蒋骥认为“三后”谓“伯夷、禹、稷也”(《山带阁注楚辞》)。这三种解释,哪种更切合文意呢? 让我们来看看《离骚》中这段文字:“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在这段话中,诗人将尧舜和桀纣作对比。作者先是夸赞“三后”,说他们“固众芳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