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产业环境中的"日本"符号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源头.与日本金港堂的合资是早期商务印书馆经营活动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它既是近代中国民间出版业诞生之初现实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与新式文化出版人救亡与启蒙的社会使命感息息相关.从产业生态环境的角度细剖蕴涵于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中的"日本"符号,可以窥见它有一个从常态到异态、从容纳到排拒的社会接受过程.这种流变现象印证了中国近代早期民间出版业受制于外部(东亚)环境变迁的事实;而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知识群体对"日本"符号适时的形塑与消解活动,也验证了商务输送新知、启迪国民的启蒙立场,以及在商言商、与时俱进的经营理念,是商务印书馆现代性追求的一种独特的表征.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的东亚“共同起源”与“分途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使英国东方学的触角延伸到东亚,客观上呈现了中国影响下的东亚文化圈,为西方研究东亚打开一扇窗户。但是,在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背景下,这些研究站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挖掘朝鲜、日本民族化的发展,企图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去,使日本、朝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蕴含着日本、朝鲜从“东方之极”走向“西方之极”的思想。日本、朝鲜是东亚文化圈的成员。东亚文化是圈内各国认同的文化,它不会因为日本、朝鲜民族性的觉醒而消失。它只会包融西方文化,而不是被代替。中国学者应构建东亚的整体联系,提升东亚文化圈的集体认同。     

中外古代军语的比较研究——兼论对"汉字文化圈"的新认识

在"汉字文化圈"内,诸多国家和地区中的各种语言文字无不大量借用了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字,如在日本文、朝鲜文、越南文以及纳西文、西夏文、壮僮文等周边国家和中国少数民族中典型的古今军语中,就往往保留着这些具有极高学术研究价值的现已或隐或亡的古汉语语法现象.它们同属"汉字文化圈",其文字的形、音、义互有借输,又各有变异.对"汉字文化圈"地区内的古代军语做比较研究,能够较直接、准确地反映出各个时代诸多领域的真实面貌,并对"汉字文化圈"的框架体系有一个综合的新认识.     

全国"现代性与社会、文化转型"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编辑部、厦门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联合举办的全国“现代性与社会、文化转型”研讨会 ,于 2 0 0 0年 11月 13日至 15日在厦门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 ,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哲学动态》编辑部、《学术月刊》编辑部等出版单位的代表 ,以及厦门大学的教师 ,共30多人参加了会议 ,并围绕主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中国社会科学》副总编辑秦毅研究员、《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主编陈嘉明教授 ,分别代表主办单位欢迎各位专家、学者 …     

原始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评《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

苏州大学中文系王钟陵教授以一部“展示四百年民族心灵”历程的《中国中古诗歌史》刚取得成功,这位在学科建设上锐意开拓的中年学者又将研究的方向拓展到一个新的领域——原始文化研究,短短几年铸就了另一部同样处于学科前列的60万言大著——《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重庆出版社1991年12月版)。1 这是一部纵揽古今、横贯中西、学科交错、恢宏博大的理论著作。作者为这部巨著确定的论旨是:“从思维及其发展的角度,亦即从深层心理结构的形成及其变动上,来探究中国前期文化特色产生的必然性,并从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对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作出说明”(《序言》)。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探源工程。众所周知,文化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因素。每个民族(不管这个民族有没有文字)都有自己的文化,且每个民族的文化又     

颇有奥义——评冯天瑜著《"千岁丸"上海行》

20 0 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天瑜教授的专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体 86 2年的中国观察》。作者在日本讲学期间 ,查阅丰富的藏书系统 ,研究“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这一颇有价值的课题。这本专著是这部丛书的第二本。在国内系统介绍并研究这方面的文献还是第一次。19世纪 6 0年代初期 ,上海已成为英、法、美侵略中国最重要的据点 ,上海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太平军也于这时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 186 2年 4月初 ,李鸿章从安徽到达上海 ,随即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 ,他指挥的湘、淮军也陆续到达。在上海的清军、常胜军以及黄、法陆海…     

《比较文明文化学》主持人语:21世纪的中日学者对话

21世纪前十年,中国与日本的比较文明文化研究高潮迭起,扛鼎之作接连不断。上世纪末期才起步但成果丰硕的中国学者以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为研究中心,陆续推出了《比较文化学》、《东方文化史》、     

王云五与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以《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为考察中心

近代教育出版(特别是教科书的出版)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民营出版机构和最大的教育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掌舵长达25年的著名教育出版家王云五,一生从未停止过对商务印书馆的教育出版活动及事业的反思与总结,并在一系列论著的基础上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这一集大成之作。《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试图从教育出版的独特视角来展现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的互动关系,其突出特点是始终不忘强调近代出版业自身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从而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也为后人考察和认识出版与教育的内在关联及其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而生动的个案。     

周秦汉唐文明研究的重要成果--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文明>一书评介

今日的陕西省省会西安，在历史上曾长期是周秦汉唐文明的中心，对于周秦汉唐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西安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把总结和弘扬周秦汉唐文明作为自己的光荣责任，也就有其特别的理由了。西北大学是西安、陕西的学术中心，十分重视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1996年底，又调整、充实力量，建立了周秦汉唐研究中心，由著名学者黄留珠先生主持其事，积数年勤苦研究和著述之功，取得了显著成就。新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70余万言的《周秦汉唐文明》，便是其中一项丰硕的成果。周、秦、汉、唐都是中国历史…     

岑家梧《中国原始社会史稿》序

我负责作序的这本书,是已故岑家梧教授的遗著《中国原始社会史稿》。岑家梧教授是广东海南岛澄迈县人,1912年出生。1931年秋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社会系读书。1934年夏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立教大学及帝国大学研究人类学和考古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写了《图腾艺术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1月初版)、《史前艺术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3月初版)、《史前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0年1月初版)三部著作,这三本书从今天看来还全有参考的价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从日本回国。在抗战期间,他曾在云南昆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西南民族社会的研究工作。在贵州大学和贵阳大夏大学、四川社会教育学院等校社会系当教授,并到西南民族地区如云南东北境的嵩明、贵州东南的荔波及四川巴县一带     

国外历史记载里的吹牛现象有多严重

<正>一、韩国"朝鲜民族起源于帕米尔高原,迁徙经过贝加尔湖,来到不咸山,在那里定居下来,公元前6000年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并唤醒了红山文明和黄河文明……"——引自《大朝鲜帝国史》《大朝鲜帝国史》之内容与传统历史大相径庭,将古代朝鲜描述成一个领土涵盖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的大帝国,中国古代人物、部落、日本皇室为朝鲜民族后裔,韩语为全世界语言之母等此书曾被韩国的士官学校用作教材。《大朝鲜帝国史》其分五卷:第一卷:描述朝鲜民族起源,把朝鲜民族与中国传统史的东夷民族联系;第二卷:描述朝鲜对日本的开化及殖民;第三卷:描述朝鲜与唐朝的对     

岩仓使团与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之比较

岩仓使团与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之比较严　钰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３日，日本岩仓使团乘坐美国轮船“阿美利加号”，离开横滨横渡太平洋向美国驶去，开始了使团的欧美之行。１８６８年２月２５日，蒲安臣使团──近代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登上轮船“格思达噶...     

日本当代比较文明文化学研究核心观念阐释

日本学者在当代世界比较文明文化研究中有较突出贡献,文章依据日本该学科的中心观念与历史阶段划分,对日本比较文明文化学的起源、周边文明论、生态文明论和文艺复兴论等中心观念进行阐释,同时对日本比较文明文化学会的组织活动进行了简要的陈述与分析。     

日本“科举学”的转型与评价——以江户时代的《对策则》为中心

作为东亚科举文化圈的一员,日本在平安时代曾推行中国式的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在江户时代亦曾施行以"学问吟味"为名称的考试选才制度。日本学者远山景晋撰写的《对策则》一书,最为直接地呈现了"江户版的科举制度"的存在。无论是选拔人才的目的、推行考试的程式还是录取之后的任用,这一制度皆以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为蓝本。《对策则》具有古典文献学式的"对话"功能,既可以最大限度地论证"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历史事实,也可以为"科举学"向跨文化研究的拓展提供文献佐证。     

道家和道教之“太一”源于彝族虎宇宙观吗——和刘尧汉先生商讨

刘尧汉先生在《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一书(以下简称《新探》)的《引论》中一开头就说:“我这本小册子,旨在……论述中外学术界前所未知、前所未论的中国文明的源头。”《引论》在历述古今中外众多学者如闻一多、周士一、潘启明和莱布尼兹、李约瑟等人均未弄清楚中国文明源头究竟在何处之“谜”后写道:     

日本当代比较文明文化学研究核心观念阐释

日本学者在当代世界比较文明文化研究中有较突出贡献,文章依据日本该学科的中心观念与历史阶段划分.对日本比较文明文化学的起源、周边文明论、生态文明论和文艺复兴论等中心观念进行阐释,同时对日本比较文明文化学会的组织活动进行了简要的陈述与分析.     

汉籍初传日本与“马”之渊源关系考

汉字和汉籍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日本的先民们又为什么要主动去吸收这些在生活中并无多大实际作用的深奥的汉文化思想？这是过去东亚汉文化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却又未被深入研究的问题。从汉籍与“马”的传承关系出发对日中两国的史料进行钩沉后可以发现,生活在中国边缘的东亚各民族正是通过诸如《相马经》之类的实用书籍体会到汉字文明的博大精深,最终迈出了学习儒家经典、积极输入汉字文化思想的重要一步,从而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汉字文化为主的文化圈。     

山崎闇斋的"脱佛入儒"及其佛教批判

缕析被视为山崎闇斋与佛教决裂而以一介儒士或朱子学的信徒昭告世人的宣言书 ——《辟异》就会发现,该作乃是一部采撷朱熹、李退溪、薛敬轩、黄东发等朱子学者的"辟佛"言论而成的佛教批判集.虽然《辟异》之作谈不上是山崎闇斋独创性的思想发明,但其高扬朱子学之大纛、致力于朱子学的传播,且又与德川幕府进行政治合作,对近世日本的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儒佛论争的东亚思想史视野予以考量的话,山崎闇斋佛教批判的理论话语和思维形态并没有溢脱出中国宋明理学"辟佛"论的藩囿,但从日本历史发展及其思想论争之变迁观之,其彰显出了日本近世由佛向儒的意识形态转变面向.     

《斯巴达之魂》材源考辨

对于自己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鲁迅并不乐意承认,其难言之隐在于,除了是翻译还是创作难以说清之外,确认小说身份的材源也始终无法找到.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森冈优纪等人对此做了大量详实而富有价值的考证工作.不过,日本学界也存在重视日本而忽视中国、重视历史而忽视文学的不足.如果不能从全球视野看问题,就会忽略东西方文明对话与对抗之中其它国家知识界所扮演的角色与所做出的贡献,也无法从更宏大和更完整的历史视野对斯巴达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数千年的知识源流、传播影响做出全面分析与整体判断.其实,记载有斯巴达三百勇士故事的中文读物如徐继畬在传教士帮助下辑著的《瀛环志略》、法伊夫的《希腊志略》中译本等,都要早于明治日本,这些书正是梁启超写作《斯巴达小志》的材源,而《斯巴达小志》又是《斯巴达之魂》的材源.影响鲁迅创作的,既有日本明治思想的熏陶影响,也有周边留学生文化圈的直接感染.     

一篇《长恨》有“婉讽”——评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

白居易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文学史上的一篇经典之作,有文化的中国人大概很少不知道它。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这篇脍炙人口的佳作也飘洋过海,流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同属一个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如日本等,更是影响深远。从《长恨歌》问世至今,已整整12个世纪(806-2006)。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