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亭记》主题思想探说

关于欧阳修《醉翁亭记》(以下简称《醉》文)一文的旨趣,历来的评说多侧重一个“乐”字。目前所见有关资料,亦多从此说①。《醉》文通篇用“也”字结句,全文以“乐”字贯之,构成本文十分引人瞩目的显著特点,这是作者“为文天才自然”,“超然独骛,众莫能及”②之处。但正因为这样,历来的人。也就过多的注重“乐”的这条明线。而却忽略了作者以“乐”饰愁,以“醉”     

欧公居滁无乐考——《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别解

庆历六年,欧阳修在滁州创作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极力铺陈渲染山水之乐、宴宾之乐、丰收之乐、民俗之乐等各种乐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他同时期的诗中,多写其遭贬后的苦闷与烦恼,而讳言其"乐"。事实上,欧阳修贬谪滁州,背负着"朋党"与"德薄"的双重恶名,隐藏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灵创伤。这两篇宣扬"与民同乐"的游记,既表达他醉酒后的狂放与洒脱,更反映其强自振作、强颜欢笑的贬谪心态,堪称"太守之文"的典范。     

孔子与乐舞

礼乐并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代理成王摄政期间,制礼作乐,制定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完善了伦理道德准则的规范。他十分重视武功文治,行施裕民政治,强调《诗》、《书》、《礼》、《乐》的社会作用,因而《诗》、《书》、《礼》、《乐》就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对此,孔子盛赞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这清楚地表明孔子是周公的追随者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孔子也十分重视《诗》、《书》、《礼》、《乐》,曾列为教科书,教授弟子。《诗》即《诗》三百,《书》是历史文献,《礼》即典章制度,《乐》指当时的文艺。它们的关系如何?     

汉语语境下“教学”意义的本质特征

庆历六年,欧阳修在滁州创作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极力铺陈渲染山水之乐、宴宾之乐、丰收之乐、民俗之乐等各种乐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他同时期的诗中,多写其遭贬后的苦闷与烦恼,而讳言其"乐"。事实上,欧阳修贬谪滁州,背负着"朋党"与"德薄"的双重恶名,隐藏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灵创伤。这两篇宣扬"与民同乐"的游记,既表达他醉酒后的狂放与洒脱,更反映其强自振作、强颜欢笑的贬谪心态,堪称"太守之文"的典范。     

关于《诗经》的编者——与许廷桂先生商榷

文章就许廷桂《〈诗经〉编者新说》一文提出商榷意见。许说《诗经》系“宣王肇始,平王编成”缺乏依据。《诗经》中为数不少的作品,分明产生在平王之后,孔子补编亦难自圆其说;“季札观乐”对史料有拣择、虚拟,不能据此认定襄公二十九年就有《诗》的定本而否定孔子删《诗》。许说《诗》乐是结合在一起的观点,也与史实不合。我国古代音乐发达很早,并非长期与诗、舞纠结而存在,《诗》被采合乐只是其中部分篇什。     

词义札记二则

古籍申的一些词句,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对其中的个别字词的拿捏直接影响到对句意的理解。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论语·述而》中的“暴虎冯河”和《醉翁亭记》“太守醉也”的“醉”进行了训释。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孔子与乐舞

礼乐并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代理成王摄政期间,制礼作乐,制定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完善了伦理道德准则的规范。他十分重视武功文治,行施裕民政治,强调《诗》、《书》、《礼》、《乐》的社会作用,因而《诗》、《书》、《礼》、《乐》就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对此,孔子盛赞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这清楚地表明孔子是周公的追随者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     

论李白渝州诗《峨眉山月歌》的生命情调

李白《峨眉山月歌》写于25五岁出川入渝时,从诗中的地名意象及诗歌声情,分析其中的生命情调.从诗中出现的五个地名意象、“思君”所指为何,以及诗中的情调表现,可以看出《峨眉山月歌》深具眷恋乡园的感伤基调.     

由西周“乐语”到孔门说《诗》——儒家《诗》学体系的初建

西周是重“声”的时代,其时《诗》是诗、乐、舞三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诗》的文字内容附着于“乐”而存在,并根据礼仪被用于贵族宴享。“乐语”可被视为最早的《诗》评文字。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在导致《诗》乐分流的同时,《诗》的礼用旨归亦受到破坏。对《诗》的应用不再依礼而行,赋诗断章成为潮流。赋诗断章虽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同时亦给了《诗》以重新阐释的空间。孔门说《诗》由此而出,孔门学者用《诗》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开启了用《诗》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兴”这个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孔门学者重联想譬喻的解《诗》方式。用《诗》与解《诗》是他们对待《诗》的两种基本态度,早期儒家的《诗》学体系即由此建立。     

论“思无邪”与儒家的政教价值

孔子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取用《鲁颂·马冋》篇中的“思无邪”一言以蔽三百篇,从而确立了《诗》的价值基调。“思无邪”观念的产生与春秋时期礼乐的崩坏有直接的关联。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礼乐旧制,但迫于儒士身份和现实困境,他将诗、礼、乐转化成与个体修身有关的道德命题。在正道失序的现实背景下,先秦儒家将中正无邪的价值诉求植入到诗、乐之教中,以此来维护诗和礼乐的纯正性。     

是“轹古”,还是继往?——与《气往轹古,辞来切今》一文商榷

(一)《淮阴师专学报》今年第一期刊登的《气往轹古,辞来切今》(以下简称《轹古》)一文,对明末胡夏客的《王昭君辞》推崇备至——该文由晋石崇定昭君诗“悲剧”基调作用的《王明君词并序》说起,列举了在立意上都属“石崇一路”,“渲染悲怆气氛,未见新意”的唐代李、杜等诗     

周代乐语教育与中国诗的产生

乐语，就是针对“乐”而“语”。“乐”即指升歌之歌乐。《周礼》记载的乐语有六种形式：兴、道、讽、诵、言、语。“乐语”是一种有文采、有章法、有节奏、有韵律的“语”，它是未成型的诗，是诗的原材料。乐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诗的源头，是中国诗产生、创作的根源。乐语产生了诗，乐语从“歌”中提炼、演绎出了“诗”。乐语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了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分离，也促成了文学语言与音乐的分离。中国最早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周礼乐语不仅决定着《诗》的创作和中国诗的产生，它对后世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影响亦极为深远。     

孔子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它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这与孔子私设教馆,以《诗》教授弟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孔子诗教、教诗、评诗、正乐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教诲弟子说:“小子(学生们)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儒”,从而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     

浅谈比较阅读法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比较,是思维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人们认识事物,往往是始于比较。我们把内容或形式上有一定联系的读物加以对比,有分析地进行阅读,叫比较阅读。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比较: 一是主题比较。即同一体裁或题材,但立意又不尽相同的文章的比较。如《雨中登泰山》和《醉翁亭记》,两文皆是游记,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对山川景物的热爱,文中皆透出“乐”字来。前者表现了雨中登泰山的“独得之乐”,而后者则抒发了“与民同乐”的思想。但前者的“乐”是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壮丽山河,热爱悠久文化传统的情怀,而后者的“乐”,却隐隐约约地流露出作者被贬滁州,怀才不遇,遣情于山水的抑郁之“乐”。再如《夜》和《药》,均为明暗线索,且都写了革命者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精神,但主题却各     

古竹院考——从李涉的诗谈到镇江的竹林寺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 固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上面这首诗,是唐代著名诗人李涉写于镇江鹤林寺的名作。它流传久远而广泛,其结句“又得浮生半日闲”,往往被人用为表达繁忙疲劳之中暂得休息的口头禅。 《全唐诗》收了李涉这首诗,篇名是《题鹤林寺僧舍》。旁注“寺在镇江”四字,当系清代编诗者所加,因为在唐代镇江尚称润州。又诗的结句“又得浮生半日闲”下加注:“‘又’一作‘偷’。”据《全唐诗》所收李涉其它各诗,如:《京口送朱昼之淮南》、     

也论桃花源记与系诗的关系

近来学术界对《桃花源记并诗》的关系问题,持有不同看法。雒江生写的《略论桃花源记与系诗的关系》一文(《文学遗产》1984年四期)认为:“记和诗没有任何联系,是陶渊明在不同时期,不完全相同的写作旨趣下所写的各自成篇的两篇诗文。”雒文褒记而贬诗,并肯定说:“文学界向来所批评的《桃花源记并诗》的复古主义和宗教迷信思想,其实主要表现在诗里。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评价《桃花源记》时,应该把它与后面的系诗区别开来,分别评论,不应该把诗与记等同,放在一起评价,而降低了记的文学价值。”我不同意上述观点,今谨抒己见,以就正于方家。     

孔子的“思无邪”与其中和美学思想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总评价。历来对“思无邪”的解释受包咸、程朱、郑浩的影响比较大,或说是“思想纯正无邪恶”,或说是“不虚假”。这些都不准确。孔子的“思无邪”是就诗与乐两方面而言的。上古,诗乐一体,《诗》三百皆是合乐之诗。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乃无意,“无邪”即直,“思无邪”是说诗与乐中正和平合于节度。这是孔子从其中和美学思想出发对诗乐（文艺）的评价,也是其中庸哲学思想的反映。     

谈《醉翁亭记》一文用“也”学

欧阳修《醉翁亭记》,全文约四百字,就用上二十一个“也”字,后人对此有种种看法。《桑榆杂录》:“或言醉翁亭记用‘也’字太多,荆公曰:‘以某观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户者曰:‘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此处欠之’。荆公大喜”。王若虚则谓:“若如所说,不惟意断,文亦不健矣。恐荆公无此言。诚使有之,亦戏云尔”《见《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六)。若虚对《醉翁亭记》非常赞赏,曾讲:“《醉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