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岁时民俗特征比较中韩端午节端午祭

根据岁时民俗的传承性与变异性特征,中国端午节与韩国端午祭均为中国上古端午祭的现代传承.端午节即端午祭,祭祀是端午节的本意.中国端午节的历史文化内涵大于韩国端午祭.中国端午日举办的各种节俗活动,归结起来均与祭祀信仰有关,并有官方与民间的等级区别.现今韩国江陵端午祭由"儒教式祭仪"和"巫俗祭仪"两部分组成,实即相当于官方与民间的祭祀活动.自上古时期至今,在端午这一天祭祀以祓除瘟疫、祈求人寿年丰,在中国和韩国都未有任何改变.几乎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所有细节,都可以在中国端午节俗活动中找到具体的、同一性质的对应.     

唐代北岳祭祀析论

唐代北岳实为共享的仪式空间,其祭祀涵括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两个层面。具体而论,国家祀典中自开元礼五岳常祀成为定制后,北岳常祀代有举行,同时,官方祭祀还与祈雨、祈晴仪式密切相关,其中暗含政治控制和邦国经纬之意。而北岳祭祀凸显的捍御边防之诉求,与北岳所处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密不可分,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四岳祭祀的特征之一。相较而言,民间北岳祠祭延展为多种样态,其崇祀神灵的主要动机亦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其规模有时并非一般,可以由此反观此类民间祭祀的活跃程度。     

动乱时代的责任与道义——清代广西边疆城市社会福利事业述评

清代广西边疆城市地方官府、民间绅商和西方传教士举办利益诉求与运作方式不同的社会福利事业,对稳定城市社会秩序有一定积极作用。民间力量在社会福利事业运作管理中承担更大的权责,官方逐渐退出社会福利事业的管理领域是清代广西边疆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突出现象。     

清代湖北义学中官民参与的几种模式

清代湖北义学可分为官方主导型、官民合作型和民间力量主导型。总体而言,官方主导型占据主要地位,民间力量始终受其控制,至清末,官方的控制力达到顶峰;但在官方和民间参与义学建设的过程中,官方和民间力量并非各自为政,在官方主导中常有民间力量参与,而民间力量主导不能完全脱离官方,两者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持,相互依赖。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

妈祖作为民间神,在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朝廷赐额封号方面,明永乐初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庙额曰“弘仁普济天妃之宫”;在祀典等级方面,洪武初已规范国家祀典,妈祖极有可能在当时已纳入朝廷祀典的“名山大川”之类,由地方官祭祀,永乐初妈祖正式纳入明代朝廷京都祀典,并至少保持至万历间;在祭祀规格方面,在都城建有国家等级庙宇,由朝廷每年定期遣太常寺官致祭,祭祀时配有乐舞。明代对天妃的官方祭祀活动除朝廷祀典与地方祀典之祭外,还包括了卫所官兵、外遣使臣的祭祀活动。     

城隍神与土地神祭祀在清代豫北地区的争夺

清代因其特有的历史背景,民间信仰体系中的神灵已是人格化了的神,而不再是尚未实现人鬼结合的神。城隍神代表清代的朝廷意志,官府往往充当朝廷在地方实行社会控制的代言者和执行者。土地神则代表地方势力,既包括基层城乡民众,又包括对中央有离心倾向的地方乡绅。国家政权与地方精英在祭祀事务上时而合作,时而斗争。总的来说,在豫北祭祀的争夺中,官方占据优势。     

明代山东民众信仰的多样性

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明确规定了国家允许进入祭祀的神灵。为了强调正统信仰的合法性,明太祖从法律上强化官方宗教,洪武三年六月禁淫祠制日：“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间合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卷五三,P1037页,洪武三年六月甲子）但明中叶以后大量民间信仰开始进入国家祀典,民众信仰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公共场域重构、社区归属感与失地农民城市融入

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社会转型中亟需解决的现实难题。 本文从“场域—惯习冶视角分析失地农民在交往场域、文化场域与参与场域中的城市融入困难,发现失地农民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由于交往场域缺失、文化场域融合困难以及参与场域行为障碍所导致的失地农民社区归属感不强,是影响其城市融入的主要原因。 因此需要协助失地农民通过交往场域的构建、文化场域的改进与参与场域的创新,重构社区公共场域来促进其城市融入。     

汉代“蚩尤”崇拜

“蚩尤”神话在汉代得以演绎充实,形成内容丰满的故事。不仅官方祭祀体系中重视“蚩尤”祭祠,民间也有广泛的“蚩尤”信仰。特别是齐鲁地方“蚩尤”崇拜尤为浓重,反映了汉文化内涵丰富的特色。如果期求全面地说明汉代意识史,似乎不宜用“独尊儒术”做简单化的概括。     

稷祀与民间社日研究

古代民间乡里的社日,一般认为其只祭社神而不祭稷神,其实民间社日祭祀的也是社神和稷神,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祭祀稷神的成分更多于社神。民间的社日源于先秦的“置社”,春秋战国时代,民社已经遍布天下,而兴于秦汉,盛于唐宋,衰微于元明,至今流风尚存于个别地区;但民间乡里的社日与封建国家政权的社稷是多有区别的。     

清代济南地区旱蝗灾害与地方信仰

清代济南地区旱蝗灾害严重,驱蝗神信仰和龙神信仰格外受到重视。在民间,龙神信仰和驱蝗神信仰有着广大的信仰空间。而官方政权力量对于驱蝗神与龙神的不断祭祀与敕封成为驱蝗神与龙神在民间进一步传播、活跃的重要因素。驱蝗神与龙神信仰彰显了国家政权与民间信仰力量的良性互动关系,亦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宗教信仰的现世功利性。     

古代燎祭用物及其意义

燎祭是古时一种通过积柴燔燎而祭祀的重要祭法,从古代文献的植被记载、华北植被考古调查和民间习俗及树木特性来看,燎祭使用的柴薪多是栎、松类树木,且多限于暖温带落叶阔叶类树木,反映出祭祀礼仪中采用的原料的地域性,无形中造成了族群之间的区别;燎祭所使用的物品种类和施行方法,表达出古人的自然与文化相结合的观念.     

神性的交集与关系的分殊——陕西炎帝信仰的三种类型比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炎帝祭祀传统的恢复,陕西A地先后形成了以神农祠、炎帝祠、炎帝陵为三大主体的炎帝信仰格局。同时,由于其资金来源、参与人群、组织力量、仪式承包者等不同,从而呈现出民间、官方、官民共建的三种信仰类型及其表达模式。然而,这三种信仰类型之间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基于一个神性的炎帝信仰,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所建构的炎帝信仰与老百姓所信仰的炎帝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实乃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官方建构的与民间信仰的,是"公祭"与"私祭"的分别,但这并不影响民众对于炎帝的信仰及其祭祀。     

网络政治传播中的议题建构与互动——基于4个时政型事件的框架分析

官方场域与公众场域的分化是中国网络政治传播生态显著的特点。通过选取4个时政型网络事件,使用内容分析方法并结合框架理论,对官方场域与公众场域在议题建构中所使用的6项通用框架(事实认定、冲突、责任归因、对策建议、道德判断与人情味)与3项主题框架(政治行为、政治评价、政治发展)进行了量化分析。结论显示,官方场域与公众场域在框架使用中存在多层次的差异性,公众场域往往能够在事实层面影响官方场域,具有向官方场域输入议程的能力,而在行动层面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黄陵、新郑和缙云黄帝公祭再探讨

针对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和浙江缙云三地举办的公祭黄帝典礼的历史、现状和不足,以及围绕陕西黄帝陵和河南黄帝故里之间的国祭之争,利用文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随着祭祀热和国家对于庆典活动的清理,在黄帝的祭祀上,当前办出影响的主要有黄帝陵祭典、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和缙云轩辕祭典。目前陕西和河南之间的黄帝国祭之争,尚不足以动摇黄帝陵祭典的地位。自唐代开始,黄帝陵就被列入官方祀典,明代黄帝陵寝再次得到官方认可,形成定期致祭黄帝陵的制度,并绵延至今,黄帝陵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黄帝陵祭典历史久、规格高、影响大。黄帝祭典不仅表现了对黄帝的尊崇之情,还具有展现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绩、增强海内外华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发挥黄帝祭典的社会功用,通过修改完善祭典仪程细节和进一步加强祭祀现场的组织工作,提高公众参与性,乐舞献祭要体现时代特色,提倡完全以现代服装祭祀黄帝,黄帝祭典祭祀用乐和祭文要加大创作力度,要在引起公众共鸣上下功夫。     

两宋时期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

两宋政府十分在意对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用心整顿民间信仰,一是通过编修祀典及神祗位阶赐额加封制度将部分民间祠祀合法化,纳入官方祀典体系--春秋以时祭祀;二是不断针对祭祀对象、祭祀行为和祭祀组织,颁行禁令,取缔禁止"淫祠淫祀".     

南宋时期城市社会救助体系探析

南宋时期,随着城市贫困化现象的不断加剧,各种社会救助日显活跃。其中,官方救助占主导地位,民间救助属于补充。就救助类型而言,官方主要有预防性救助、补救性救助和补偿性救助三种,民间主要有社区救助和行业救助。在救助内容和方式上,官方救助涉及包括赈饥、救寒、防暑、助医、养老、育幼、救灾、助葬等诸多方面,民间救助则集中于饥寒救助,也涉及行业救助、婚丧救助等。与传统荒政相比,南宋城市的社会救助对象广泛,内容多样,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向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趋势。但就其体制而言还很不成熟,有着诸多历史局限。     

论周代的尸祭及其源流

我国周代对祖先的祭祀,是让一个活人充当死者的神主或神象,接受子孙的祭祀和膜拜,这个人代代表祖先向子孙赐福,被祭祀的人叫尸,这种祭祀的形式叫尸祭。尸祭是周代祭祖的主要形式,研究尸祭及源流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的演变有重要的意义。 一、周代的尸祭 周人对祖先的祭祀非常隆重,他们相信祖先死后,其灵魂仍然存在,必须在一定的时候对祖先进行祭祀。 埋葬死者以后,从对死者进行虞祭祔庙开始,直至在服丧的三年之中要对死者进行各种     

略论清代荆州的城市教育

清代荆州作为全国驻防地之一,其城市的政治作用不言而喻。荆州作为城市区域和文化范畴,已顺其自然地成为政治中心贯彻和统治地方思想的地域坐标,成为政治话语表达和笼络文化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容忽视的是,教育作为城市重要的一个场域,对荆州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所带来的意味和价值。     

风险沟通理论下突发性灾难事件不同场域传播互动研究——以台风“尼伯特”事件为例

本文基于风险沟通的理论,以突发性灾难事件第一号台风"尼伯特"为个案,通过对其传播过程中官方与民间场域在信息响应、内容结构、公众回应与社会信任等方面的内容分析,探析在两大场域间突发性灾难事件风险沟通的特点、差异,并在风险沟通的视野下对突发性灾难事件在不同场域的传播互动进行多维度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