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圆寂青海乐都瞿昙寺考

明"靖难之役"之后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本文根据青海乐都地区多家谱牒、民国时期史学家慕寿祺手记、《创修渭源县志》及相关史料,通过对当地民间传说的调查,对明王朝与瞿昙寺情结、乐都杨氏家族与瞿昙寺特殊关系的分析,以及瞿昙寺颇具皇家建筑特征的考证,认为建文帝逃出南京城后,削发为僧,几经辗转卥①游青海乐都,并最终园寂瞿昙寺。     

寺与坊：二元视角下探析回族寺坊组织的作用与地位

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分化问题日趋严重,挖掘乡村社会内部传统整合力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本文以“寺”与“坊”两个空间纬度说明了寺坊组织在回族乡村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并探析了回族寺坊组织作用及范围的延伸问题。由此刻画了当前回族乡村社会中传统社会整合实体的发展、变迁的现实状况。     

拉卜愣寺六大学院修习体制源考

文章对拉卜愣寺修习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与西藏各大寺院的法缘关系进行了论述.     

“感物”与“感悟”——论莫言创作中的感觉与悟性

感觉抒写是研究者对莫言文学表现艺术的重要关注点之一,但这种关注基本上聚焦于莫言作品中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的表现及通感艺术的运用。其实,在莫言的文学表现中,更主要的是基于感官又超越感官的心灵、精神或灵魂触动,是对人、事、物的整体感觉与核心体悟。莫言让笔下所有的故事都进入自己的感觉场,故事中的人物成为感觉中的自己,主人公的处境就是他感觉中的世界,他以丛生的感觉与丛生的思维写出了"普通人的传奇和传奇中的普通人"。丰富的感觉组成了莫言小说的氛围、细节、场面,构成了作品"密集的事件"与"密集的人物",而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感悟则构成了作品"密集的思想"。     

关系与权威的再生产：社会学视角下的回族寺坊组织成员的选举

文章通过挖掘影响回族寺坊组织选举的主要因素,以及寺坊组织成立后其成员关系与权威网络构造的途径与影响,探讨了寺坊社会结构对寺管会选举成立的影响,揭示了寺管会成员行动的意外性后果对寺坊社会结构的重构,以动态的研究视角剖析了回族寺坊组织的选举现象.     

李道子与太极拳关系考——《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的可信性与价值初探

<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碑文的面世,为我们了解李道子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与相关史料比对研究,可以确定碑文的大部分信息比较可信.这些信息对于研究太极拳的起源、三教合一论以及古老的养生文化是弥足珍贵的.但是碑文中述及李道子为无极养生功的创始人则难以成立.有些论者认为李道子是太极拳的鼻祖,则是更加不可能的.不过,太极拳与无极拳以及千载寺的养生文化却一定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承继关系.     

西域的供养人、工匠与窟寺营造

本文主要是根据吐鲁番文书以及新疆石窟或寺院中的壁画、题记、账册、碑铭,探讨供养人、工匠在窟寺营造中的关系,以及工匠修建窟寺的报酬和工匠的来源。     

北岳地方社会与唐代慧炬寺蠡见——以恒山慧炬寺石刻为中心

通过集中讨论唐代恒山慧炬寺所立四通石刻,追溯慧炬寺立寺前北岳地方社会与佛教发展情况,聚焦慧炬寺肇创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可以看出,慧炬寺虽创立于唐,但其创建佛寺的信众基础和宗教土壤却是植根于汉末以来河北佛教的历史发展。慧炬寺肇创是北岳地方社会中上层善信推动的结果,该寺在建立伊始就确定农稼立寺。不过,揆之碑刻可以看出,在慧炬寺的发展中,其信众中周边方镇军管手工行业中属于武职身份的管理官员,尤其是中下层管理者,特别引人瞩目,这一群体构成了慧炬寺延存的重要外缘。     

浅谈徐继畬与福州神光寺事件

徐继畬在鸦片战争时调署汀漳龙道，在漳州前线积极抗英。在担任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期间，他主动了解外情，编撰《瀛寰志略》，向国人介绍世界大势，属于林则徐一派能够“开眼看世界”的开明士人。咸丰初年，徐继畬尽管在处理神光寺事件上有可訾议之处，但他并无媚敌妥协的主观动机，又能积极主动地考察外情，对中外大势保持着清醒而理智的头脑。这在当时多数人都处于混混噩噩之状态的官场上，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色科寺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关系研究

色科寺是青海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历史上特别是有清一代在青藏及蒙古地区享有崇高的宗教地位。清廷至民国政府都给予色科寺以崇高的待遇,使其逐步成为青藏地区政教合一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透过色科寺与清朝、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梳理与分析,不但可探讨中央治理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和宗教事务管理的政策及其演变,也可分析清代以来中国的"园家(朝廷)"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模式及其变迁。     

《庄子》书之考证

但是接着对于这种无标题的外杂篇 ,虽假定为学庄子者所作 ,而究竟那些篇为庄子后学所加 ,那些篇为庄子直传门人所作 ,这当然应该首先注意的 ,于是为解决这个问题 ,便发生许多不同的见解 ,如许地山《道教史》〔9〕以为外篇与杂篇的年代 ,可依武内义雄底断定 ,大体分为五个时期 :一、各篇著作时代(一 )庄周直传底门人所传底为《至乐》、《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寓言》、《列御寇》。(二 )成于稍晚的后学底为《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三 )成于齐王建 (公元前 2 64-前 2 2 1 )时代底为《骈拇》、《…     

南海神庙铜鼓诗与铜鼓文化考

南海神庙是中国南海丝绸之路的重要象征,其铜鼓诗及其铜鼓文化反映珠江三角洲族群团结、勇敢和开拓的胸襟,是岭南文明的一朵奇葩。这种优秀传统是源于当地的生产、生活,又是融合了四方先进文化来发展自己的真实写照。它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精神。     

明代徽州宗祠的特点

明代宗族制度最为完善和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徽州,当地兴建宗祠相当普遍。嘉靖十五年祭祖今为徽州宗祠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徽州宗祠祭北始迁祖的兴盛还与汪华、程灵洗的地域神崇拜有关,元代徽州学者主张祭礼始祖也推动了宗祠建设;明代徽州宗族建祠祭祖的特点是宗祠的发展,即以祭祀始迁祖统宗合族。     

《西域水道记》刊刻年代再考

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是清代西北历史地理学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通常的记载以龙万育撰序的时间为依据,认为《西域水道记》刊刻于道光三年(1823年)。日本学者榎一雄最先考察出邓廷桢序文的署衔是判定《西域水道记》刊刻年代的标准,因此推测其最早的刻版印行年代是在道光十五年至十七年间(1835～1837年)。笔者根据《西域水道记》的引文内证,推翻道光三年说;又据徐松与李兆洛的通信外证,确证《西域水道记》最初刻成于邓廷桢任两广总督的道光十九年(1839年),它反映了徐松、邓廷桢等道光时期的知识群体敏感的学术经世意识。     

西汉伊循职官考疑

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认为西汉所设伊循都尉属于敦煌郡的部都尉;伊循地区除存在隶属于敦煌郡候望系统的都尉职官外,还存在隶属于中央大司农的屯田系统的职官。     

《庄子》书之考证

庄子是大文学家,而兼哲学家,他的思想大多是以寓言体裁为载体,所以其哲学思想不如一般哲学家易于了解.他的思想中的唯物论是不可抹杀的,并且他的思想也代表着被统治者的思想和希望.从版本和篇目上考证,<庄子>的内篇七篇大致无问题,内篇与外篇的关系是互为发明,以内篇为主;外篇杂篇为庄子后学所加.在思想理路上,庄子学分为左中右三派中派为庄子直传弟子,追求逍遥自得与齐一万物的境界;右派-儒家化的庄子学,主张"内圣外王之道";左派--极端的无治派,追求忘义、忘礼、忘乐.     

"至道三年避真宗讳"考

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卷五"数朝同讳例"中的"宋至道三年避真宗讳改"一语,颇引起读者的疑惑,似是父避子讳.实际上,这是新君未改元时在旧君年号中避新君讳,是理所当然的事.这种现象不但多出现于北宋时代,在其他朝代中也应该是常见的,在避讳学上值得特别注意,读史时也不可忽略.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治史的启发.     

徐增生平考述

徐增是明末清初颇有影响的诗人,同时也是有名的编选家、批评家。他一生经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顺治、康熙六朝,与当时文人交游非常广泛。徐增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卒年不得而知。经考证,他一生经历了早慧的青少年时代、多病坎凛的壮年、漂泊凄清的中年和著述向佛的晚年。对徐增生平的考察,可以使我们全面了解徐增其人,进而能够深入理解其作品。     

王嘉甫生平小考

本文在孙楷第先生考论的基础上,根据刘敏中<中庵集>所提供的新资料,初步考定元初散曲家王嘉甫生于1208年以前,卒于1268年以后,名元亨,河北完县人.金宣宗时陕西东路转运使王扩之幼子.宪宗六年任济南行台详议官,世祖至元初任济南府学教授.卒后家贫,无力归葬,藁殡于济南历山.     

皎然《诗议》考

<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即传本<诗议>的前半,和传本<诗议>的后半以及皎然<诗式>,对很多问题的有不同看法,有的甚至走向两个极端.这二者可能不是作于同一时期,<诗式>定稿于贞元五年(789),作于皎然晚期,<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则当作于大历八年(773),甚至广德二年(764)之前,作于皎然早期.这说明,从<诗议>到<诗式>,皎然的文学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可能与大历贞元年间诗歌现念的变化.与当时一些士人性格作风和马祖道一洪州禅的影响有关.怎样更为准确地把握皎然及大历贞元年间文学思想面貌,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