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元舆《牡丹赋》作年考

《全唐文》收录有两篇《牡丹赋》,其中舒元舆《牡丹赋》作年无考。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主要运用排除法和推论法,推断这篇赋创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暮春,即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前半年。该赋集中体现了舒元舆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行动因而得到升擢的特别心态。     

再论唐代文宗朝党争问题

唐文宗朝的党争是唐代政局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政治事件,也是预示着唐代政局由中唐转入晚唐的关键性标志之一。传统所谓"牛李党争"的提法不仅不符合史实,还具有很大的误导性,比较确切的称谓应是"二李朋党",而这场党争其实是在唐文宗朝才真正爆发的,它以"甘露之变"为界,分为大和党争和开成党争前后两个不同阶段,且各具特色。文宗朝党争深受当时政治体制及其演变的影响,是一种体制内权责矛盾的产物。     

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与中枢政治

唐代德宪两朝承安史乱后之政局,在宰相淡出中枢决策系统、差遣使职进一步侵蚀国家行政机构、宦官专权以及藩镇跋扈的政治环境下,皇权出于对中枢决策的集中的要求,提高了翰林学士草诏出令、参决大政的职权,使其跻身于中枢决策,成为辅助君主居于禁中集权决策的重要政治力量。     

舒元舆简论

舒元舆是中唐文宗时期一个有才能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当宰相不到三个月便发生“甘露之变”,遭到宦官仇士良的杀害,从此披上了恶名。旧史家说他性“诡激”,“乘险蹈利”,“深谋诡算,荧惑主听”,把他和另一个谋诛宦官的宰相李训并称“二凶”,罪名之多,不一而足。《太平广记》卷一五六,还有一则荒诞的故事,把舒元舆描绘成迷信风水、     

唐代翰林学士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

开元二十六(公元738)年翰林学士院的设置是唐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翰林学士自此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活跃在政治舞台,翰林学士与宦官集团的斗争对唐后期中枢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英宗、宋神宗朝翰林学士与治平、熙丰诗坛——以王安石为中心

宋英宗、宋神宗朝任用翰林学士共36人。熙宁、元丰人才之盛，堪比庆历、嘉祜。王安石文章节操都堪称“真翰林学士”，他对翰苑制度之变革，翰苑词臣之任用，翰林学士之政治职能，都给予直接有力的干预和推动。熙丰时期不同政治力量间的角力与学术思想的交锋也导致文学群体的分化，在王安石及其新党把持熙丰政坛、文坛话语权的情势下，旧党翰林学士陆续被贬退，“乌台诗案”毒化了自由活泼的文学生态。由于文学的政治化、边缘化以及政治家和文学家身份的分裂，使熙丰时期以王安石为中心的汴京诗坛并没有成为诗歌创作和传播的中心，熙丰诗坛呈京城与地方独立分散形态。元丰年间，新党学士王硅、蔡确、章悖、王安礼、张璨、安焘、李清臣等人围绕王维山水画的一组题画作品，为探究新党学士群体复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范本。     

从对立到合流:明代言官群体与宦官的互动

基于身份和政治理念的不同，明代言官群体与宦官有着本能的对立，在宦官为祸炽烈的正德、天启朝，二者的对抗尤为惨烈。但随着明代政治格局的演变，言官与宦官的政治分野逐渐模糊，双方的关系由对抗趋于合流。从整个明代的历史来看，言官群体制衡宦官的作用十分有限，在与宦官的较量中多处劣势。究其由，首先，宦权是异化的皇权，宦官假手皇权压制言官；其次，言官群体分化蜕变，丧失气节，党附宦官，助纣为虐，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文学与政治之间——唐玄宗朝翰林学士述论

作为固定的使职差遣,唐翰林学士确定于唐玄宗朝。它经历了文学侍从、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等几个阶段。玄宗朝翰林学士的中枢政局定位尚欠明确,运行体制亦不完善,所以它的政治作用未能完全发挥,政治地位也不稳定,对其他政治权力有较强的依附性。玄宗朝翰林学士的入选与开天之际重用文学之士有密切关系。由于身处枢密机要之地,兼以文词之士出身,翰林学士成为盛唐文士投献诗文的重要对象。众多优秀文学家因此云集京城,令开天时期京城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风格,衍生出丰富的文学现象。翰林学士在客观上促成开天时期京城诗人群体审美趣味的汇聚、整合与形成。翰林学士是开天时期文词之士进阶仕途的重要渠道。     

宋代翰林学士知贡举

两宋时,翰林学士知贡举的现象较为多见,北宋又较南宋更为突出.通过知贡举,翰林学士得以影响一代文风.翰林学士知贡举,还与当时的政治密切相关.当权臣用事时,翰林学士知贡举的现象较衰微,蔡京、秦桧、韩侂胄主政时即是如此.理宗朝,理学之士得势,翰林学士知贡举的又多了起来.     

论中晚唐进士朋甲与官僚朋党的关系

中晚唐举人结为朋甲,相互延誉,干挠视听,无论士族与寒素,还是奥学雄文,凡是驰骋名利,欲谋取科第者,就不能避免受朋甲的影响.中晚唐进士朋甲是政局变化的一个附属品,正是因为宣宗以来,牛李党争渐息,宦官控制了朝政,以宰相代表的南司完全服从于宦官之北司,进士中芳林十哲依靠宦官实力为其登科创造条件,正是当时宦官专政在选举方面的表现.     

李白卒年考辨

长期以来人人皆认为李白卒于宝应元年, 1983年李从军先生首先提出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说。本文从对李阳冰《草堂集序》的辨析,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及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的考辨,论证了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 而卒于永泰元年。     

关于五代宰相制度的若干问题

五代时期朝代更迭频繁 ,政局动荡不安 ,对宰相制度产生很大影响。五代宰相的名号和机构基本上沿袭唐代 ,其一大变化是宰相的品级得到统一固定和提高。五代宰相的权力遭到枢密使、翰林学士和端明学士的侵夺和分割 ,受到极大限度的削弱。五代时期不乏有一些颇有作为的宰相 ,但从整体上看 ,平庸之辈居多。     

唐翰林制沿革考

唐初,翰林院的前身"别院"即已出现.唐玄宗即位,正式建立翰林院,翰林院待诏各以艺能供奉君主.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在翰林院内置学士院,翰林学士专掌机务枢密.从此,翰林学士政治地位日益崇显,学士院亦逐步走向内阁化.     

新出土唐代李宽碑志考论

李宽是唐代开国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经历了隋及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与唐代初期几个重大政治事件有着重要联系。但上千年来,李宽的事迹却湮晦不彰。李宽碑、志的出土不仅可彰显其一生事迹,对唐初历史亦有印证和发覆之效。首先,李宽的家世经历了改姓和赐姓的过程;其次,李宽参与了唐代初期破王世充、平刘黑闼、败吐谷浑、定高昌、克高丽等重大政治事件;再者,李宽碑、志所载的事实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有助于辨补重要典籍;最后,李宽墓碑的撰立也蕴涵着复杂的政治和家族因素。     

唐翠微宫考

翠微宫是唐代著名的夏宫,位于长安以南,秦岭山脉北麓的翠微山上。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时修建,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重新修葺。贞观二十一年和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先后两次在翠微宫上避暑,处理政务,并最终逝世于此。太宗之后,唐代君主便很少至此,翠微宫逐渐衰败,最后废宫为寺。虽然翠微宫作为夏宫的历史并不算太久,但是关于翠微宫的相关问题仍然值得学术界研究。     

李德裕“奖拔孤寒”考论

唐代名相李德裕的选材方针颇令人费解。一方面,李德裕重用高门士族子弟,牛李党争中的李党代表了传统山东士族的利益;另一方面,李德裕又十分重视选拔孤寒之士,受到寒士的拥戴。这两种用人策略并不矛盾,唐代山东高门早就丧失了其北朝时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沦为孤寒之士。李德裕所奖拔的孤寒之士多出自山东士族,社会地位崇高的唐代山东士族很多沦为孤寒。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李君羡案件及其历史阐释

李君羡谋反案件发生于贞观二十二年。但是,在武则天时代,为了武周革命的论证需要,武则天朝廷同意了李君羡后人的解释,认为是武则天天命暴露,而李君羡之死是充当了武则天的替罪羔羊。这一说法在武则天时代写入唐朝的国史,并被后代史书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沿袭,流传甚广。《资治通鉴》不仅沿袭这个说法,还把李淳风劝杀的故事也纳入李君羡案件的解释中,从而完成了李君羡案件的再度阐释。本文仔细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遭遇的阐释历程,认为除了武则天政治的需要以外,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