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鲜诗家对白居易诗歌艺术风格批评刍议

中唐时期杰出诗人白居易以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诗歌远播古代朝鲜。高丽朝与朝鲜朝文人对白居易的语言风格存在不同评价，高丽朝文人赞赏白居易诗歌通达流畅，朝鲜朝褒贬参半，一些诗家认为白诗艺术价值有限，与朝鲜朝主流诗学推崇的“中正”的艺术风格存在较大差异。这种看法主要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学审美价值取向影响。     

明代朝鲜使臣纪行诗中的蓬莱阁书写研究

蓬莱阁是“中国四大名楼”之一,耸立于山东半岛蓬莱丹崖山上。高丽朝使臣郑梦周路经登州首次登临并吟咏蓬莱阁,拉开了明代朝鲜使臣创作“蓬莱阁诗”的序幕,后世不少朝鲜朝使臣受其影响,他们结合自身特殊感受与生命体验,创作出诸多蓬莱阁纪行诗篇。朝鲜使臣笔下的蓬莱阁不只是一个实体性文学景观,也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象征系统,蓬莱阁成为一个用以抒发历史感慨,展现华夷观念,仰慕中华文化、表达思乡之情与结交友谊的历史与精神的地理空间。在“异域之眼”的注视与观察下,朝鲜使臣创作出不同于中国文人视角的“蓬莱阁诗”,极大丰富了蓬莱阁的人文内涵及多维形象,蓬莱阁也因此成为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朝鲜诗家对《列朝诗集》的接受与批评

因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存故国之思",又选录了一部分朝鲜诗歌,且其中的主要诗学思想也得到朝鲜诗家的认同,所以当其传到朝鲜半岛后,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接受与批评。朝鲜诗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辩证的目光接受了《列朝诗集》的文本,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列朝诗集》选录、考证方面的瑕疵,并进行了修正,还对其中的诗学思想及诗论给予了肯定或指责。这种接受与批评既是中国经典作品在朝鲜半岛传播并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案例,也是两国诗歌、诗学交流的有力见证。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     

清代蒙古族大臣柏葰出使朝鲜纪行诗研究

纪行诗在清代诗歌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蒙古族诗人柏葰著的《奉使朝鲜驿程日记附诗》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柏葰出使朝鲜沿途所写诗作描写了作者出使朝鲜一路的所见所感,给我们真实地再现了清代中国边疆和朝鲜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在朝鲜一些名胜,柏葰还抒发自己的怀古之情,并与一些朝鲜大臣互相唱和,这些诗歌为我们今天研究十九世纪中叶朝鲜的情况以及中朝文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朝鲜朝文人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

王粲诗赋光耀千古,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赋文,也影响了朝鲜朝文人,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安讷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安讷以王粲作品为载体,引"王粲赋"、"登楼赋"典故和化用王粲赋句入诗,撰写仿作《次王粲登楼赋》,成为朝鲜朝"和粲赋"中一面重要的旗帜,推动了王粲赋在朝鲜朝的传播.故探讨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对中朝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韩国高丽诗人李仁老对李白的接受

李白之诗光耀千古,其不拘的人格和卓著的诗才不但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诗歌,也影响了朝鲜高丽时期的文人,高丽朝中叶的文坛领袖李仁老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仁老从李白的诗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结合自己的生平遭际去解读李白,其人生态度和诗文创作均受到了李白影响.     

白居易诗中衰老主题的文化阐释

本文旨在对白居易诗中涉及衰老、病痛、死亡一类主题的诗歌加以分析，从中透视白居易内心世界虚弱而真实的一面；进而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面对衰老时的态度加以探索，认识到个体衰老与天地自然、个体衰老与人生理想是两个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命题。     

论元朝高丽文人的本位意识——以李齐贤为例

元朝与高丽国的藩属关系决定了高丽文人在接受中国文化、思想与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有较强的高丽本位意识.本文以高丽最重盛名的文人李齐贤为例,通过对其诗文著述和政治经历的考察,认为高丽文人普遍在政治上以特殊的陪臣心态坚守民族本位,思想上既接受儒家传统立场又强化家邦意识,文学创作上则在立足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流露出明显的本土观念,从中可以窥见高丽文人面对中原王朝的特殊心态.     

朝鲜诗家与山西诗人郭执桓的诗文友谊

郭执桓是清乾隆中期的山西诗人，与朝鲜诸多文士有“澹园联唱”之谊，扬名海东。朝鲜诗家欣赏其人品、学问，并称赞其诗歌“清虚洒脱”，有李白之遗风。郭执桓在中国并不是有名的诗人，而朝鲜诗家对他却颇为赏识，与当时中朝宗藩体系的稳定、两国文人交流的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说明了清代中期两国诗歌交流的深入和繁荣。     

朝鲜词文学发展论略

受中国的影响,朝鲜古代也有词文学创作.根据史料记载,最晚在高丽文宗二十七年之前,词文学已经传入了朝鲜.词文学最初在宫廷之间流行,后来一些文人开始创作,历高丽、朝鲜朝两朝,流传下来的作品有1400首左右,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和发展态势.其中不乏优秀的词人和词作,大多作品都反映了朝鲜古代词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反映了中朝的文学、文化交流,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朝鲜朝文人朴趾源进步的士意识

朝鲜朝文人朴趾源对士意识进行了重新定义,希望能够从意识形态上转变朝鲜儒生的腐化堕落,转变儒生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从读书、经世和交友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深入研究朴趾源的士意识,同时发现朴趾源的进步士意识为朝鲜朝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种对话体批评:关于诗歌的阐释与接受、观念的认同与传播、宋调的形成与发展——以北宋文人集会为中心

北宋文人聚会时对诗歌进行的批评鉴赏是一种对话体文艺批评,它已经注意到读者阐释和接受对于作品的重要性.集会诗歌批评较多涉及以下范畴:(1)本朝文学发展局面.(2)批评、总结前朝诗歌.(3)将去俗崇雅作为一个普遍的诗美原则加以提倡和阐释.四、北宋中后期,批评重心转向具体的作诗技巧.北宋文人群体间的批评对话显示他们对诗歌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和细致,并且始终伴随着对建立宋诗典型的思考.     

“阿里郎”与佛教文化之渊源探微

阿里郎的寓意应从梵语和佛教世界里去寻找,朝鲜高丽末期爱国忠臣全五伦的阿里郎汉诗和16世纪两班文人南师古诗歌的释义指出了阿里郎所蕴涵的佛教哲学的色彩。     

唐代文人禅诗禅意论:孤静·空灵·冲淡

唐时禅宗一派的空灵流溢的审美观感,对唐诗内容、形式以及诗人审美心理的嬗变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诗与禅的联姻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蔚为大观的诗歌体制——禅诗,唐代文人更是融合诗与禅的精思妙路,另辟蹊径地耕耘出文人禅诗的广阔天地.孤静、空灵、冲淡是唐代文人禅诗总的美学风范,通过对这组审美范畴的深化解读,无论对诗歌美之内质的求索,还是对禅宗悟之肌理的剖析,抑或是对唐一代文人禅诗之禅意的探掘都大有裨益.     

中国诗学主潮：古代文人诗的形成过程

唐代诗歌的繁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人诗成为主流。纵观唐代之前的诗歌史,虽然呈现以民间歌谣为主体向由民间歌谣与文人诗并峙局面的转型,但由《诗经》与《楚辞》构成的诗、骚范式,已经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育种下了胚芽。两汉时期,诗歌艺术创新精神在经学化时代趋于失落,但经学化本身的文化意义却在文人心理形成深厚的积淀。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乐府民歌仍然占据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但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萌起,文人诗创作已蔚为大观,而这正是唐诗极盛的直接基础。在唐代之后,整个诗史只不过是文人诗范式的不断转换而已。由此可见,以唐诗极盛为核心,清晰地勾画出一条以文人诗演进为主轴的诗学主潮。     

明朝法典《大明律》在朝鲜封建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部重要法典,高丽王朝末年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朝建立后,正式接受《大明律》为朝鲜朝的刑法,并根据国情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如修订、翻译出版《大明律》执法指导书籍《大明律直解》,还通过与朝鲜朝固有法的比较以及实施过程补充和调整《大明律》的内容,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鲜朝法,该法使用了500多年,对朝鲜朝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人徒诗在西汉的萌芽阶段探析

文人诗在文人创作和诗乐分离的驱动下,逐渐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西汉时期开始出现了文人徒诗,从作品内容以及诗歌发展史的前后勾连来看,有着萌芽阶段的特点。影响此期文人徒诗创作的原因为：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汉人对骚体文学的接受,在文学书写方面表现为以骚体来倾诉个人情志;从创作的外部环境来看,汉初歌诗的流行,武帝之后汉大赋的勃兴,以及《诗》的经术化,这些西汉时期的典型文学现象减弱了此期文人对徒诗的关注。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文人徒诗在西汉时期并没有取得长足的发展。     

崔致远汉诗创作与唐代社会书写

崔致远是朝鲜公认的汉文学鼻祖,也是朝鲜统一新罗和唐代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在唐期间,崔致远创作了不少赠酬诗、送别诗、纪德诗、述怀诗,记录他的生活和交游,并以此抒情写意。同时,他的汉诗还描绘了唐代社会的拜见礼仪、请托行卷、江南风俗、社会战乱以及名胜美景。崔致远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活泼的唐代社会画卷以及中朝文人交流的场景,也表达了其中国情结,至今仍有历史与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