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

近几年,伴随着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和延伸,经济犯罪案件日益频繁,因此,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积极建立更加完善的刑法立法制度,才能推进社会走向和谐。特别是刑法观念开始逐步转向功能主义,刑法和政策紧密联系的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如果要实现和谐统一的局面,意欲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严格规范相关处罚事项,例如可以将限制、剥夺公民人身权利的相关法律等内容,逐步纳入正规化刑事司法的审查范围中。积极型刑法立法观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之一。我国在未来刑法立法上要注重研究如增强立法意识、难题意识和实证支撑,注重建立大量轻罪相契合的刑事程序等内容,这样的研究有利于降低犯罪的附随负面效应,使得社会更加和谐。     

微博中网络谣言的责任主体认定

今日互联网高速发展,微博这样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及时分享平台,它的兴起使网络谣言频繁发生。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随后全国公安机关展开打击网络谣言的专项行动并抓获一批在网上造谣、传谣者。对网络谣言缺乏一个相对统一的认定标准,可能造成权力机关扩大权力用以压制网络舆论。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必须明晰网络谣言的认定标准。本文以微博中针对官员的网络谣言为例,从网络谣言的主体认定,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论《刑法修正案九》对第二百八十条的修改

刑法是我们的基本法,关乎我们公民的切身利益,对于刑法修正案九对第二百八十条的修改驾驶证不应该规定在刑法中,同时从法益的解释机能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关于该法条的完善,严格明确和限制严重的情形的处理,增加明知与真实身份不相符合的情形而使用的处罚。     

民航运输中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现状、成因与对策

近些年来,民航运输中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行为时有发生。这些虚假恐怖信息虽然不会给民航运输安全带来实质性的威胁,但也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恐慌,影响民航公司的正常运行,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只有针对民航运输中出现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现状进行探析,充分了解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传播者作出此类行为的原因,才能提出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对以《刑法》重拳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思考

食品安全犯罪在当前社会屡屡出现,必须出《刑法》重拳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本文仅就在刑法中纳入食品安全罪罪名和刑罚与对打击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的从重变化两个方面阐述个人看法。     

非战争军事行动与刑法中“军人”的立法完善

当今世界,非战争军事行动成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非战争军事行动受到法律的调整,也推动了法律的现代化。在非战争军事行动条件下,要完善刑法对军人的规定,刑法应修正增加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员、台湾军事人员和外籍军事人员,以扩大军人的范围,维护我国的军事利益。     

虚假信息诈骗老年人，乱象背后的深度调查

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在方便老百姓生活的同时,也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近年来,一些犯罪分子为了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故意编造各类虚假信息,或将其录音后传送给固定电话用户,或将其编辑成短信后发给手机用户。许多不明真相者尤其是退休在家与社会接触较少的老年人,更容易上当受骗,遭受财产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     

服务型政府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基本经验与未来——聚焦“公民意识的培育”

"服务型政府"在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中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和核心战略,体现了现代政府的本质,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是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然而,稳定的社会秩序也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首要条件。因此,政府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除了明确"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外,还必须回答"政府该如何去做"的问题,积极寻找良好社会秩序供给的有效突破口,将社会冲突和社会风险保持在社会秩序可控制的范围内。本文以"公民意识的培育"为切入点,在总结近十年我国服务型政府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基本经验基础之上,分析当前服务型政府在社会秩序供给中遇到的瓶颈,并由此展望其未来的努力方向。     

刑法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之说

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所造成的危害。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某种行为根本不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刑法就没有必要把它规定为犯罪,也不会对它进行惩罚。某种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不认为是犯罪。由此可见,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也不构成犯罪。因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质和量的统一。     

对刑法中现存的重复评价问题的探讨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因其涉及刑法对犯罪行为评价的公平性以及加诸行为人身上的刑罚的公平性,而成为刑法学理界和实务界都十分重要的一项原则。但是,目前无论是理论领对该原则的具体内涵的学理解释还是实务领域对其具体适用的司法解释,都并未解决一些重要的矛盾。这也给该原则在刑法的研究和适用带来了非常多的困难和囹圄,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     

对非法采矿过程中导致人死亡的行为如何认定

非法采矿行为,是指单位或个人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采矿条件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进行矿产资源开采的行为。通常缺乏一定的技术设备和科学管理,因而在非法采矿过程中时常伴有重大责任事故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这就涉及到非法采矿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区分问题。笔者认为,要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该从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阐明三罪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妥善处理。刑法典第134条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由于不服从管理、…     

论“见危不救”刑法规制的正当性

透过网络等媒介,现实生活中见危不救行为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让人触目惊心,感叹于人性冷漠的同时,为避免悲剧的再次上演,学术界对见危不救入刑的立法呼声日益高涨。本文主张在当前风险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并存的人文环境下,用刑法规制见危不救行为,以期在全社会重塑一种"救人于危难"的集体意识。     

背景信息理论视野下的科学研究基础

知识与获取知识的方法是密切相关的,夏佩尔认为人们通过之前的知识作为其背景信息构成充分的理由从而为获得新知识提供基础。之前人们通常假设科学方法是一组抽象的和不变的规则,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方法独立运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获得知识,而且这种方法一经发现就只是应用于产生知识,它本身不根据这些知识而改变,事实证明这种理论并不存在,背景信息是夏佩尔科学哲学理论的中心概念,总的来说背景信息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由各种知识组合而成的,而背景信息在科学研究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浅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三需要”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这三需要应只是宣示性条款,不应成为信息公开申请人的必须义务。     

重新认定重婚标准——全国妇联对《婚姻法》提出修改建议（之一）

《婚姻法》的修改是涉及千家万户幸福、事关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件大事。作为全国女性的群众组织,全国妇联在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并于2000年4月进行了有关修改婚姻法内容的31个省、自治区、市的大型调查以后,今天又拿出了自己对婚姻法修改的5点建议和理由。从今天起,本报将分5次刊发这些建议。修改婚姻法是件细致而复杂的工作,需要我们大家来关注、参与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据了解,全国人大也将公布修改婚姻法的意见供大家讨论。届时本报也将提供重要版面,投入相当精力,为修改好这部婚姻大法尽力。我们欢迎读者对本报这方面的报道给予关注和参与。     

高职“双师型”教师的认定标准及培养途径探析

发展职业教育就应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以江西部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为例,积极探索完善符合江西高职教育特点的"双师"认定标准和培养途径,以便更好地促进高职教育健康发展。     

“90后”大学生信息能力对多媒体教学的影响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从对信息获取和对信息技术利用两方面对我校"90后"大学生的信息能力进行调查,发现其信息能力较强,并分析在提供信息平台的前提下,"90后"大学生所具有的信息能力对英语教学效果的影响。     

“信息茧房”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双重效应研究

面对全球化不断加深、社会多元文化大爆发的大环境,我国社会发展也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信息传播方式也进入人工智能算法掌控的新媒体大数据时代,这是一个信息数据爆炸的时代。“信息茧房”效应从媒体传播到社会政治生活都被新媒体技术能效放大化,这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机遇与挑战,如何应对“信息茧房”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的双重效应至关重要。     

《不存在的骑士》中人的“存在”号性

学界普遍认为卡尔维诺的小说《不存在的骑士》讨论了人的“本质”与“存在”的关系,但对于卡尔维诺所说的“存在”究竟是什么论述很有限。若从“存在”的具体所指入手分析小说,可以发现这部小说揭示了“存在”的一个具体层面——性,即人首先是作为充满原始性冲动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才能规定自己,选择自己的本质。     

《电子线路》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本文研究电子线路课程项目化课改的必要性、教学目标的设置、教学内容及进度的设计、教学实施等内容,指出项目化教学的含义以及如何实施项目化教学及全程考核的考核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