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仲裁诉讼化之检讨——兼评2005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契约性是国际商事仲裁的本质特征,国际商事仲裁诉讼化有违契约性本质。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在仲裁程序、仲裁协议、仲裁员以及仲裁管辖权制度中呈现的诉讼化色彩有悖于国际商事仲裁之统一化趋势,是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走向国际化的枷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05年修订的新仲裁规则简化了仲裁程序、突破了仲裁员强制名册制,相比前述诉讼化诟病作了较大改进,但在仲裁程序的选择及仲裁管辖权的确定方面仍存在些许不足。     

国际商事仲裁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国际商事仲裁中,双方当事人未提出管辖权异议时,仲裁机构可主动提出管辖权异议,管辖权异议提出时限的规定应特定化;国际商事仲裁协议优于国际商事合同;在管辖权问题上我国可采用"并行控制"制度,建立"中止程序";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请财产保全不应成为必经程序,我国应明确规定,仲裁前当事人因情况紧急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完善中国《仲裁法》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简称《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是世界范围内仲裁法现代化的重要参考,英国、德国、南非等来自不同法系的代表国家都借鉴《国际商事仲裁法》完善了本国仲裁法律。中国当前的仲裁法律在仲裁机构与仲裁庭的权限划分、司法干预、当事人意思自治等方面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中国应充分借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正式承认临时仲裁并明确规范临时仲裁,放宽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要求,减少对仲裁员选任的限制,认可仲裁庭自裁管辖权,赋予当事人选择实体法的自由等。     

论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选择

国际商事贸易的不断发展,一方面造成国际贸易纠纷的大量出现,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相关纠纷解决机制的兴起与完善,作为20世纪以来最为成功的、最为完善的解决争端的国际商事仲裁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综述了中国及其相关文献研究及其实践现状;研究了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的法律适应问题;探讨了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选择的价值考量问题;最后,针对目前中国涉外仲裁实体法选择的法律规定,借鉴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的法律适应问题提出了完善中国涉外仲裁实体法的建议：一是要明确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的价值取向;二是要规定中国涉外商事仲裁实体法选择的具体内容;三是进一步推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四是尽快确立友好仲裁制度等,以有效地维护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论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开始——兼评中国仲裁机构的实践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开始,不仅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具有法律上的多重效果:争议案件系属于仲裁庭、仲裁时效中断、索赔计算的起算点。尽管仲裁程序何时开始,各国立法与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不尽一致,但大体可分为当事人约定、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仲裁通知之日、仲裁机构收到仲裁请求之日、以仲裁员不同选定方式来确定。以上几种方式均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在仲裁程序领域的体现。考察中国仲裁机构的相关实践,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成为惟一标准。这种作法不但有违仲裁程序自治,且仲裁机构有越权之嫌。在未来修法或仲裁规则修订中,应予以完善。     

国际商事仲裁有效模式理论分析

仲裁的成立应归于当事人协议选择了仲裁方式,这使得仲裁既存价值依赖仲裁有效性作为基础;研究国际商事仲裁理论,首先在于明晰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的基本内涵,以判断这类协调手段的实现依据。本文从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法律判断方式出发,分析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与有效仲裁协议的关系,从而设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独立性以及仲裁管辖的效力来源的理论模式。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商事仲裁活动越来越频繁，国际商事仲裁的研究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从而促进了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不断完善。然而，在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种种不足，在仲裁机构、仲裁协议、仲裁监督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仍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同时对我国现行的仲裁法应参照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推动仲裁立法使之与国际通行作法接轨，以加快我国仲裁事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使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各方面的制度不断得到完善。     

初探国际商事仲裁的成本优势

国际商事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纠纷与冲突,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有着不同的成本,或诉或裁的选择便显得十分重要,如何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呢? 本文试从仲裁自身着手,用经济分析方法比较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中的每一环节和特征,得出了在国际商事领域内选择仲裁的替代效应及应付出的机会成本均优于诉讼的结论。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规避问题

文章概括了国际商事仲裁中法律规避的特点并重点分析了其原因.针对有学者认为"国际商事仲裁中根本不存在法律规避问题"指出冲突法领域一些问题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所表现出的特点是由仲裁这一制度自身所决定的,应由仲裁自身比照国际民事诉讼灵活处理而不应苛求立法的面面俱到.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与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

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比较协调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联合国及其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建立和发展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相继制定了１９５８年的纽约公约、１９７６年的国际商事仲裁规则和１９８５年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联合国的贡献不仅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了国际商事仲裁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且为国际贸易法的发展探索出成功的经验。作者在总结联合国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基本特点,揭示了现代国际法的某些发展趋势     

我国商事仲裁的现状及其面临的改革问题

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方法，源远流长。在我国，自从《仲裁法》实施以来，国内商事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在实践与理论方面都有较好百寺发展。但我国商事仲裁还有很重的行政色彩，分析了我国商事仲裁中行政色彩的表现及其成因，在考察各国立法和国际常设仲裁机构的做法后，提出《仲裁法》应当明确仲裁机构的民间性。同时，仲裁机构也应转变观念，促使这一目标实现，以使我国商事仲裁能适应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要求。     

国际商事仲裁与WTO仲裁之比较

应当指出,在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与WTO仲裁程序之间有着某些相同之处,但是,就其整体的运作程序而言,二者却又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对这两种仲裁程序的重要方面进行一番初步的比较研究和探析,以期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能够有益于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并希望有助于我国贸易当事人运用这两种仲裁方式更好地维护其合法权益。     

国际商事仲裁的保密性

保密性是国际商事仲裁的一个显著特征,各国仲裁法(包括判例法和制定法)和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无不涉及仲裁的保密性问题,但对保密性的规定各不相同;另外由于合理例外的存在,使得保密性具有了不确定性.     

论仲裁裁决的国籍——兼论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双重标准”

仲裁裁决的国籍标志着其法律效力的来源。无论传统仲裁法理论还是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都将仲裁地作为判断裁决国籍的主要标准。中国法律对仲裁裁决国籍问题未作明确规定。通过对中国法院的撤销权及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规定的分析,认为中国目前实采"仲裁机构标准",同时,中国又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负有适用公约"地域标准"的义务。"双重标准"的存在在中国仲裁司法实践中引发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冲突,亟待新的立法予以改革。     

国际商事仲裁当事人扩大司法审查范围之协议及其效力探析

由于有限司法审查制度与当事人的公平价值追求相背离,实践中出现了国际商事仲裁当事人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协议,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否定此等协议的效力。为实现其公平价值追求,国际商事仲裁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协议中订立仲裁内部上诉条款,由上诉仲裁庭审查纠正包含实体错误的仲裁裁决。     

比照适用抑或特别规定: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谈起

国际私法传统上的以法院为惟一视角的"诉讼中心主义"存在诸多弊端,忽视法律适用问题阻碍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国际化,现代国际私法立法应对国际商事仲裁问题作出特别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的体例和宗旨,建议对仲裁协议和国际商事仲裁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作出规定。     

国际商事仲裁“非内国化”之研究

随着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仲裁的"非内国化"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论题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对非内国化仲裁进行分析,指出从理论上看,非内国化仲裁具有合理的内涵,但由于其涉及到对国家主权行使过多的限制,因此实践中并没有国家真正采纳非内国化仲裁这种理论.尽管如此,这种理论确实在客观上推动和促进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即国际仲裁法的一致化和各国对仲裁法的放松化.     

论在线仲裁仲裁地的确定

虽然在线仲裁悬浮于虚拟空间,但其程序的进行、裁决的监督、承认和执行等一系列问题却与现实空间密不可分,因此,确定在线仲裁的仲裁地问题不容回避。本文基于传统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探讨了在线仲裁仲裁地的确定问题。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强行法的适用

国际商事仲裁不可避免要受到国际公共政策和国内政策、规则的约束,因此,相关强行规则的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上已得到了一致认可。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适用强行规则而在于适用什么样的强行规则,文章对于这一问题及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做了论述,有助于澄清国际商事仲裁中应该适用的强行规则的范围并对商事仲裁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现代商人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运用

现代商人法是在中世纪的商人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国际仲裁中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人商人法的统一性、国际商事仲裁的便利性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现代商人法适用的理论基础,各国国内立法、国际公约是现代商人法适用的立法实践。只有严格遵守“意思自治”原则,直接规定现代商人法等法律规则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顺序,在具体纠纷中慎重选择,才能加强和完善国际商事仲裁中现代商人法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