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司法公正需要专业化检察官

司法公正主要是指法院在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内容进行裁判时所体现出的公平性.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特别是检察监督机制.目前的检察监督制度存在一些不足,包括检察官管理体制,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高效的检察监督需要专业化检察官队伍.所以,有必要改革和完善检察官管理体制,实现检察官专业化.     

法官遴选和惩戒委员会分设或合并机制探讨

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和惩戒委员会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由于缺乏中央层面统一设计,导致实践运作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产生了遴选(惩戒)委员会合并设置与遴选、惩戒委员会分设两种机制。两种机制各有利弊,产生的实际效果也不尽相同。文章通过对法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两种不同的机构设置模式进行探讨,进而论证机构设置的优化选择方案,以期为科学合理地设置法官遴选、惩戒委员会做出有益探索。     

论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以新一轮检察权运行机制的改革为视角

我国检察体系奉行检察一体原则,在法律定位下检察权运行的主体为人民检察院,但在检察实践中检察权具体运行却是由检察官来完成。立法与实践的悖反,使得检察官独立运行检察权成为当下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重点。通过域外检察权运行机制的考察,发现我国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中存在着检察一体机制的不利制约、行政化管理模式的不当干预和检察官职务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笔者拟对这些现存问题进行研究,探寻出适合我国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正确路径。     

案件管理与检察官独立的冲突与消解

新形势下,案件管理机制是检察机关推出的重要检察改革措施.检察案件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案件质量,关系到检察权的优化配置、检察机关内部运行机制、检察权独立行使等问题.但是权力的天然扩张属性导致案件管理极可能对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协调案件管理与检察官独立的关系成为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大学校长遴选的国际化经验及启示

在全面分析世界各国大学的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世界一流大学校长遴选的四项共性特征:遴选机制的法理支撑、遴选程序的严格公正、遴选过程的民主化参与和遴选标准的核心素质。要想寻找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需要在借鉴国际化经验的基础上,处理好国际化与中国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大学外部影响和内在逻辑等之间的关系。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是为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起诉权而建立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发挥了制约检察官的公诉权行使、救济被害人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司法进一步扩大民众参与的范围，检察审查会制度的改革就是其中一环。在检察审查会中设立审查辅助员，赋予检察审查会决议以法律强制力，这使检察审查会制度更趋合理。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刍议

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遴选工作具有以下特点：在遴选理念层面上,以学术性目标为主导;在遴选操作层面上,以政府为主导;在遴选制度层面上,坚持移植与本土相统一。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遴选工作还存在着遴选机构不独立、遴选条件不具体、遴选程序不规范等问题。而遴选委员会依法组建、独立自主工作是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常态化、规范化的保证。本次校长遴选只可看做是我国大学校长选任制度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和改良,并未深入涉及大学校长遴选的理念和制度。     

美国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主任遴选制度研究

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主任的研究表明,其遴选过程与大学校长非常相似,一般是在既定的遴选方法和原则下,经过推荐委员会推荐和遴选委员会选举产生;候选人的得奖情况、性别和学科背景往往会是遴选中的重要标准;主任的任期年限不固定,离职原因大致有合同到期、职位变动和突发事件三种。     

中国法官的职业化遴选：现状、改革与发展

中国司法改革重视法官职业化遴选制度建设,在职业准入、任职资格、选拔任用以及培训方面业已体现了按照职业化要求进行规划的思路。尊重现代法律职业的基本规律、彰显现代司法的基本特性、展现法官遴选制度的发展趋势应该成为中国法官职业化遴选制度的重要原则。据此,中国法官的职业化遴选需要在具体制度的编排上进一步实现合理化、科学化。     

美国检察裁量权体系化审视——历史变迁、立论基础及其规范方式

因其特殊性及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检察裁量权成为美国刑事诉讼领域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美国检察裁量权从渊源上承继了英国早期检长"撤回起诉"制度,在20世纪下半叶司法判例中正式确立并得到蓬勃发展.美国检察裁量权不仅有检察权独立理论的形而上支撑,还有执法资源衡平、立法过罪化规避、刑事个别化正义之追求等形而下的正当化实践基础.美国检察裁量权也并非完全没有制约,其不仅有来自于美国宪法相关条款的限制,还有《联邦检察官手册》等非正式法律规范的制约.但实践和理论上对于检察裁量权的批评一直不曾间断,要真正回应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批评,需要基于美国司法体制特殊性重新系统化考量检察裁量权的基础.     

人民陪审员遴选制度之实证考察——以中国东部某基层法院为分析样本

人民陪审员遴选制度是整个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的基础,是实现司法民主、司法公平、司法正义的第一道程序,其有效运行能够保障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政治价值与司法价值得以实现,但中国的人民陪审员遴选制度却并未能实现良性运行。价值导向的混乱,制度设计脱离社会实践,致使遴选范围狭窄,遴选主体单一,遴选程序缺乏普遍性。人民陪审员遴选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根植于我国的社会差序格局之上,正视城乡差距,重新梳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规范制度设计,推动人民陪审员遴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改进大学生责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改进大学生责任教育当从社会教育入手,可从国家改革大学管理体制、设置社区教育机构、开展国情教育的探讨和研究方面进行,从而引导学校树立以责任为理想引导,并在采取政治参与和市场参与等方式加强在实践教学和专业教学中渗透责任教育的内容促进学生的责任意识、责任能力与行为,从而引导家庭教育责任内涵的到位与强化.这些途径和方法的实施既需要国家政府的大力改革与支持,更需要每一位教育者自身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责任教育之重任的承担与坚持.     

域外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

域外检察官自诞生之日起,便处于不被社会信任的尴尬境地。200余年来,检察官为争取社会的信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通过恪守中立原则、推行阳光检务、加强伦理建设、完善考核机制等措施,以＂公正＂＂公开＂＂公德＂＂功绩＂提升执法公信力。我国检察机关要提升执法公信力,需要进一步解决检察官的角色定位、检察权的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化的关系、检察官的权能及考核考评机制等问题。     

关于公诉活动中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探讨

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是检察改革中一个十分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它涉及到检察机关应该拥有多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怎样保障及制约这种权力这样三个问题。本文就在公诉领域试就以上问题加以探讨,并提出应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进行适当的发展扩充,同时完善保障和制约制度,以利于我国检察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     

浅析台湾地区检察制度

台湾地区检察制度肇端于日本占领台湾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时期。随着台湾光复，国民党政权进入台湾，在台湾施行民国检察制度至今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本文通过对台湾地区检察制度的沿革、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检察官的任用及职权、检察一体化管理体制进行简要的分析，希望能够对我国大陆地区的检察改革起到借鉴作用。     

论传统儒家思想对检察行为规范的影响

检察行为规范是检察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目的在于培养道德高尚、行为规范、业务过硬的检察官。进行检察文化建设有两种资源取向,一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二是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益因素。而传统儒家思想在检察文化建设中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儒家思想在宏观层面可为检察行为规范设定精神指针,在微观层面可以为检察官的具体行为提供理念指引。模范检察官制度中浸润着儒家传统思想的因素,是儒家思想影响现代检察行为规范建设的典型表现。     

关于“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的制度化探讨

201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我国将建立从律师中遴选法官的制度。律师和法官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二者分享共同的法律知识体系、共同的职业荣誉、共同的职业能力,这些构成了律师与法官流动的职业基础。立足我国现实,借鉴外国成熟经验,在我国建立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制度应该从发挥律师协会作用、制定合理透明的评价指标、进一步改革司法考试、改革法院内部制度等方面着手。积极探索并建立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的制度,能够拓宽律师参与依法治国的渠道,发挥律师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作用,进而促进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     

政治机关如何打造法治产品——以监察证据为切入点

监察体制改革后,作为政治机关的监察委员会承担了收集监察证据的法治任务。针对这一新现象,需要回应为何由监察机关排他性承担此项任务,能否完成、如何完成法治化证据产品的打造重任等问题。针对如何打造法治产品,需要在观念层面高度重视《监察法》规定的证据标准,在主体层面构建法律化运作主体,在制度层面构建程序化、规范化的运作机制和标准,以及在机制层面进一步强化内外部控制。     

检察官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地位与作用

现代司法理念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总是强调裁判权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独立性,强调法官在刑事司法正义输出中的绝对地位和作用,弱化或者忽视检察官的地位与作用。但从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角色以及中国现实的检察制度等方面考察,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和法院的裁判权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刑事司法正义是法官和检察官司法共治的结果。     

论“上命下从”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上命下从”是检察一体化的应有之义, 意味着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检察长对检察官享有指令权, 能以命令的形式要求检察机关或检察官实施一定行为。而在客观义务面前, “法律的守护人”是检察官角色的集中体现, 客观公正应成为检察官的不懈追求。当“上命下从”遭遇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之时, 应受到如下的限制:“上命下从”不仅应以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为边界, 不能抹杀下级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 而且还应该避免检察官行政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