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以滁州市为例

构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2010-2019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亚类型也存在异质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受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的影响显著,两两交互作用增强.     

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耦合效应研究

利用系统发展视角,构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以及各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2005—2019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面板数据,从时空不同角度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态势及省市差异特征做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省市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呈现快速上升的良好态势,而乡村振兴则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各省市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都不断上升,长三角地区整体水平较高.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与物流发展相对滞后,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在长三角省市间,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均存在一定差异,但其差距存在缩小趋势,并呈现收敛趋同倾向.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二者较高的耦合协调水平是支撑三系统耦合持续演进的关键因素,应挖掘乡村振兴在三系统持续演进中的潜力.     

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时空格局及趋势预测——以张家界市为例

利用耦合模型、重心-标准差椭圆及障碍度等方法,分析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关系及时空格局,构建修正后的灰色马尔科夫模型,对未来十年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进行精准预测。结果表明：（1）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而社会治理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较小波动变化特征,增速相对弱后于旅游城镇化水平。（2）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的耦合协调度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经历了“一般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良好协调—初级协调”的耦合类型转变过程,旅游城镇化超前型特征明显;从空间分异看,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是先扩大再收缩的态势,表现向武陵源区集聚的发展特征。（3）旅游城镇化系统的障碍度小于社会治理系统,从指标障碍度平均值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旅游收入占GDP比重＞旅游人次＞每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亡率。（4）未来十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将持续上升,但在2026年会有所下降,最终在2028年会处于优质耦合协调阶段。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构建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2011-2020年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指标数据,运用熵值法并构建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测度模型,对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以及相对发展类型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但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上还有待提高;（2）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D值得分保持稳步上升趋势,并在2020年达到中级耦合协调阶段;（3）根据相对发展度显示,2018年以前西藏乡村振兴发展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2018年以后两大系统初步实现同步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2011—2021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测算各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探讨两者的时空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指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关系实现了“轻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跨越；各市（州）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除株洲和湘潭基本均衡发展外，大部分市（州）的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的进程并不同步，长沙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长期滞后，其他市（州）新型城镇化滞后；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会显著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     

中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建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系统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由失调衰退—过渡—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区域内部协调度差异较小,土地财政相对于城镇化发展表现为"滞后—超前—同步"的演变特征;中部地区协调度及其内部均衡性次于东部,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或同步型发展;西部地区协调度最低,内部非均衡性也最显著,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转变。因此,我国应实行差别化的供地策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减轻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以促进城镇化与土地财政协调发展。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

新苏南模式作为一个“主动式”与“内源式”的乡村建设实践范式,为理解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话语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动力、产权结构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乡村发展目标上均产生了质的转向,主要以制度创新为实践驱动,从而消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振兴理念上,通过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变革,以促进城乡融合;在振兴手段上,通过“三集中”的实践策略,以落实乡村有效治理;在振兴指向上,通过多元合作与网络化发展的路径,以建立一个“村庄空间—中心社区—城镇地域”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共生系统。     

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城镇化的协同测度及交互响应--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并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二者的交互响应。研究发现: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整体呈现出“东—中—西”梯度递减的分布格局;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城镇化均存在较强的自我累积效应,但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较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正向交互响应,但二者的响应强度不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均较大程度来源于自身的方差贡献,而相互之间的贡献则较小。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制定差异化战略以发挥区域优势,强化协同意识以发挥协同效应,立足阶段特征以构建长效机制等,从而推进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联与动态响应研究

本研究选取京津冀地区2007—2019年相关数据,构建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利用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对三者之间的动态响应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勉强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之后进入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邢台、衡水、邯郸、沧州等东南部工业城市耦合协调程度低于地区平均水平,2019年初级耦合协调程度及以上城市达到10个;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冲击短期内虽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影响,但长期来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生态环境质量起到负向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快速城市化时期山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时空比较研究

从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内涵特征入手,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快速城市化时期山东省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1995年以来山东省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两者协调度经历了"拮抗上升—波动发展—稳步提升"三个阶段;目前山东省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总体上处于中级协调发展类型,东西区域差异明显,协调度最高的威海与最低的菏泽相差近一倍;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更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实施差别化区域政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使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进一步提高,最终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城市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以中国低碳试点城市为例

基于2011年中国国家发改委确定的34个低碳试点城市的截面数据,构建了城市碳排放-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和熵指数计算得出城市低碳发展-新型城镇化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并进行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上总体水平不高;第二,城镇化过程中,人均CO2排放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环境水平不同程度地对低碳城镇化产生影响;第三,系统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上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地域性;第四,系统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总体来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第五,系统在新型城镇化水平、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指标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强的对应关系,而城市碳排放系统、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指标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并不明显。     

我国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分析

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协调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基于199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我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耦合协调水平的变化特征及时空差异。结果表明：从时间上看,20年间,我国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耦合协调度均值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耦合协调等级由“勉强协调发展”向“濒临失调衰退”转变;且31个省（市、自治区）耦合协调度跨越了10个耦合协调等级,大多数省份处于“濒临失调衰退”阶段和“勉强协调发展”阶段,已实现协调发展的省份数量较少。从空间上看,我国农业发达省份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四大区域耦合协调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中部、西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且区域间差异显著。由此提出促进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提高人才供给能力、调整人才供给结构、优化政策制度安排以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等。     

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及动力因素分析

为探究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动力因素,本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分析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从外源动力、内源动力、政府动力和市场动力四个维度测度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动力因素.研究发现:研究时限内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全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具有空间相关性,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特征;外源动力、内源动力、政府动力和市场动力共同推动了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本研究为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撑.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是检验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为切入点,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就长株潭城市群在2010—2018年期间的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展开具体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总体维持在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达到了较高水平的生态城镇化;长沙市的核心效应明显,领跑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进程,同时长株潭城市群三市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有些区域差异;其三个城市或存在城镇化滞后与生态环境滞后等问题,延滞了其生态城镇化进程.未来推动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城镇化须以"两型社会"为引领,以"生态绿心地区"为生态示范,以绿色工业提升城镇化质量,将长株潭城市群三市打造成为以绿色为底色的现代化、生态化、一体化的高质量城市群,为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的推进提供强有力支撑.     

区域经济、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对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区域经济、农业与物流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对三系统2021—2030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农业、物流业三个子系统综合指数和总体综合指数大致呈增长趋势;三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依次增高;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空间聚集性逐渐增强;2021—2030年,预测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水平将不断增大,发展速度也将逐年递增,预计到2030年达到良好协调状态。据此,建议政府加大对农业与物流业的投入,分区域制定相关政策,各区域加强合作力度,培养专业化人才,以共同促进长江经济带的高效协调发展。     

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增长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

利用2010—2019年福建省9地市的面板数据,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各城市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增长状况进行全面动态评价.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指数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指数都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区域发展不均衡.科技创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耦合协调度也保持稳步波动上升趋势.唯有厦门属于优质耦合等级类型,福州等8个城市的耦合协调等级偏低.科技投入产出低、科技产出对经济高质量增长贡献有限、科技创新的要素配置跟不上经济高质量增长水平和科研市场与应用市场割裂是福州等8个城市的共同突出短板.基于此,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安徽省城市韧性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状态研究

为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防灾减灾治理水平,探究城市韧性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本文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利用改进耦合协调度、莫兰指数与地理探测器等模型,系统剖析了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综合城市韧性水平呈现波动变化趋势。（2）耦合度和协调度在2014年显著降低后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其中,耦合度得分一直略高于协调度得分,但差距逐年缩小。（3）各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异质性。（4）耦合协调度总体呈显著正相关,局部上高—高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增加,低—低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减少。（5）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由多因子共同作用,并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特征。     

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以分析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相互关系为基础,依据相关统计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关系程度.结果表明: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两者间的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提高,耦合度从低水平耦合阶段逐渐过度到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从严重衰退失调发展演变为初级协调发展.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低水平一直是制约两者耦合协调度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投资力度;注重社会保障服务质量的均等化,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注重二者的协调发展作用,不能偏重于一方的发展或是交替的阶段性发展.     

中国可持续发展子系统耦合关系及空间格局研究

着眼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演化规律,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对中国及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子系统"耦合度为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属于濒临失调衰退类,"经济—生态环境子系统"、"社会—生态环境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2)全国81%省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子系统耦合度处在颉颃阶段,19%的地区属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度呈现出从东向西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区域为协调发展类,南部的"S"型区域为轻度失调衰退类,西北、东北和中部地区为勉强协调发展类.3)31个省区三个子系统"两两"之间耦合度均属于颉颃阶段,"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度远大于"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     

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转型发展

本文在界定乡村转型发展的概念内涵基础上,提出从乡村发展度、乡村转型度和城乡协调度三个维度出发构建测度乡村转型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评价了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转型发展态势,并提出了统筹协调快速城镇化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今后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通过政策创新,加强工业与城镇对农业和乡村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着力扭转农业和乡村被剥夺的状态,提升乡村地区竞争力与发展速率,以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