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同治下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绿色协同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题中之义.基于京津冀地区2005—2018年面板数据,采用DDF-GML指数测算了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增幅不大,其中,绿色技术进步是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源泉;第二,从时间趋势看,"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但自生态环境同治政策实施以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大幅度提升;第三,从空间分布特征看,京津冀三地尤其是河北内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第四,从影响因素看,研发投入与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对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我国政府激励企业碳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环境规制工具。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Ａ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企业视角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碳减排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机制检验层面,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碳信息披露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政府的参与加强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的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非国有企业的碳减排效果强于国有企业,相比于非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促进高耗能行业碳减排效果更加明显。本文不仅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也为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智力支撑。     

中国典型城市政府绿色竞争力测评与区域碳减排实证研究

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政府绿色竞争力指数模型,测评2005-2016年21个低碳试点城市政府绿色竞争力。测评显示:目前多数城市政府绿色竞争力较弱,其中,北京、保定等11个城市政府绿色竞争力呈上升态势,上海、重庆等7个城市相对平稳,青岛、镇江、遵义3个城市呈下降趋势。采用系统GMM方法研究政府绿色竞争力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及对其他碳排放影响因素的传递作用。结果显示:提升政府绿色竞争力促进了碳减排方案的实施,城镇化率与能源结构的调整间接地抑制了碳排放;在政府绿色竞争力作用下,东部和中部城市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对碳减排贡献增加,西部城市的人口规模对碳减排贡献降低,中部城市在技术创新对碳减排贡献方面优于东、西部城市。基于此,应在提升政府绿色竞争力、优化财政节能减排支出结构、加快税制改革、完善税收体系、构建政府间协同减排机制、实施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采取措施,以推进城市低碳化转型发展。     

绿色发展对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的影响

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资源压力大、环境容量有限和污染物排放总量高之间矛盾突出,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以绿色发展为抓手把准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行动脉络,为水资源-能源-粮食管理实践提供了全新思路。从绿色发展对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影响的内在机理出发,结合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诠释了绿色发展影响下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的演变过程,并对不同绿色发展引导和约束政策成效和实施力度进行了仿真模拟。研究发现：绿色发展通过引导和约束主体行为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和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相协调,在保证社会经济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上,绿色发展引导和约束政策的调整与实施能够促进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污染排放,政府实施的政策强度不同所取得的效果也不同。在此基础上,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及双碳目标,未来可进一步优化绿色发展约束性政策环境,加大绿色发展政策的实施强度以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和污染存量降低,充分发...     

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效力、效果与协同度评估——基于1995～2018年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为了评估我国政府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已颁布政策的效力、效果以及协同度,从可再生能源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3个维度构建评估模型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我国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文本数量与政策整体效力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呈现出周期性的上下波动,政策平均效力较平稳;从3个维度变化趋势来看,政策措施平均得分较高,应加强政策力度与政策目标平均效力的提升,进而促进可再生能源政策平均效力水平的提高;命令控制型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产生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而引导示范型政策有效地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增加,经济激励型政策效果并不显著;政府部门联合颁布政策数量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表现为政策力度水平较低、政策落实周期较短等特征;经济激励措施与其他政策措施协同是政府应用最多的政策协同组合,命令控制型政策与引导示范型政策的协同度较低.     

政策融合视角下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改进合成控制法的证据

囿于碳排放现实压力与国际“碳政治”压力，中国过去实施的一系列气候政策面临新的挑战。绿色金融能在传统气候政策基础上，利用融合政策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在理论层面上，绿色金融在减碳实践中比主流命令控制型与市场型气候政策更具优势，基于2009至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合成控制法思想与惩罚回归方法，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检验其减碳效应与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有效助推广州市实现了碳减排，且减碳效应稳定扩大，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在时间安慰剂、替换Lasso方法、替换信息准则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绿色金融具有碳减排效应的结论仍然成立。从作用渠道来看，绿色金融不仅能够优化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来降低碳排放，亦能够促进实质性与策略性技术创新以实现碳减排，体现出了绿色金融政策的融合特性。据此，应探索气候政策融合路径，重视绿色金融作为一项气候政策的独特作用；应总结绿色金融试点经验，通过绿色金融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全面低碳转型；应深化绿色金融实施力度，利用其减碳机制平衡多层次减碳目标。     

中国迈向"双碳"目标的政策执行保障机制研究 ——来自低碳试点城市的实证经验

低碳试点建设是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抓手,尽管各试点城市都进行低碳发展相关的政策设计,但政策执行效果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基于低碳试点的实证经验,从政策执行的机制保障层面等探究低碳试点城市政策执行效果的主要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金保障机制、监测核算机制是碳减排目标达成的必要条件,组织保障机制是目标达成的充分条件;目标责任制和人才保障机制尚未有效促进碳减排;信息公开机制在缺乏目标责任制和人才保障机制情况下,能够有效通过社会参与促进低碳发展.指出中国在迈向"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应落实专项资金保障和组织保障机制,完善监测核算和目标责任制的组合机制,以及细化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衔接机制.     

突发事件下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的影响——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5-2019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5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城市韧性;科技支出能够显著增强城市韧性;中介机制检验发现科技支出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正向影响城市韧性;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水平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为了发挥科技支出效果,应推动财政收入高质量发展、强化预算审查监督职能、鼓励创新型人才培养、推进差异化投入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城市韧性,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绿色信贷政策能助力城市碳减排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以《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中国147个地级市的732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政策的实施对于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并且进行了企业绿色专利和城市产业结构双重中介机制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并且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实现了碳减排的目标。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比中西部地区更为理想,碳排放交易试点区的政策实施效果弱于非试点区。文章给出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该综合考虑地区异质性和同期政策的影响等政策建议。     

2060年碳中和引致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

在面临诸多不利条件和巨大挑战下,中国毅然决然作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承诺,彰显为推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巨大努力;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求中国经济系统必须进行彻底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针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引发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进行了分析,并分领域阐述了碳中和目标如何"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同时,对处理好2030年前碳达峰与2060年前碳中和的辩证关系、发挥碳减排与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实现碳中和与提升产业竞争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对促进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为确保如期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政策设计、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