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古代七律诗初探

越南是东亚汉字文化圈中最早接受中国封建制度的国家,也是在各方面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汉诗在古代越南长期流行并且达到较高的写作水平.值得关注的是,古代越南各种体裁的汉诗创作中,以七律诗写得最为出色.越南汉诗中的七律,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艺术表现力强,达到了较为成熟和完美的程度.在东亚汉诗共同繁荣的背景下,本文观察和辨析越南汉诗中的七律体一花独秀现象,有利于凸显越南汉诗的特点,揭开古代越南汉诗发展的要因,并展现出越南汉诗创作的艺术特色.     

"东亚古代汉文学史"简介

2019年,以南京大学文学院卞东波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古代汉文学史"(19ZDA260)获得立项.该项目旨在从东亚汉文化圈的视角发出,对前现代时期的东亚古代汉文学史进行重新书写. 一、本课题的学术价值 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琉球诸国同属东亚汉文化圈,共享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等共同的文化平台.在东亚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代东亚文人用汉字创作出了海量的汉诗、汉文、汉文辞赋、词曲、传记、纪行、小说等文学作品,这就是"东亚古代汉文学".东亚古代汉文学不但载体是汉字,而且诗文中使用的语汇、意象、修辞都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家对东亚汉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东亚古代汉文学亦有其自身的独特面目,对中国古典文学并非单纯的拟效,亦有很多新变的元素.东亚古代汉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延续与拓展,其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自然有着源流关系,但又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和异质性.东亚古代汉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陆侃如、冯阮君先生的《中国诗史》

陆侃如、冯沅君先生撰写的《中国诗史》（以下简称《诗史别》）共三卷：卷一为《古代诗史》，自我国诗的起源至汉代。卷二为《中代诗史》，自汉末至唐代。卷三为《近代诗史》，自唐末至清代。全书５０多万字。初版于１９３１年 １月，由大江书铺印行。 此书出版后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初版当年的９月就再版。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推荐“可看”的文学史共五种，《诗史》是其中之一。《诗史》问世之后，相继出版的杨荫深的《先秦文学大纲》、龙沐勋的《中国韵文史》、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赵景深的《中…     

敕撰三集:因袭中的新变

以题材和主题为视点考察“敕撰三集”，不难觅得它在日本汉诗史上出现的意义：一方面，它不免因袭传统的创作理念的创作倾向；另一方面，它又在蜕变的过程中显露出某些新的特质和新的元素，从而昭示了日本汉诗艺术的演进。     

江户初期汉诗人对于《沧浪诗话》的拒斥——以石川丈山《诗法正义》为例

就比较诗学而言,研究中国诗论在东亚传播过程中如何被拒斥,较之关注其怎样被接受,无疑更具有意义。石川丈山《诗法正义》对于《沧浪诗话》的去取,反映出江户初期汉诗人共同的诗学取向。尽管丈山引用沧浪诗论颇多,然其《诗法正义》与《沧浪诗话》之间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说明沧浪诗论在江户初期的传播,曾遭遇到坚守朱子学文学观及江西诗派诗学立场的汉诗人的抵制。同时也表明,来自异域的文学新思潮在向接受国传播的过程中,除了受到本土文学的排斥之外,来自同一母国的先期输入的文学思想,也会构成传播的障碍。     

高丽汉诗对宋诗之接受研究

高丽与宋朝并存三百多年,其文学也深受宋代文学影响.就高丽汉诗而言,其对宋诗的接受,主要包括文本的接受、作家的接受以及诗学观点的接受等.通过梳理高丽诗人阅读的宋人诗集,分析他们对宋诗接受的方式,并深入了解宋代诗学观念对高丽汉诗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掌握高丽汉诗的发展特点.     

"诗史"桂冠的排行榜及理念定位

本文论列文学史上主要有哪些诗人的诗被称为"诗史";并论述了凸现民族危亡的命运主题的杰出诗学成就才可以称为"诗史",以此作为"诗史"在理念、旨趣上的定位.同时,对"诗史"诗人的气节问题等,也进行了探讨.     

传统“诗史”说的阐释意向

本文梳理了中国古典诗学中“诗史”这一重要概念的演变脉络,着重发掘了传统文人在阐释“诗史”的过程中所遗留的思想经验和历史隐秘,认为“诗史”之所以能够出于杜诗学而广播于诗学领域,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着诗史大传统的人文底蕴,而“诗史”的阐释意向也因此有了思想史的深刻内涵     

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及其东亚汉语教育史价值——兼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

在我国,关注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者还不多,从类别、体例、结构形式入手,考述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来源,可以有效说明其语体性质,特别是其在东亚汉语教育史上的价值.以东亚汉语课本编撰史研究价值、东亚汉语教学史研究价值,以及东亚汉语言文字史研究价值发掘为基本目标,对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就汉语言文字史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比如包括汉语语音史、汉语文字史、汉语词汇史等学术领域的意义.而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则凸显了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在东亚地域汉语史视野内所具有的较高学术地位,并说明研究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语言非常具有必要性.     

“无我之境”一定胜过“有我之境”吗？

探讨古典诗学中"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特点,认为这两种境界都是诗学所需要的,在艺术上难分轩轾.如"诗史"作品多"言欲"的"有我之境","简古"诗风时有"无欲"的"无我之境".     

加拿大经济学家谈中加贸易问题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加拿大经济学家、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罗斯基(T.G.Raws-ki),副教授、该校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现代东亚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福克汉姆(V.C.Falkenheim)路经粤、闽两省经济特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资本论》日译者与古典诗人陆游的邂逅——河上肇《放翁鉴赏》介评

河上肇是日本最早译介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他被迫隐居,沉浸于古典汉诗世界.他在学写汉诗的同时,特别选择陆游作品而倾心研究.写成日本汉文学史上第一部<放翁鉴赏>.他"最爱放翁诗"的根本原因是,以抗金诗人陆游为榜样寄托他本人抵抗日本侵华战争的情志,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河上肇的<放翁鉴赏>不仅从一名日本"汉诗人"角度,对陆游诗歌作出了新颖独特的解读,实践了古典汉诗的现代价值与跨国意义,而且从一位<资本论>著名译介者的角度,提示了古典汉诗文与现代马克思学说之间的精神相通性.     

论中国的东亚汉文小说整理研究现状及其学术意义

上世纪70年代末,东亚汉文小说始为中国学界关注.80年代以来,域外汉文小说研究渐渐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海峡两岸的一大批学者从文献整理、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等多方面探讨这一课题,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通过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汉文小说的主要研究成果略作概述,考察其整理研究的现状,可以深入地阐释东亚汉文小说研究的学术意义.     

论高丽、李朝诗人对黄庭坚诗学的接受与变通

高丽、李朝汉诗对黄庭坚的接受是通过书籍的刊行、翻译而实现的,12世纪末,黄庭坚已经在高丽、李朝汉诗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接受是主动和自觉的变通,接受重心集中在诗学观点上,目的在于指导本国诗人的创作实践;认同并高度评价黄庭坚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在从唐风到宋调转变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并肯定其对高丽、李朝诗学产生重要影响.     

黄宗羲与浙派诗学的史学倾向

黄宗羲在以精深的学术思想影响清初浙江学术的同时,也以其宋诗倾向及对《宋诗钞》编纂的实际参与,给予清初浙派的诗歌创作和诗学以潜在的影响。诗学虽不是他擅长的专门之学,但他对诗歌的见识往往深刻过人。他的"诗史"理论在清初诗学中独树一帜,他编纂的大量文学选本开了浙派诗家诗史研究的先河,最终形成具有浓厚史学倾向的浙江诗学传统,以独特的方式推动了清初诗学史的进程。     

中国诗学的新收获——评钟光贵诗论集《诗艺探胜》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泱泱诗国。丰厚浩瀚的中国诗学,有无数志者在潜心发掘、研究和探索。近读钟光贵副教授的《诗艺探胜》(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颇觉是一本较有学术价值的诗学专著。笔者以为,该书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引起注意和重视。一、这本书是以意境论为中心的诗学体系,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诗歌理论中的许多基本问题。全书分为本质论、想象论、意境论、手法论、诗史论、流派论、作家论等八个部分,这种     

试论崔致远汉诗中的中国人物

崔致远是朝鲜统一新罗时期最著名的汉诗人.在汉诗创作中他经常引用中国人物或典故,在有限的文字诗歌当中扩展了诗歌的境界,表达了自己特定的感情.引用的人物和典故,一方面丰富了崔致远汉诗的内容,一方面也体现了崔致远作为一名新罗诗人驾驭汉字创作汉诗的能力.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