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我国法律援助中的援助对象的合理界定

针对法律援助对象问题 ,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不同 ,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差异很大 ,法律援助对象也因此而不同 ,至今法律援助对象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尤其是在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晚 ,加之全国各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均衡 ,造成法律援助实施的不平衡 ,全国法律援助又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 ,致使法律援助对象的确定成为争论的焦点。笔者认为我国法律援助对象应确定为我国公民 (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者、合伙组织等 )和准条件的外国人 ,而不包括法人     

司法大数据证据运用中律师有效辩护的困境及其化解路径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证据在侦破犯罪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令其应用已然成为刑事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环节。同时,大数据证据的运用也使得律师的有效辩护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大数据证据的应用对律师阅卷权、质证权、取证权等传统权利造成冲击,律师有效辩护的空间和可能性被不断压缩和降低;另一方面,大数据证据算法运作过程的不可知引发了“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算法失灵”等问题,加大了律师的有效辩护难度。针对于此,有必要从有效辩护的前提、重点、保障入手,增加控方数据开示义务以保障律师全面而有效阅卷;合理改造律师对大数据证据的质证、取证思路以实现有针对性的有效辩护;赋予控方有限度的算法公开义务以确保律师在知情前提下实现有效辩护。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投资援助的特点探析

亚行作为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在亚太地区已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不仅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也帮助各国建立相互之间的经贸关系,促进亚太地区减贫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的主导者、筹资方,亚行利用该机制,加大对次区域国家的投资援助,形成了独特的投资援助特点,为次区域各国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6年,次区域国家共同倡导的澜湄合作新机制正式运行。亚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发展的一些好的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澜湄合作借鉴和学习。     

公共性视角下平台“大数据杀熟”的规制逻辑与路径

平台“大数据杀熟”是通过算法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存在社会伦理和技术伦理的双重可责性,应当予以规制。《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传统法律制度对“大数据杀熟”的规制存在理念与制度层面的困境。鉴于大数据平台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及“大数据杀熟”侵害对象的不特定性,“大数据杀熟”规制可以借鉴公用事业理论,采取事前监管方式,对适格的平台主体施加透明、合理、非歧视的价格制定和标示义务,并通过设立专业的平台监管机构,确保上述义务得到履行。     

大数据时代新闻生产的科学逻辑与人文逻辑

作为一种认知新闻事物的思维程序,大数据新闻认知的普遍性逻辑必然会抽离个别新闻事物的具体性,其特征是一步一步地撇开个体新闻事物身上道德的、功用的、审美的和哲学的等意义,以还原为最为抽象的同一性。这种新闻生产逻辑必然会遗漏与特定本质属性缺乏关联的非本质新闻属性,从而使个别新闻事物的整体形象和全部意义无法得到认知与传播,最终导致大数据新闻的本质和客观性既不能深刻反映社会意义的原型结构,更不能反映超自然的、高位阶的社会信息需求。也就是说大数据本身是一种理性的表现,但还需要更大的理性——人文法则的观照。     

大数据时代记者素养的新要求及现实路径

MH370航班失联事件引起世界各地广泛关注。在此过程中,中外媒体的表现迥然不同。外国媒体倒逼事件真相,中方媒体集体失语。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信息管制导致信息失衡、信息公开与信息沟通缺失和新闻记者专业素养培养薄弱。大数据时代对记者素养至少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新要求:数据挖掘与整合能力、信息分析与评论能力和专业主义精神。为满足时代需求,改变现状,可以从构建跨行业信息沟通机制、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变革人才培养模式等几个方面做出大胆尝试和探索。     

大数据治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大数据、大数据治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时代的发展深深地“镶嵌”在一起。在大数据治理语境中,国家治理能力发生变迁。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借数据挖掘促进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借数据整合实现国家治理主体智能化,借数据分析实现国家治理决策科学化,借数据共享实现国家治理协同化,借数据推送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精准化。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探索

当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资源性价值日渐突出.个人信息权属于一项集合了人格权和财产权于一体的新型权利,与知识产权具有相似性,在对保护个人信息的路径进行探索时,可以从二者的权利相似性出发,在知识产权制度框架内为个人信息保护寻求"制度模板".通过借鉴知识产权法相关制度,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制度设计,从而形成顺应"大数据"时代背景的个人信息利用与保护的制度.     

大数据运用中再识别行为的法律规制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具有不同于小数据时代的特点,去识别虽然协调了数据利用与数据保护之间的矛盾,但大数据运用中再识别行为给去识别的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对再识别行为的立法规制是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需求.在大数据运用中,应对再识别行为的适用范围、适用主体进行限制,同时赋予数据控制者保护个人数据不被识别的义务和责任.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的优化路径

地方政府的治理问题一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程,大数据作为国家治理的新兴手段,它的广泛应用对于地方政府治理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例如,地方政府治理的思维观念难以转变、数据安全和隐私面临的风险、数字鸿沟不断扩大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等,针对这些问题可能的原因主要有：地方政府的大数据管理意识薄弱、信息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不足、法律法规不完善以及治理机制不健全等。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应转变管理理念,提升治理能力;积极引进信息技术人才,加强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完善治理体系,优化治理结构。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法律保护路径研究

大数据容易导致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放大,人格尊严、信息自决权与知情权是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三个重要维度。个人信息作为现代人形成人格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财产利益,同时也兼具公共产品的属性。在法律解释上,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应充分考量信息主体各方的法益诉求,达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在法律适用上,应通过直接收集原则、目的明确原则以及保密原则等法律原则,实现法律制度与法律规则的协调统一。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

大数据正向我们扑面而来,世界正急速地被推入大数据时代。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类的思维方式也将产生巨大的改变,因此我们必须从以往的小数据思维迅速转换成大数据思维,以适应这场急速的变革。大数据思维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平等性、开放性、相关性和生长性等特征,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复杂性思维。大数据思维获得了技术上的实现,因而影响更加巨大和深远。     

大数据时代新闻可视化传播的创新路径

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与变革,对新闻事业提出新的要求,新闻传播内容、形式也随之发生转变。信息技术时代的来临,为新闻可视化传播的创新提供了便捷,促使数据新闻成为该行业的重点内容。新闻报道时要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新闻可视化传播和数据新闻蓬勃发展。数据可视化利用技术分析新闻核心内涵,与传统新闻传播路径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为该行业注入新的活力;文章将从新闻可视化的传播角度出发,结合当下新闻可视化传播的特点,寻找新时期新闻传播的创新路径。     

大数据时代的艺术研究

大数据不只是IT界的开发重点和政府的战略规划,而且已经日益鲜明地显示出相对于艺术研究的价值。例如,在社会层面,可以运用相关搜索技术从大数据中把握艺术家的交往与联系;在产品层面,可以借助各种数据工具分析艺术发展趋势,揭示单凭人所无法把握的各种模式并实现可视化;在运营层面,可以对每个艺术复本、每个艺术用户进行精密追踪研究,提高预测精度。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不仅使数据密集科学成为主导范式,而且催生了文化组学等新学科,促进了艺术研究由样本到全本、由微观到宏观、由因果性向相关性的转变。     

大数据时代电子商务生态圈的构建逻辑及协同机理

在大数据时代,电子商务生态圈有社会化、安全化、数据化、合作化等几个发展趋势。从企业构建生态圈的方式、路径分析企业生态圈的构建逻辑,得出:电子商务生态圈的协同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过程,通过系统的自组织功能,使生态圈从不平衡状态发展到平衡状态。笔者从基础资源层、平台层、衍生服务层三个层次分析电子商务生态圈的协同机理,探究电子商务生态圈产生协同效应的三种情况。     

新援助格局下中国对非洲援助实践的改革路径：美国经验

随着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急速扩大,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新兴”援助提供者,对外援助政策制定与管理实施的规范化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新议题。美国长期以来是对非洲实施援助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援助政策的演变伴随着严格的法案与协定的更替,确保了援助宏观层面政策与制度的延续性。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千年挑战公司”是美国对非援助的核心机构,保障了微观层面援助项目实施过程与效果评估的科学性与透明性。中国在对非援助上具备自身的策略特点与条件优势,但在规范管理方面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在未来的对非援助中应逐步推动援助的制度化、科学化、透明化、多边合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