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多重矛盾及其破解思路

本文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大规模、持续性非永久乡城迁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重点研究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面临的多重矛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城市化动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分担之间的矛盾。据此,本文提出了深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改革财税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激励机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的负担能力等三方面破解思路。     

推进福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学分析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下,福建省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农业转移人口个人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决策可以视为一种投资行为,其考虑迁移城市至市民化与否的经济动因是进行成本收益因素分析,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及收入收益、教育收益、医疗收益、文化收益。作为公共政府应该制定措施,降低市民化总成本,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要以强制性制度创新,构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体系。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工住房问题

农民工促进了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化仍然有赖于农民工的贡献,但住房问题已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运用改进的斯加思塔人口迁移成本收益净现值模型和统计数据分析影响农民工迁移的因素,发现城乡绝对收入差距是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机,各地区生活成本的差异将影响农民工在不同地区的迁移,住房是影响农民工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日益严重的农民工住房问题有可能加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政府可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引导产业转移,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人口重新分布是一个重要思路.     

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成本及其财政分担机制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而"农民工市民化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本文选择宁波这一外来务工人员流入大市作为典型城市,在总结宁波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具体实践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工和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及其差距;通过测算存量农民工和增量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及财政投入,从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现行财政体制等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城市政府等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从农业转移人口分化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适应性及其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市民化程度较低的兼业者、农民工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现时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现时价值,倾向于直接经营土地或以短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准市民、市民则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长期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未来价值,倾向于以长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或以完全方式流转土地。需要保证产权结构具有一定弹性,适应不同市民化程度农业转移人口的异质性需求;通过创设土地发展权,合理分配农村土地增值收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研究——基于机制设计理论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成本共担、协同推进”是我国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原则,能否充分调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各方的积极参与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功推进的关键。以机制设计理论中的激励机制理论为基础,从激励手段集合、行为导向制度、行为强化制度、行为保持制度、行为归化制度五个角度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进行探讨,尝试构建有利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的激励机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以求通过发挥政府的主导地位来促进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快速、有序推进。     

市民化率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测度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不可回避、首当其冲的任务。以福建为例,旨在理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情况,测度市民化率,反映真实城镇化水平;测算市民化公共成本,确定城镇化所需资金量,从成本视角阐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最本质的症结;提出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负担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流入地政府的财政负担是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一大障碍。流入地政府需要增加额外的财政支出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必然会对现有的财政收支结构造成一定影响,由此带来较大的财政成本,造成一定的财政负担。但随着相关配套制度及设施的逐步完善,市民化的积极意义会日益凸显,对流入地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会逐渐减轻,最终有利于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流入地政府应以积极包容的态度做好相关财政准备,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形成“中央与地方共同分担,地方为主”的格局。     

安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区域差异实施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一思路的实践重点就在于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阶段无论从外在的政策方向、经济发展和城市承载空间来看,还是从内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来看,安徽省都具备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条件。但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城市在经济、文化、生态环境、资源优势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各地政府财力的承受能力也不同,不可能运用统一的市民化模式。因此,应采取区域差异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主要从皖江与皖北差异性、主体功能区差异性,以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差异性三个维度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分担的博弈研究

在农业转移人口、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经济人”假设下,农业转移人口依据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的预期收益之差选择市民化类型;引入社会民生函数,构建了农业转移人口、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方优化博弈收益矩阵,得出并分析了6种三方博弈均衡.在此基础上,提出摒弃单纯经济指标,引进人文发展指标考核;保证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获得利益,强调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匹配;实现地区差异化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三点政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的构成类型、地域特征与市民化意愿

从农业转移人口构成类型、户籍地与迁入城市的视角,分析了市民化意愿的状况及资本要素禀赋对其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总体不高,个体工商户、省内户籍、迁入特大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加愿意成为市民。经济收入高、消费节制、户籍影响小、社保参加度高、机关单位熟人数多、公共文体参与度高、年龄小和女性等特征对市民化意愿的总体影响为正向,但不同群体间可能存在一些具体差异。分析认为革除体制弊端、提升资本存量、关注分层需求、因城施策是提高市民化意愿的有效渠道。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7）,从身份市民化、权利市民化、行为意识市民化三个维度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熵权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总体水平偏低,其中权利市民化的测度值明显高于身份市民化和行为意识市民化的测度值;②各省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相对来说越发达地区的市民化水平越高。基于实证结果,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融入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市民化、加大公共服务均等化力度、重视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交文化和心理健康问题等建议以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信息甄别、户改设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需要通过机制设计引导其合理流动。借用合同理论对差别化户籍制度改革方案设计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其具有对异质性农业转移人口个体进行甄别、筛选的功能。差别化户改政策作为实现有序市民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以扭曲低市民化意愿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为代价。以差别化落户政策和居住证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二维路径"有可能形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二元分割。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综述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称谓演变、市民化发展阶段进行了梳理。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市民化障碍以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建议进行了综述,分析了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瓶颈和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为进一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矛盾及破解思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几对矛盾,分别是政策制度改革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的矛盾,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条件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矛盾,城市接纳环境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矛盾。必须从政策、体制和机制等多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矛盾,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     

个体可行能力与城市发展水平如何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受个体可行能力与流入地城市发展水平的共同影响。以全国性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分层非线性模型揭示不同可行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同流入地市民化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业转移人口整体定居意愿与户籍转换意愿主要由个人层面可行能力差异造成,定居意愿与户籍转换意愿差异中分别有16.90％和22.91％来自地区发展的差异,主要由常住人口总量、经济水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等宏观结构性因素所致。(2)地区生活水平和劳动力市场活跃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容易产生聚集经济效应,吸引农业转移人口流入。(3)户籍开放程度高与经济稳健发展的中小城市更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因此应从农业转移人口可行能力改善、农村权益有偿退出与流转政策创新、区域间协调发展等方面创新完善。     

农业转移人口的“选择性市民化”：一项类型学考察

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到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造成的制度切割,但忽视了农业转移人口对自身市民化转型的自我切割和选择性。行动者视角下的市民化是一种“选择性市民化”,它是透视城乡互动关系的最佳微观视角。本文基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选择建构类型学框架,整体考察并比较了四种市民化的基本类型——内生型市民化、跃升型市民化、观望型市民化以及迫迁型市民化。由此展现了一副与城市化高歌和以往理论预期较不一致的市民化选择图景,并进一步分析了“选择性市民化”可能带来的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逻辑、困境及政策变革—基于家庭的视角

中国要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关键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话语分析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逻辑意蕴是推动其家庭的城镇化。然而,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正面临着家庭界面缺失、家庭成员离散以及家庭功能失衡等现实的困境。因此,基于家庭的视角,文章提出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变革的总体思路以及相应的实践策略。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出现成为必然,这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民在生活方式、职业、社会心理和行为等各方面向城市居民转化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桎梏使得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应深化户籍改革,使农业转移人口享有与城镇居民平等权利;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法制观念,保障其民主权利。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理论争辩、经验比较与跨学科范式建构

随着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的拓展和日益复杂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不再是单一视角下的制度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个人发展问题,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研究在理论方法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临诸多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新形势下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新界定、市民化程度测量标准和指标的重新确立、概念框架的统一与理论体系的重新构建、研究领域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事实上,未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趋势除了加强原有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管理学等原有学科的交叉研究外,还必须将发展生态学、公共健康学、政策学、发展人口学、发展人类学、营养学等其它社会学科纳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中,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更好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不同学科相互作用研究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本文试图在跨学科框架内重新思考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议题和新的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