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系统地研究了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化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影响机制上,企业集团化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为成员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与创新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知识共享推动成员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国有企业集团化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同时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国有企业集团化更有效地发挥了内部融资功能。该研究试图从组织架构角度为探究制造业企业如何朝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资产专用性、融资模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资产专用性和融资模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直接影响效应来看,高资产专用性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三种融资模式中只有内源融资模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从间接影响效应来看,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采用股权融资模式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债权融资模式会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采用内源融资模式则受此影响较小。进一步按企业所属战略性新兴产业回归发现,资产专用性和融资模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企业诚信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纳税诚信的经验证据

企业诚信不仅是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同时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14—2018年上市公司纳税诚信状况作为企业诚信的衡量指标,考察企业诚信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诚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高于非诚信企业;企业诚信会通过促进研发创新以及优化内部控制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诚信对低市场化进程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推进我国企业诚信建设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精准扶贫、全要素生产率与县域经济发展——基于滇桂黔国家级贫困县的证据

基于2008—2019年滇桂黔县级面板数据,采用PSM-DID识别了精准扶贫方略对县域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并且其对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纯效率、规模效率改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精准扶贫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纯效率、规模效率等渠道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且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对县域经济增长均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精准扶贫对人均GDP具有持续性影响,但其促进效果在不同类型县域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对民族县、山区县、非革命老区县影响更为显著;经验表明,在5年衔接过渡期内仍需从产业发展、教育投入及资源优化配置、治理水平提升等方面着手,全面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好“扶上马送一程”工作。     

数字化转型对OFDI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广东省的经验数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式,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动态能力理论、“资源”三角形理论,以2015-2021年广东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正向显著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一定滞后性。特别是,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大型企业、高股权集中度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明显。在影响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的途径进一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数据,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在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密切相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该影响可以通过提高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来解释;异质性检验表明,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区域差异上,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     

上游行业垄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供应链视角系统考察了上游行业垄断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游垄断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该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负面效应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及资本配置不足的企业;机制检验进一步指出,上游垄断会通过阻碍下游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一渠道来抑制其生产率的提高。上述结果表明,忽视产业间投入产出关联会低估“上游垄断、下游竞争”市场格局对企业生产率造成的潜在负面影响。因此,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应打破上游行业的垄断局面、巩固深化下游行业市场化改革,以激发市场活力和促进上下游行业间互动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要素错配对中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2000-2017年中国水稻、小麦和玉米等三类粮食作物TFP进行测算,并在构建要素错配指数的基础上,对单位规模土地上投入的劳动、机械、化肥和种子等4种要素错配对粮食作物实际TFP增长率的影响进行时空差异分析。研究结果显示,2000-2017年粮食作物的实际TFP增长率平均为2.24%,有效TFP增长率约为0.73%;狭义技术进步对TFP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减弱,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对TFP的提升作用在增强;劳动投入过度比较突出,是引发粮食生产要素配置不优的主要原因;从空间区域来看,东部地区要素错配程度相对较低,西部地区相对较高;中部地区粮食作物的实际TFP增长率对要素错配的敏感度要强于东部和西部地区。     

裁员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世界银行调查问卷的证据

裁员是企业常见的战略调整手段之一,裁员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利用世界银行中国调查问卷,重点探讨裁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裁员会显著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通过了相关稳健性检验。机制探讨发现,裁员会通过加剧幸存员工的工作强度从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而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能够有效调节裁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低,越能缓解裁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正式工、非国有企业、中小微型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裁员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多负面影响。     

数字中国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中国战略引领下,推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了数字中国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数字中国战略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化转型、创新产出和资本配置效率是数字中国战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的作用路径。数字中国战略对服务业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城市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20年283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2 145个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总体上,城市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分析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非国有性质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企业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参考依据。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的法律因素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融资约束视角出发,对《物权法》出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且以2004-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物权法》出台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物权法》出台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法律制度环境越好,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物权法》出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越大。     

成本粘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成本管理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成本粘性普遍存在于不同国家、行业的成本项目中,需要在实践中关注其变动规律及产生的经济后果.选择我国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对成本粘性的经济后果进行新探索.研究结果表明: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增强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管理层持股减弱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从企业层面而言,需要完善成本控制和治理体系,约束管理者行为和自利动机,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制度层面来看,需要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为处于转型升级困难期的企业提供政府补助或财政补贴.     

成本粘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成本管理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成本粘性普遍存在于不同国家、行业的成本项目中,需要在实践中关注其变动规律及产生的经济后果.选择我国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对成本粘性的经济后果进行新探索.研究结果表明: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增强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管理层持股减弱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从企业层面而言,需要完善成本控制和治理体系,约束管理者行为和自利动机,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制度层面来看,需要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为处于转型升级困难期的企业提供政府补助或财政补贴.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棉花主产省市的经验证据

该文基于15个棉花主产省市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选择全局Malmquist指数法对各省市的棉花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进一步分析各省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并检验人均植棉面积是否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棉花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棉花全要素生产的提高;人均植棉面积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棉花全要素生产率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采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2001—2013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采取线性标准化方法构建环境规制的综合测量体系来量化环境规制强度。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总体上是有效率的,技术进步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促进了制造业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行业分类来看对重度污染行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度污染行业具有阻碍作用;而对于轻度污染行业的作用结果不显著。     

中国西部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研究:2001—2010

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西部7个主要城市群在2001-2010年期间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2001-2010年期间,西部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上升了3.4％,主要来源是技术改进;选定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不稳定,最近出现了持续的下降趋势;西北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了5.3％,西南改善了2.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西部城市群经济增长还处于投入增长阶段,利用效率整体偏低.     

空间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考察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考察空间集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关系及内在机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对应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空间集聚程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系;空间集聚有利于通过增强企业竞争行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认为,当前中国大多数城市并未呈现过度集聚现象,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实现要素在空间层面的自由流动,在加强空间集聚外部性的同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