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制度优势与效能发挥

政治制度是安邦定国的根本问题,治理效能则是衡量政治制度是否具有优势的根本标尺。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人民政协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这项制度之所以能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在于人民政协在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政党合作、实现人民民主和吸纳社会力量等方面拥有的优势。进入新时代后,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为此,要锚定人民政协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的治理效能,在完善协商民主的机制和强化政协委员的履职意识、责任担当中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健全协商民主

正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使命、"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的新论断,证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已成为当前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为了更好地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思考

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具有政治参与、决策咨询、价值导向、监督约束、维护稳定功能。完善和发展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着力加强主体建设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强化形式创新和文化培育。     

“人民政协与协商民主”笔谈：深入开展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党的十八大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深入地推进协商民主注入了崭新内容,赋予了新的使命,对人民政协与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出了新要求。为此本刊组织了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人民政协与协商民主”进行探讨,希望对深化认识有所帮助。     

价值、制度与能力——法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与理路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党相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法治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制度体系和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价值、制度与能力三个层面来说,法治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善治、秩序与边界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制度体系的法治化,同时,法律的实施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通过法治的相关建设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未来的治理方向。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体现在:从治理理念上来看,它是理性化治理;从主体参与上来看,它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治理机制上来看,它是法治化治理。沿着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应该转变国家治理理念,寻求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之策。     

民族工作事务治理法治化与治理现代化的互构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更高阶段的内在体现。在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契合,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工作事务法治化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应有之义。法治为民族工作事务治理构建了价值取向、制度供给、执行依据、能力保证及评价机制等,是将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机制转化为卓越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在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化是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的思想、方略和路径,二者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契合且相得益彰的互构逻辑。民族工作事务法治化将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在国家制度体系层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保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源源不断动力。     

抓住机遇 应对挑战 努力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水平

人民政协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努力把协商民主提升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就应该做到: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断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按照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遵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安排,努力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具体运行系统,是制度体系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持续有效地保障和推进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分析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对深刻理解和把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科学内涵、鲜明特色与时代价值

经过长期自主探索和开拓创新,协商民主在新时代的中国实现了从价值理念到制度实践的全方位提升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内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有着深厚的理论内涵;既是一种科学决策体制、民主治理模式与社团组织形式,更是一种体现人民民主真谛的制度安排、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效机制、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重要方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植根于中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坚守人民性的价值立场,坚持内生性的发展道路,注重协商实践的制度化发展,努力构建系统化的体制机制.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它的价值功能还将进一步得到彰显.它为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实现提供了制度载体,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建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生动范本与宝贵经验.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是国家制度层面的民主形式,具有丰富的议政资源,健全的组织体系,基本的制度保障,良好的工作基础,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不仅如此,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还具有合作功能、资政功能、民意功能、监督功能、共识功能等独特的功能、价值与作用。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工作。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和制度化建构

协商民主的实质是为广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和社会治理提供广阔渠道和制度平台.在当代中国,发展协商民主,对于沟通多元化政治价值诉求,形成民主政治发展合力,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适应社会成员平等性政治价值期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政治生态协调和谐,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实现由制度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尤其具有极其广远的政治意义和政治价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关键在于使协商民主制度化.要坚持人民民主、平等对话、多层推进、和而不同、和谐共进等基本原则,着力推进政党协商民主制度化、国家权力机关协商民主制度化、国家行政机关协商民主制度化、社会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大众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制度化建构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基层治理精准化:意义、内容与路径——以重庆市沙坪坝区联芳街道为例

精准化是在复杂性时代背景下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也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基层治理精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层治理精准化十分必要也极有可能.就其内容而言,在横向上涵盖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党的建设精细化、经济发展精明化、社会治理精巧化、公共服务精心化、志愿服务精品化、信息系统精密化;在纵向上包括以人为本、法治、科学的价值体系、"一核多元"的组织体系以及各项支撑性制度体系.就其实现路径而言,主要包括7个方面,即以群众满意为目标、以需求导向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抓手、以组织联动为关键、以队伍建设为重点、以考核监督为保障、以"互联网+"为载体.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政党制度的三重意蕴

随着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也日益呈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新型政党制度三重面相。作为内容形态的中国政党制度,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运行特色。作为性质形态的中国政党制度,具体表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之一。作为本质形态的中国政党制度,则具体幻化为新型政党制度,从规律的层面彰显着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效能。中国政党制度内容、性质和本质的三重意蕴,深刻地折射出其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无论作为内容,还是体现性质,抑或彰显本质,中国政党制度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也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出新要求。本文按照“主体-工具-效能”的思路,建立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剖析了治理现代化水平对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影响机制和现实状况,并从多方面提出建议。研究显示：在符号同一、产业融合、价值交融等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3个层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均会产生影响,具体体现在社会参与机制、公共服务机制、市场竞争机制、产业创新机制、优化统筹协调机制和动态评价机制等6个方面;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出发,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需建立协同治理机制,覆盖3个融合层次,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并全面提升执行能力。研究明确了中国文化和旅游实践中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内涵及影响机制,并根据具体发展事实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深度融合。     

信用惩戒制度的运行机理及其法治化路径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以信用信息数据为基础.融合大数据技术的信用惩戒制度是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利器,保障社会信用治理系统有效运行.信用惩戒制度具有道德约束、契约自治、国家管制三个价值维度,能够有效实现预防和矫正功能.借助经济学博弈模型探讨信用惩戒制度运行的机理,权衡比较行为主体守信与失信的成本与收益,预测制度对行为主体决策的影响,进而在制度层面提出信用惩戒制度运行法治化的对策,以期在制度层面作出实践理性的回应.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理念与民法典规范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理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诠释了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民法典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民法典规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特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化了价值引领。民法典规范通过民事权益类型化完成了对民事主体私权益的系统构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了私权体系。民法典规范通过修改关于物权与合同的大量法律条文,鼓励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了有效的交易秩序。民法典规范通过新增或者完善诸多民事法律制度,促进民事立法体系化与科学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