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诗中的中国形象

一个现代民族的文学形象中必然包含作家对所属民族或文化国形象的感知与想象.现代汉语诗人有的从现实层面予以关注,塑造了一个新生与劫难并存的中国形象;有的留恋传统文明,重新想象一个诗意而古朴的中国形象;而置身海外的旅居诗人,提供的是乡土中国与汉语中国的形象.现代汉诗中中国形象的发展演变过程既蕴含着现代诗人所传达的主体生命情思和经验,也表现了他们对自我民族、国家的疑视、反思与想象.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形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大量的以韩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 ,由于中韩两国面临相同的历史命运 ,韩国人形象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热衷于表现的一个领域。本文打算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研究 ,希望获得对中国现代文学中韩国人形象变化的把握 ,并且得出对这一变化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认识。     

试论崔致远汉诗中的中国人物

崔致远是朝鲜统一新罗时期最著名的汉诗人.在汉诗创作中他经常引用中国人物或典故,在有限的文字诗歌当中扩展了诗歌的境界,表达了自己特定的感情.引用的人物和典故,一方面丰富了崔致远汉诗的内容,一方面也体现了崔致远作为一名新罗诗人驾驭汉字创作汉诗的能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文学有关中国的书写甚少,究其原因与当时的冷战时局不无关系.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战时和战后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因素,通过对比战时文学"现时的敌对"和战后文学的"苦难的20世纪""记忆中的盛唐",可以解读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即拥有璀璨文明的古代中国——尤其是唐朝,在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里作为"理想国度"的记忆得到书写;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与韩国是同样饱受外敌之扰的苦难国家,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却被置于冷战的对立方,被描写为朝鲜军队的"帮凶".     

从周边看中国——韩国《东亚史》教科书中的当代中国形象

在中国周边国家中,韩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透过韩国历史教科书反观中国是我们认识自身的一条有意义的途径.因为历史教科书是一个社会的支配性话语系统,更是一国对他国主流认知的反映.韩国历史教科书,特别是《高中东亚史》将当代中国描述成一个内战导致分裂的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缺乏政治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歪曲历史的国家、外交上咄咄逼人的国家,也是韩国日益依赖但难以信任的邻居.韩国历史教科书涉华叙述存在选材有失客观、侧重刻画负面形象等诸多问题,这不利于韩国青少年正确理解中国.中国需要深入系统地研究韩国历史教科书,探索通过中韩人文交流机制、公共外交等方式,推动改善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巩固中韩人文纽带.     

韩国非主流"研究者"群体的高句丽史认识倾向

韩国古代史学界,除正统主流史家以外,还有被称作非主流的特殊"研究者"群体.他们与我国所谓"民间学者"有所不同,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且多是负面的,因此应从史学史的视角来梳理非主流史学群体的形成、发展以及对高句丽史的认识倾向,尤其是近年的主要动态及主流学界对其的回应.     

历史情感与都市想象——论明治日本人长安游记的单一性

从心态史和情感史的角度来研究明治时期日本人的长安游记,就会发现“历史情感”在日本文化记忆中的投射,使置身于长安的日本旅行者更自觉地将地理空间与精神空间合一,这种走向深度的游史方式必然相对忽视建筑、广场、旅店、市民、饮食等构成城市形象的重要成分。与西方人注重写横向的、空间的流动景观不同,明治日本人对长安的描述,因历史情感的冲动与显现,而掩盖了清末长安应有的城市样态,从而在游记内容和表述方式上呈现出单一、重叠的特征。这既与奔赴长安的旅行者身份极为集中、单纯、旅行线路的单一有关,同时也不能忽视清末长安不承担与日方交流的政治、经济、交通枢纽,城市功能较为单纯这一史实。     

他者镜像中的中国主体——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述评

七个世纪以来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经历了各种变幻,但其观照出来的并非中国,而是西方人自己。中国人以西方的中国形象透视自己无异于镜中寻花、水中揽月。但西方的中国形象套话一旦形成,就具有符号性的支配功能,可以不指向现实而进行自我复制。五四运动以来的国民性讨论如果放在中国形象问题的视野中来考察,就会发现触目惊心的事实,即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西方论述形成了合谋,共同发明创造了中国的国民性问题。而且,这种合谋在当下仍有其市场,因此要警惕中国是否已经失去了表述自己的功能与话语权,只能用西方话语表述自己,沦为只能被表述的境地。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的多维构建

外交形象构建系一国外交话语体系和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且复杂的工程,需要跨学科、多维度的知识整合和跨行业、跨部门的协同参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应以外交形象塑造全过程为核心,从宏观与微观层面进行多维度分析和整体性研究。宏观层面以主客体认知关系(自塑/他塑外交形象构建)、自塑外交形象的转换和传播、形象间性三个要素为主干框架;微观层面可从群体认知、客观源像、形象转换、软性传播、直接形象间性与间接形象间性等方面对外交形象生成进行解析。为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的完整构建,应以我为主、兼顾受众,在自塑与他塑对外关系中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等效+形象趋同"。     

中国古代文论意义阐释的生存论维度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一直徘徊在"失语"的边缘而无法自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当代人在对古代文论进行阐释时缺少了一个重要维度--生存论.事实上,与西方文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完全不同,中国古代文论始终是一种对文学的诗性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终极目标是文学中的人以及人的价值追求与理想人格的塑造.这种独特的精神旨趣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阐释活动的生存论指向,印通过对古代文论话语的阐释,把握古人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智慧,进而通过这一渠道进入到古人的精神世界,最终实现今人与古人在生存意义上的对话与交流.质言之,进入古人的心灵世界,对古代文论作出富有深度的开掘,应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根本意义所在.     

对"对当代大学生形象"问题的伦理性反思

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大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民所享受到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之一.但近年来,大学生的社会形象日益下滑,"当代大学生形象"问题日益突出.同时,"新读书无用论"时隐时现.若不解决,势必对高教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影响,故本文分别从传统世俗观念的影响、客体社会改革所致的对"大学生形象"认识性的变化、主体大学生在形象自我认识、构建和谐社会对大学生形象认识、构建中的双重模糊性三方面,对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伦理性的反思,并力图从主客体两方面对问题的解决进行探讨.     

中国古代早期文学的医师形象

中国古代文学很早就出现了医师的形象。随着历史的发展,相继形成了多种类型的较为固定的医师形象,其中有医、巫纠结不清的巫医;有带有巫医痕迹的神医;还有自比帝王师的道医。在每种类型的医师群体中,具体成员又各有特性。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形象论

以"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观的提出为先导,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具有独立个体特征与审美价值的儿童形象,根据儿童与"父"性的不同关系,这些形象可归纳为无父型、失父型、恋父型、弑父型和寻父型等几种类型.现代作家们正是通过这些儿童形象的塑造找到了一个颠覆成人、传统、历史等的形象工具,一个承载"爱心"、"自然"、"未来"(也包括新文学自身的未来)等哲学、理念、人生观等的形象载体.     

论芥川龙之介的母性认识和母亲形象塑造

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的母性认识和母亲形象塑造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初期创作阶段对母亲和母爱讳莫如深,中期创作阶段对母亲和母爱渴慕向往,后期创作阶段对母亲及母爱极尽讴歌与赞美之能事。从不同的创作阶段可以明显地看出作家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由此使作品中塑造的母亲形象也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论古代白话小说中的九天玄女形象

九天玄女在《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后水浒传》、《说唐后传》等数部白话小说中频繁出现,成为众多英雄的保护神。她常常向英雄传授技艺、赠送法宝,并在危急时刻搭救英雄的性命。九天玄女形象的形成,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她武艺高强、精通战法,曾经帮助黄帝战胜蚩尤;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英雄对精神之母的渴望,同时在小说中她也带有了一些始祖母神的色彩。另外,玄女还经常预言小说中人物的命运。     

柳麟锡的中国体验与东亚认识

柳麟锡师从朝鲜朝华西派李恒老,秉持卫正斥邪和尊华攘夷思想,是朝鲜朝末期较为典型的保守派文人.作为指导抗日救国运动的朝鲜义兵将领,他在诗文和散文中分析了东亚时事,作出了价值判断,刻画了具乌托邦功能的中华形象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日本形象,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东亚认识.柳麟锡试图激起东亚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激发共同的情感,完成斥洋话语.柳麟锡建构起来的中国形象和日本形象属于译介学中的跨文化交际在思想化、主题化、情绪化层面上的表现和反映,它无法从根本上触动本土文学的形式和话语变革,但是却为探讨文化的接受、知识的再生产及其文学化过程提供了文本.     

精神浮荡下的心灵镜像--郭沫若小说中自我形象的人格特征与隐喻意义论析

郭沫若前、后期小说中的自我形象,在精神内质上有一个从“实在化的我”向“虚化的我”亦即逐渐否定自我的转换历程,其人格特征则相对恒一。本文从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二元对立与感觉变形、趋时善变与内在恒一等三个方面对此作了分析。本文认为,郭沫若小说中的自我形象与创作主体之间形成了“主体间性”,前者是后者的心灵镜像,其命运际遇可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叙事隐喻。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

中国古代文学中日本人形象书写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隋唐前,基本为想象中的非类:或为长寿仁者,近于仙,或为形态怪异者,近乎兽,形象较为模糊;隋唐后,日本人形象由想象中的非类复原到人类,宋代文学中出现了日本奸商形象;元后,倭寇逐渐成为文学中日本人形象的主要内容,仁者形象逐渐淡化,凶顽、恐怖、惨无人性的倭寇形象得到加强,同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基于现实生活的日本人的形象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