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满族人形象——以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

18世纪上半叶,朝鲜朝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华夷观”的传统思维模式,客观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受到这种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金昌业等朝鲜朝的燕行使臣就塑造出了“丑陋”、“悍麂”但又勇武过人的满族人形象.他们既描述了满族人怪异的体征,凶狠、顽劣的行为,更是凸现了满族人擅长骑射而生存、立国的文化特征.     

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国北方集市形象

朝鲜朝燕行使臣通过燕行,亲眼看到了中国北方市集一派繁荣的景象。因而,他们通过中朝两国经济、文化的比较研究,找出了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并致力于寻找导致清朝经济、文化繁荣的具体原因,又积极力主"北学中国",寻找使朝鲜迅速摆脱经济、文化落后局面的方法。他们还从力求节俭的目的出发,指斥中国市集上贩卖的种类繁多的奢侈品,忧虑中国人日益追求华丽服饰的奢侈行为将会导致身份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混乱。     

朴趾源《热河日记》初探

朴趾源是18世纪朝鲜实学派的杰出代表,倡导"利用厚生"学说,主张北学中国。1780年,他随朝鲜使团访华,所撰访华游记——《热河日记》,兼具史学文献价值、文学鉴赏价值、政治经济实用价值,不仅是朝鲜实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对研究中朝关系史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辽丽关系视域下辽朝的东疆经略

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伴随辽(契丹)政权与朝鲜半岛高丽朝政权的兴起与发展,两国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高丽朝与辽朝在东疆地区进行的一系列治理活动产生互动.在此期间,为推动王朝边地政局稳定、取得高丽朝方面的宗主认同、反制其"北进"活动,进而解决两国的边境领土争端、建立及维护两国的宗藩关系,辽政权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手段对与高丽朝接壤的东部边疆地区展开治理,在此基础上逐渐抑制了高丽朝方面的"北进"扩张,有力推动了辽丽两国宗藩关系的最终确立与稳固.     

"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19世纪的危机在松江

中国经济在19世纪出现重大逆转,从18世纪的长期繁荣转入19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期衰退,中国社会也出现了"19世纪的危机".这个逆转始于道光朝,因此被称为"道光萧条".导致这个萧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之一是19世纪初期全球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这一点,在以往关于19世纪危机的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因此,本文以松江地区为例,具体地观察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和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     

中亚帖木儿王朝的来华使臣

本文主要依据<明实录>记载,着重探讨中亚帖木儿朝的来华使臣的身份、性质及明朝给予的待遇.除内附明朝的撒马儿罕回回人外,帖木儿朝来华使团的次数在78次以上,分为进贡和贸易两类使臣,他们到明朝的次数大大超过明朝到帖木儿朝的次数.其社会地位高,不少人曾多次来华.尽管明廷给以丰厚的赏赐和优裕的待遇,但仍有使臣回国时挟带汉人的违法行为.     

《热河日记》中的康乾盛世

通过对《热河日记》中康乾年间中国清朝社会种种现实生活的记载和描写的分析,对朴趾源燕行所目睹的种种盛世景象进行解读,可以看出这部文学巨著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     

朝鲜北学派实学思想与诸实学流派的关系

朝鲜实学以实学思想表现出的特色大体分经世致用派、利用厚生派、实事求是派.经世致用学派指以李ED6A为思想主流的星湖学派;利用厚生学派指以燕行使为队伍的北学派;实事求是学派指金正喜等后期的学斋实学派.北学派是在朝鲜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社会内部萌生近代文化因素的18世纪后期出现的一股社会思潮.在朝鲜诸实学流派中,就启蒙、指向近代的意义讲,北学派思想最具先觉者之特色.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为代表的北学派,通过出访清朝,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他们冲破了朝鲜排清自大的狭隘民族主义,对儒家传统的尊华攘夷的华夷观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华夷一也、北学中国的进步主张及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利用厚生的具体措施.     

朝鲜朝文人朴趾源进步的士意识

朝鲜朝文人朴趾源对士意识进行了重新定义,希望能够从意识形态上转变朝鲜儒生的腐化堕落,转变儒生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从读书、经世和交友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深入研究朴趾源的士意识,同时发现朴趾源的进步士意识为朝鲜朝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高丽朝使臣与元朝名士之交流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一直非常密切。在古代,两国的长期交往多是通过互派使臣实现的。有元一代,高丽朝入华使臣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他们觐见皇帝、太后,进献表文、贡品,完成出使的任务。同时,高丽朝使臣还在馆伴的陪同下,在元朝参加宴会、看戏、参观寺院等活动,并有机会与元朝的名士接触,唱和交流。以高丽朝使臣李藏用、李承休、李齐贤为例,从他们与元名士唱和之中亦可窥见两国文人交往之中各自的风采。     

论清代出使朝鲜满蒙大臣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

中朝两国关系悠久,友谊深厚,山水相连,休戚与共,中朝两国的交往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成功的典范。两国外交中使者具有重要的作用,清代出使朝鲜的使臣多为满族和蒙古族大臣,他们留下了很多记录出使朝鲜的纪行文学作品,成为我们了解中朝宗藩关系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挖掘这些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分析和探讨在清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朝两国外交的方式和细节,对今天我们处理中朝关系有一定的启示;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探索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流对文学的影响,有利于发掘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交流传统,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     

明清时期“燕行录”中孟姜女传说变异考——以“情节”和“人物”演变为例

明清时期,“孟姜女传说”通过来华朝鲜使臣的燕行记录得以在朝鲜广泛流传。朝鲜使臣吸收山海关姜女庙石碑的碑文内容与当地民间传闻,融入个人认知、情感和想象,在自身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的影响下进行改写和再创造,使传说逐渐演变成独具特色的“‘燕行录’版”孟姜女故事。通过细致梳理和分析燕行录中的孟姜女相关记录,阐释其故事情节和人物构成的衍化变异特征与原因,能够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域外传播的独特魅力和规律,为当下中韩文化交流提供有益借鉴。     

乾嘉学人与朝鲜学人之交游——以纪昀与洪良浩之往来为中心

1794年十二月,洪良浩作为冬至使兼谢恩使第二次来华,在第一次来华所确立的"北学"思想的影响下,他积极与清人交往,与纪昀的交往尤值得关注。尽管与纪昀首次见面并未交谈,随后他派其子拿着诗文稿前往纪家拜访,受到热情接待,纪昀在序中对其诗文集评价极高,从而奠定他们交往的基础。此后书函往来不绝,诗文唱和,互赠礼物;探讨学术问题,交流对文章、小学、西学等问题的看法,涉及当时中朝学术的核心问题,表明两国学术的趋同性。他们当时皆是两国的文坛领袖和朝中重臣,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真情的流露和表达,体现了18、19世纪东亚"情"的世界。而他们的学术交流,也体现了清代乾嘉学派对朝鲜学术的影响。     

域外视觉：论朝鲜诗人朴齐家的清代文化观——以《燕京杂绝》的分析为中心

在18世纪朝鲜作为实学派崭新的一翼崛起于文坛的朝鲜北学派作家,接受当时中国清代文化乃至业已传播于清代社会的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当时诗人朴齐家在<燕京杂绝>里充分体现了文化传播意识和文化接受意识,表现了彻底的现实改革意识与进取的精神.     

金永爵与清代文士的文学交流研究

金永爵是19世纪中朝两国文学交流史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他的学术交流活动能够清晰、鲜明地反映出近代转型期两国文人的交流实况与思想变化轨迹.他从禅学转入程朱理学,以理学为基础再去关注金石学和考据学,由重词章转向重义理,从崇尚"雅致"到发自"真情",这些都与清代文士的交流密不可分.他对清代文坛的理解与认识,也得益于与之交往的清代文士,但在其过程中也出现过信息上的误差.金永爵平生所学不拘一格,他不断接受新思想,在清朝面临西方侵略的危机时刻,又与清代文士积极探索应对西方列强的对策,体现了他开化思想的形成过程.     

介绍一份19世纪末的汉朝对音资料——《华音启蒙》卷后的《华音正俗变异》

汉语近代音中 ,见晓组字的颚化究竟何时结束 ,是研究近代汉语语音变迁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朝鲜对音文献《朴通事新释谚解》、《汉清文鉴》、《重刊老乞大谚解》以及《华音正俗变异》所显示的语音材料表明 :18世纪中叶见晓组字的颚化还处于开始阶段 ,到了 18世纪末或 19世纪初 ,颚化有所增加 ,但还是占见晓组字的少数 ,仍处于过渡阶段 ,到了 19世纪中叶以后 ,见晓组字基本上颚化 ,但还不能说全部字完成     

朝鲜学者朴趾源观承游记谈

朝鲜著名学者朴趾源随其兄朴明远祝贺乾隆七十大寿,将所见所闻记成辑为《热河日记》,将18世纪外国人眼中的承德真实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明代朝鲜使臣纪行诗中的蓬莱阁书写研究

蓬莱阁是“中国四大名楼”之一,耸立于山东半岛蓬莱丹崖山上。高丽朝使臣郑梦周路经登州首次登临并吟咏蓬莱阁,拉开了明代朝鲜使臣创作“蓬莱阁诗”的序幕,后世不少朝鲜朝使臣受其影响,他们结合自身特殊感受与生命体验,创作出诸多蓬莱阁纪行诗篇。朝鲜使臣笔下的蓬莱阁不只是一个实体性文学景观,也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象征系统,蓬莱阁成为一个用以抒发历史感慨,展现华夷观念,仰慕中华文化、表达思乡之情与结交友谊的历史与精神的地理空间。在“异域之眼”的注视与观察下,朝鲜使臣创作出不同于中国文人视角的“蓬莱阁诗”,极大丰富了蓬莱阁的人文内涵及多维形象,蓬莱阁也因此成为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试论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市贸易

恰克图边市贸易是清代中俄两国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促进了18 ～19世纪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对恰克图边市贸易的兴起、繁盛、衰落和历史地位予以论述.     

17～19世纪中叶中国实学与朝鲜实学之比较

17～19世纪中叶,在中国和朝鲜先后出现了自我反思与批判之产物的实学思潮。一方面实学思潮在中朝两国的兴起、发展及其思想内容,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如主张经世致用、舍虚务实、批判专制等;另一方面由于中朝两国国情不同,两国实学文化产生的背景、发展阶段的特点、价值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地方,如两国实学思想理论与实践及推行过程的差异,两国学习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本身的自觉要求程度不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