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漕运与南昌城外的空间格局——再论江西省仓

明成化十年,漕粮行改兑法,运军需赴州县水次收兑漕粮,这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变动。"一条鞭法"推行前,漕粮民收民解,旗军、运丁常常盘剥里甲和粮长,至嘉靖朝这一现象更加普遍化。为避免旗军、运丁的勒索,加上江西河道不利航运,自万历朝起江西州县即在省城购置漕仓,于省仓兑粮与运军。"一条鞭法"推行的过程中,漕粮官收官解,这时州县也设立了一批漕仓。至清乾隆朝,南昌城外西北、西南已漕仓林立。这些城外漕仓后来成为试馆、会馆,供士子考试及州县官民赴省之用。通过明清江西省城外漕仓兴起的历史,可以认识贡赋体制对于形塑城市空间的意义。     

秦汉江汉漕运的演进及其历史价值

秦汉江汉漕运系统的形成,无疑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从历史和战略的高度折射出古代漕运活动和漕运系统在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所起到重要辅助作用。     

义利观影响下的朋友关系——以秦汉时期为例

古往今来,朋友关系都是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因此对朋友关系的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朋友交往的动机不尽相同,有以利益相交的,有以志趣相投的,有以在学业上相互砥砺切磋的……。正因如此,在人际史往过程中,影响朋友关系的因素有很多,且十分复杂。本文拟探讨秦汉时期义与利影响下的朋友关系。     

论嘉庆时期漕政的腐败——以通仓舞弊案为中心的分析

文章试图以嘉庆朝通仓舞弊案为中心,探讨嘉庆朝漕政腐败的实况,显示出漕政腐败的新特点和颓势,从中揭示出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趋势。漕政的腐败是嘉庆朝官僚政治腐败的一个缩影。     

秦汉商业用地制度初探——以出土文献为中心

近年来不断发现的出土文献表明,秦汉时期城市市场中的商业用地有着细密的管理制度,它在划分时按所售商品的价格和种类确定大小,用途相同的土地被集中规划在一处,由管理市场的市亭负责把土地授给个人,受取土地的资格和土地的使用权能也各有明确的规范可循。秦的刑事法律还对侵犯国有商业土地的行为作了专门规制,其原则与《唐律》"盗贸卖公私田"条相类似,而与一般的财产犯罪行为"盗"有明确的区别。出土文献中所见的这些商业用地制度,是当时市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了传世文献记载的缺失。     

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以天津地区为例

漕运是明清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在运河上经过,从而对运河沿岸城市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一是漕运人员在运送漕粮的同时带运的大量南方土宜及其额外私自夹带的货物进入运河沿岸城市,从而促进了后者商业的发展;二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运河沿岸的人们不仅能够听懂而且学会了一些南方语言;三是随着漕船的北上,南方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四是由于漕运活动,文人学者写下了很多关于运河沿岸漕船汇集、漕运景观以及运河畅阻情况的诗歌.     

秦汉基层等级身份秩序的确立与变迁——以赐民爵为中心

秦汉基层等级身份秩序本来是以民爵为核心确立起来的,民爵赐予中现实政治、经济权益赋予的等级性和差异性乃这一制度机理的根本所在.赐爵日渐轻滥、民间爵的买卖流移及入粟拜爵等因素的注入,在使获爵途径多元化的同时也潜在地导致以爵为核心的等级身份机理内涵的变化.随着民爵赐予在实际政治、经济权益赋予层面趋于萎缩,其在基层等级身份塑造中地位趋于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以财富为本的自然性而非政治性因素在基层等级身份领域作用的增强.     

社会冲突中的官、民与法--以"钟九闹漕"事件为中心

道光年间湖北崇阳的“钟九闹漕”事件在传统的农民战争研究中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如果将它置于社会史的视角下,它的丰富材料即显示出很高的价值。笔者从关注秩序的问题意识出发,利用文献与口述资料,对该事件进行了梳理分析,力图通过闹漕过程中官府与民间社会在法的领域的互动来透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对中国传统法律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秦汉时期饮食经营策略

秦汉时期饮食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饮食商业种类较之前不断增加,这都与当时饮食经营者所采取的营销策略密切相关。贱买贵卖、薄利多销、注重商品质量等经营理念,自有品牌、美女当垆与其他形式的广告宣传,预测行情看准时机,吸取以往失败的经验等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经营策略。考察秦汉时期饮食业经营策略,不仅可以了解彼时的经济面貌、经营者的心理及其所具备的思想基础和民风民俗等,而且对我们当下的经营者也有很多启示。     

秦汉中原地区水井类型及地域分布探究

秦汉时期,水井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更加广泛。根据考古发现,秦汉中原地区水井按垒制材料可分为土井、瓦井、陶圈井和砖井,以环嵩山地区、南阳盆地和黄淮平原西南部最为集中,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区、经济发达的城市中,以及冶铁、制陶手工业作坊区,这反映了当时冶铁、制陶等手工业的分布与发展情况,也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繁荣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信仰与意志:秦汉以前的"自杀"——以《史记》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秦汉以前的自杀观念与现代社会不同.通过分析<史记>等文献中记载的自杀现象,可以发现古人更多地将自杀视为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和文化行为,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反常的病理现象.了解古人的自杀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并且有助于人们反观自己时代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状况.     

论先秦秦汉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动力问题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进步是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动力。从裴李岗文化时期到战国早期,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木农具,并无本质的变化。生产工具没有变化,土地所有制却不断变革,说明以生产工具为“指示器”的生产力不是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动力。私有观念先于私有财产或私有制出现,而不是相反。氏族所有制、家族公社所有制和个体家庭所有制从来都是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对立统一。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深化,从而导致氏族所有制过渡到家族公社所有制,再到个体家庭所有制。     

秦汉逮捕制度考

速辅是司法过程中相关执行人员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往往是刑事审判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相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及相关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文献中记栽的大量刑事案件复原了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包括逮捕的方式与程序诸问题.秦汉时期,逮捕制度中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差别.逮捕不同的犯罪人员在原则、程序、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特权阶层、低级官员、普通民众、逃亡犯的逮捕程序与方式诸问题予以分析和阐述.     

秦汉时期法家的命运

法家学说经历战国时期数次政治试验 ,在秦国获得成功。秦王朝统治时期 ,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秦的短促覆亡 ,使得政界和学界都特别看重法家学说的负面影响。然而从出土文献资料看 ,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 ,又体现出对秦代法制的继承。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空前上升 ,但是法家理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 ,就反映了这样的影响。东汉末年 ,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得以重新上升。     

秦汉时代东夷之道德生活

东夷在秦汉时代主要指夫余、挹娄、朝鲜、高句骊、沃沮、濊、三韩等部族或政权.就道德生活而言,虽然多数国家或部族内部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公正规范,但在民族或其政权之间却普遍存在着不公正,远未产生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道德共识.另外,还普遍存在着婚前性自由的性爱道德权利以及崇尚勇敢、强劲的道德价值趋向.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水平、受外来影响等因素的不同,道德生活也各有其特色.     

载纵载横与无远弗近——秦汉时期燕蓟地区交通地理研究

秦汉时期的燕蓟,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是北方重要都会.载纵载横的陆路交通乃支撑燕蓟都会地位的诸条件之一.秦汉时,至少有10条道路交会于燕蓟:东和东北向的卢龙、无终、傍海道,北向的居庸关、古北口大道,西向的北边、飞狐道,南向的太行山东麓大道、馆陶广阳道、渤海西岸大道、并海道,形成一个完整的四达交通网.便利的交通,促进了燕蓟和中原及北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对燕蓟历史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秦汉林业职官考述

秦汉时期的林业并非由专门的林业机构管理,而是由不同部门的职官兼理。根据性质的不同,与其相应的林业职官分为管理山林川泽、苑囿、林木种植和木材利用四类。秦至西汉,山林川泽管理权由中央设"少府"与"木官"管理,其所出物产归于皇室及诸侯王。至东汉,山林川泽的管理权及物产改由地方政府负责;秦汉苑囿先后由少府及水衡都尉掌管,其下设有"苑丞"及"禁圃"等兼管苑中林木事务;当时的林木种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宫室、陵寝内的树木则由"将作大匠"主管;此外,秦汉时所设的"将作大匠""司空"以及中央与地方所辖的各类工官主要管理林木的开采与利用。     

秦汉时期的“请间言事”

秦汉时期的言事制度,存在一种特殊的请间言事。多数情况为吏民请求于皇帝朝见外的空闲时间,在更隐秘、私人化的场所进行君臣沟通与政事谋议。它的言事内容重要、广泛,实现途径及形式灵活、多样,在反映相应君臣关系的同时,对施政亦有直接影响,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作为制度规定之外而又常态存在的政治行为,请间言事为认识秦汉帝国日常统治的运行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