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学与日本近代化

中国不仅在明清时代向日本传播西学,促进日本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在鸦片战争后大规模地向日本传播近代欧美科学文化、政治制度方面的知识和我国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新知识、新思想大大促进了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开国倒幕和明治维新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推动了日本近代化的启动和发展.     

黄遵宪与日本关系研究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维新思想家、外交家和诗人。他的一生,与日本的联系密切,是中国近代第一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马关条约》签订后,负责对日本进行苏州开埠谈判;戊戌维新期间,积极倡导以"日本为师"进行维新变法;罢官回乡后,在家乡积极倡导新学教育和留学日本活动;编纂了近代中国最全面、系统研究日本的著作——《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成为近代中国了解日本的第一人。     

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

在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法人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曾发挥重要的作用。"五四"前后,此书传入中国,借助各种途径,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原论》不仅作为当时各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法性质课程的教材,而且成为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范本之一。胡适、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的史学思想均有《史学原论》的烙印。《史学原论》所提出的各种观念或规则在传播过程中,被接受者根据个人思想取向加以分解重组,沉淀在专业史家的日常实践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基础。近代中国史家不论对《史学原论》表示欢迎还是批判,事实上都仅彰显了它的史料学面相,而忽略了"撰写历史"才是其核心关怀,由此误导中国现代史学偏向考据一途。     

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

以朝鲜诗话《清脾录》为个案,可以从实证与理论两个方面,探讨文学史上"环流无倦"的变化与书籍"环流"之间的关系。《清脾录》的特殊意义,体现在其关注本国诗之外,还关注当时中国、日本、安南等国的诗,具有"东亚视野"与"并世意识"。其抄本、刻本在朝鲜、中国、日本之间的流传,以及在文士间发生的阅读、删改、传播等事象,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三国文士眼中的他国文化,从中可见三国文化势力的此消彼长。从《清脾录》的阅读反响可知,"阅读"甚或"误读"与东亚诸国间的文化交流和彼此的文化体认有关,而"东亚视野"在文学领域的呈现与发生影响,正通过书籍的"环流"得以体现。伴随东亚书籍"环流"现象产生的,是东亚诗学不同于18世纪以前的超越国界的弘阔意识。     

在中国发现宗教——日本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结社的研究

如何安置被称为"宗教"、"迷信"的民间信仰及其结社,是近代国家建设中每每出现的问题。通过对明治以来日本关于民间信仰话语的爬梳,可以确认近代日本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特别是信仰结社)认识的知识背景;从日本到中国的认识投影不是简单的复制,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出现交错,各种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称呼——邪教、迷信、宗教、新宗教、类似宗教,可谓其表征。从这一考察中还可以看到,在"东洋学"或"支那学"之外存在着一个绵延不断的非主流的中国研究传统,它通过"道教"(通俗道教)这一言语装置表现出来。道教研究既来自对"东洋学"或"支那学"之批判,更受到了日本"民俗学"方法的影响。     

论“军国民主义”

近年来,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若干成就,相对而言,近代军事思想史的研究,则仍然接近于空白.虽然我们的近代前辈留下的有影响的军事思想并不多,但如果认真发掘、总结和研究,不仅会丰富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内容,而且对今天军事学术的研究和军事理论的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20世纪初年,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军国民主义",就是近代历史上值得注意的军事思想之一.本文将评述"军国民主义"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和意义. 一、从"拒俄运动"到"军国民教育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     

日本文学对《搜神记》的吸收与借鉴

《搜神记》不只对我国魏晋六朝之后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而且它可能远在公元891年之前已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文学艺术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可在日本的“物语”、“说话”中得到印证。在日本历史上,有五次我国移民大规模迁居日本成为“归化人”的记载,不同国度、民族间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及宗教传播是民族间文学交流的载体。自《搜神记》传入日本以来,一直成为日本佛教故事、怪异小说的滥觞,日本近代新译本的问世,更扩大了《搜神记》在日本的影响。     

社会化与国家化: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发展路径之比较

基督教教育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存在巨大差异.日本基督教教育在明治初期由于顺应了欧化主义的潮流因而有了较快发展;但自19世纪90年代后,日本因修约问题引发的排外运动则严重阻碍了其发展进程.随着公立教育的完善以及文部省控制的加强,日本基督教教育被逐步嵌入到国家教育体制之中.相比之下,中国的基督教教育由于公立教育的滞后和政府限制的消极,因而得以游离于国家教育体制之外,主要表现为西方基督教传教团体和基督教教育会组织主导下的社会化办学."国家化"与"社会化"的相异发展路径,造成了两国基督教教育在规模与体系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的不同演进历程,在更深层次上受到两国近代以来相异的民族国家建构方式的制约.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再认识

本文在盛邦和教授《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一文的启发下 ,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进行比较 ,认为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早期的“亚洲联盟”论和“中日连携”思想 ,以及由此演绎出的文化亚洲观基本近似 ,但对日本大亚洲主义最后异化为侵略主义理论则是排斥的。孙中山既是一个爱国者 ,又是一个世界和平主义者     

西方自然观念的嬗变与近代政治哲学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人的"自然的发现"通过区分自然与习俗,自然法得以形成,从而开辟了古典政治哲学的道路。以自然权利学说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学反对古典自然法的哲学基础——自然,而诉诸新的哲学基础——自然状态。虽然二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从特有的价值取向来看,二者都主张追寻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有效的规范和价值体系,具有"非历史性"。到了18世纪,近代政治哲学的"非历史性"问题开始遭到质疑和批判,这便是以"历史主义"为代表的"历史观念"的出现。"历史观念"认定一切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都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这就造成了古典自然法传统及近代自然权利的衰落和虚无主义的滥觞。为了克服"虚无主义"而主张回到"自然"的方案不免重蹈绝对主义的覆辙,依然没有摆脱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二元对立的困境。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与西学东渐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期刊,其主旨以传播西学为主,向中国人传播了大量的有关西方的史地、哲学、司法、天文、工商业、文学、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鸦片战争后,它更成为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撰写有关西学著作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因此,可以认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的中国认知——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为中心

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中描述了一个有势力的“民众之中国”,即民主主义思想发达、家族主义强大、社会事业广泛.但若将其置于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孔子教”的话语脉络中时,却映射出宇野哲人对孔子“尊王主义”思想的盛赞与对孟子“民主主义”学说的贬抑.而从近世日本儒学自身演变的长时段视角进行回视,该观点还凸显出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皇体孔用”的思想范式.     

日本殖民侵略扩张实质探微——以东乡实殖民主义理论为视角

如果说近代以来日本通过侵略战争等手段占领东亚国家领土并实施统治是一种殖民实践,其背后离不开殖民主义理论的指导。东乡实是近代日本著名的殖民学者,其殖民主义理论主要由“农业殖民思想”“渐进的同化主义”及国际秩序观三方面内容构成。他的主要观点有：“农业殖民”是所有殖民方针中最有效的途径;“渐进的同化主义”相较于传统的“强压政策”可以更有效地改善殖民者与殖民地原住民之间的关系等。东乡实从同化主义视角出发,将“亚洲门罗主义”以及“东洋盟主论”等观念杂糅在一起,提出了美化日本殖民罪行的国际秩序观。在20世纪上半叶,东乡实研究殖民的目的在于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实施殖民统治服务,同时也对日本殖民扩张政策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鉴于此,“认识日本侵略史”应从“认识日本殖民思想”始,从而深入揭露在学术外衣包装下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进行殖民侵略与军事扩张的精神实质。     

梁启超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析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梁启超启蒙思想的重要域外理论资源。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源于严复的《天演论》和明治日本的进化论思潮,其中加藤弘之的强权主义进化论影响尤巨。梁启超深信进化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天演之公例"。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在东亚的跨文化传播中被严重曲解,进化论在日本和中国演变为一种主张"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更是成为强权主义的符号。在寻求富强的历史情境中,这种东亚版的进化论成为一种激发民族主义和改革意识的启蒙理论,而其在日本则蜕变成一种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强权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性批判,其对进化论的信仰亦随之动摇。梁启超思想深处的儒家天下主义情怀,使他最终没有追随其日本精神导师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从民族自由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显示了中日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思想归宿。     

梁启超的“常识”观

从1910年2月创办《国风报》开始,"常识"即成为梁启超关注的一个中心议题。《国风报》第2期刊载的《说常识》对其"国民常识"的理念首次作了详细阐发,"国民常识学会"则是为实施此一设想而有意组建的机构。尽管梁启超的诸般计划当时未能如愿实现,其"常识"观的构成又有从偏重社会科学(尤其是政经法),转向人文科学(特别是国学)的前后期之不同,但经由1916年出版的《常识文范》的串联,不仅贯穿梁启超一生著述的启蒙意识得以凸显,而且亦清晰展现出其关于"国民常识"的思考与实践在近代国民知识的建构中确实一脉流衍,影响深长。     

藤田丰八——清末西方农学引进的先行者

1897年上海农学会报馆负责人罗振玉聘请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为专职翻译,其缘由在于"以农立国"的办报宗旨使然,基于日文中译为传播西方农学捷径的考虑,鉴于国内日文翻译的乏人以及藤田丰八相当具备译员的条件和要求等。藤田为《农学报》和《农学丛书》翻译了大量西方农学著述,其译稿内容具有明显的广泛性、时代性和实用性。他是将西方农学引进和推广到中国的先行者,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日语翻译和近代农业学术人才,并为近代日本农业学者到中国从事农业推广起到了示范作用。     

《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

法律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人身份的确定经历从依照传统的"习惯法"、参照西方成例和按照近代意义上的"国籍法",这样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大清国籍条例》颁行具有加强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维护清政府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双重目的。"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显然是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出晚清政府在大一统近代转型中对于"中国"观念的重塑。     

晚清国粹思潮与诗歌的演进

晚清国粹思潮推动着近代以来对诗歌认知的变化,其核心刊物《国粹学报》刊选大量近代诗歌,是"近代"时期之内对近代诗歌的一次具有参考价值的遴选。清末国粹主义的退潮造成了《国粹学报》"诗录"专栏作家群的分裂,也给"同光体"的传播带来消极影响。     

“天皇机关说”论争与西田哲学国家观——兼论近代日本国家理论的特征

"天皇主权说"与"天皇机关说"是近代日本为了解决具有浓厚封建性、宗教性的天皇制政权与近代以民主主义、自由平等为标榜的国家主权理念之间的矛盾出现的两种理论倾向。尽管双方在主权所在等问题上的观点截然对立,但对国家人格、国体特别是日本国体精华等问题的态度基本一致。在这两种学说的激烈论争中酝酿产生的西田哲学国家观试图以"矛盾的自己同一"的辩证法和"历史的世界的自己形成"原理消弭天皇与国家在法理上的概念区分。从"天皇机关说"论争双方和西田哲学国家观的理论解构入手,可以总结出日本近代国家思想具有的共性特征。     

类聚的世纪:古代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方法

日本人如何吸收隋唐文化而建立自己的文化?由代表"唐风文化"的两位僧侣最澄和空海的经历,可以把握文化吸收的两种类型——简单化和综合化。公元9世纪,日本人对隋唐文化采用"类聚"的方法进行整理,如滋野贞主所编纂的《经国集》、《秘府略》等,而源顺所编纂的《和名类聚抄》则成为"类聚的世纪"的顶点。在此基础上,日本人于公元10世纪才建立自己的文化——"国风文化"。此外,空海《文镜秘府论》、丹波康赖《医心房》等类书含有不少逸文,"类聚的世纪"对中国古文献学及中日文化交流也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