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朱理学之异同

过去的学术界通常将程朱理学不作区分。程朱理学究竟有哪些同与异?二者的共同处在于将"理"视为某种超越于经验的、绝对的存在,它是某类事物的所以然者或自性。在程朱看来,宇宙是一个整体性存在,宇宙整体的生存之道便是天理或公道,这个天理或公道便是仁。这是他们的一致处。不同处在于,二程之理只有公理、天理,它不仅是宇宙之理,也是万物之理,即万物分有了同一个天理;朱熹则认为宇宙不仅有天理、公道,而且每类事物包括无生意的种类都有自己的理,世上不仅有公理,而且有不同的别理。这是二程理学所没有的观点。     

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

儒家道统的哲学内涵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道统说虽由唐代韩愈提出 ,但道统意识却是儒家自孔子以来的一贯思想。通过对宋代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道统之争的详细剖析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儒家道统意识对于儒学本身的发展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作用———道统意识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 ,但也会影响儒学的健康发展。     

功夫论视阈中的理学道统

儒学道统的叙述是一种当下性话语,这种叙述语言有可能遮蔽道统学承的真实关系,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对理学道统的表述即是如此。从功夫论出发,以天人关系层面的超越向度和心物关系层面的功夫方向维度两个视角进行关照,则孔子之学传颜、孟、荀,而宋明理学的道统学承也呈现出别样的面貌和分疏,朱、陆、王分别传承了孔荀之道、孔孟之道和孔颜之道。这种学承分疏也为儒学史中关于朱陆王三家的诸多争辩提供了解答。     

试析程朱理学的泛道德论思想

自冯友兰先生在旧著《中国哲学史》中以柏拉图所谓“理念”比附程朱的“理”,以亚里士多德所谓“形式”“质料”比附程朱的“理”“气”(冯先生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仍保留了此观点),学术界多有人因袭之。我认为这种解释混淆了中西唯心主义哲学的不同特点,不足以揭示程朱理学在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因此试对程朱理学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泛道德论思想作一辨析。     

桐城派与程朱理学

桐城派是清代乾隆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个散文流派。它的形成,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中曾有所论述。文中说: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邓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 ’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所以桐城派,就其发展来说,是创始于方苞,形成于姚鼐,而大盛于曾国藩,直到清廷颠覆,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后而衰。 至于桐城派的散文,就其渊源而论,实上承唐宋以来所谓韩欧八家的古文,其间稍有不同的,是韩欧在创作思想上,标举孔孟,特别是韩愈,在《原道》中提出道统之说,而显然以个人继承文、周、孔、孟以来的道统自任。     

新理学对程朱理学的继承与改造

冯友兰一方面继承程朱理学理在事先的本体论原则、伦常观念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另一方面又对其加以改造。他用西方哲学思想解释、改造和印证程朱理学思想,把中国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学说都综合到理学的论域之中,并且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作出理论上的论证,创立了新理学体系。     

简论曾国藩与程朱理学

一、程朱理学是传统儒家学说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学术思想,是一个学派的总称,是一种新的儒学.它孕育于北宋仁宗时期,大盛于南宋孝光之际,理宗统治时期取得独尊地位后,便支配思想界达数百年之久.     

程朱理学与封建专制主义

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完善,要比其经济基础缓慢得多;同时,消除旧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要比铲除其经济基础需要更长的时间。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最后完成,是在两宋时期。宋明理学的建立,是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最后完成的标志。程朱理学系统地完整地表现了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特别是集中地表现了后期封建社会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特征,是我国封建主义经济制度成熟和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思想反映。     

进入圈子与隔离道统:司马光与理学之渊源辨析

学界对司马光哲学思想的归属问题认识不一,既看到了他与理学之间的亲密关系,又囿于南宋以来的道统意识,不愿接受其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宗师地位.实则司马光不仅与理学中人多有交往,主动参与北宋理学诸子的学术圈子,共同促成了理学初兴时期元气淋漓的发展局面;而且后世学人在题写有关司马光之书画作品时,对其学术品格与道学气象也十分推崇.但在程朱后学争胜门户、指认谱系的过程中,司马光逐渐被隔离道统,其理学宗师的身份也随之被消释掉了.     

王船山的道统观

王船山的“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的学术追求集中体现在其“气学”道统观中。王船山以传承“道统”而自任,正是为了等待“治统”的重新接续。     

试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思想

宋学崛起,将流传千年的汉唐经学"整体推翻",而清代汉学复兴,学者又要将宋明理学"整体推翻",在此背景下,顾炎武提出了分判"理学"、"经学"的标准。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理学"是"义理之学"的缩语,他的话是对宋明理学尊严的粉碎,是清初思想之一大解放,反映了一代宗师转移和引领学术方向的智慧,而其目的,则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其治经宗旨,就是通经以致用。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道统谱系的衍变

道统由中唐时期的韩愈正式提出,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家道统观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从尧、舜到韩愈的儒学道统谱系正式确立了。随着这一正本清源过程的完成,儒家思想的脉络基本理清,正统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衍生出皮日休的师儒道统,陆龟蒙、朱阅、林慎思的融合道统,司空图的致用道统,牛希济的文章道统等,不同的道统谱系反映了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的时代特征。     

先秦儒学“欲情知”关系及定位

先秦儒家关于关于“情”“欲”问题的看法，近来颇受学术界关注。考诸先秦儒家原典，“欲”“情”“知”三者常交织在一起，成为人性的内容。本文辨析了其间的关系：三者之中，“欲”是最基本的，相当于一种原初意志和生理本能，又可分为道德之欲与生理之欲。由“欲”而“情”，欲望的实现，引起情感的满足，两种欲望对应两种感情。“知”则对“情欲”进行调节。一些学者（以苟子为代表）不承认有道德情欲，故特别强调“知”的作用，以理性调节情欲；而另一些哲人（如孔孟）则重视道德情感也兼及“知”（智）。     

“经学”“经术”的分野与汉代经学文论话语的双重性质

本文考察了汉儒由“学”与“术”的分野产生的文论叙述的双重指向,由此达到对汉儒文论的整体理解,这是一种以经典释义为凭藉进行文化规范的文化类型。     

儒家诚信观念与网络信任危机

当下,网络社会的信任危机日益严重.儒家传统的诚信观念倡导人们诚实守信、真实不欺,网络社会同样需要儒家的诚信意识.诚信是网络社会的生存之基,只有遵从诚信原则,增强自律意识,才能确保网络社会的净化和成熟.     

孔子“诗论”的情感性

孔子重视对诗歌的情感性的探讨,他的“兴、观、群、怨”说提示了诗歌情感表现的特质,他的“无邪”说概括了诗歌情感表现的根本原则,他的“兴于诗”的看法强调了诗歌培养情感的社会功能。     

孔子德论与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孔子的“德”直接来源于“道”。如果说在孔子哲学中“道”是宇宙人生的外在之理,那么,“德”就是人把握了外在之理以后所形成的内在之性,“行”则是把人的内在之性实现出来的路径。从外在之理(“道”),到内在之性(“德”、“仁”),再到内在之性的对象化(“行”),是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论“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

"道之以德"和"为政以德"是孔子对古代"政以治民"和"政以正民"的重大改造.古代儒家强调政治德行对于政治过程的重要性,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道德教化,坚持以美德为政治的基础,以善为政治的目的,以仁贯通于政治的实践.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条件下,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当代东亚政治的权力腐化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