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辽东军事局面的变迁——以三个重要历史人物为视角

辽东地区在明清之际的军事冲突中占有重要地位,努尔哈赤苦心经营辽东,最后清朝入主中原;万历皇帝荼毒辽东,最后殃及子孙;李成梁虽镇守辽东,功不可没,但是舍弃膏腴之地的六堡,失去重要的军事基地,使辽东形势进一步恶化。努尔哈赤、万历皇帝、李成梁对辽东的经营和管理,透视出明清之际辽东军事局面的历史变迁。     

冯梦龙与熊廷弼交游考——以《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为中心

<警世通言>开卷第一篇<俞伯牙掉琴谢知音>讲述了两个湖北籍文化名人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故事.考诸冯梦龙、熊廷弼的生平以及冯、熊二人的交游可知,冯梦龙将<俞伯牙猝琴谢知音>赫然列为<警世通言>第一篇乃有所寄托而作.正当熊廷弼受谗遭诬深陷缧绁性命攸关之时,冯梦龙将一篇表现楚人重人才、重友谊、重知己的古老故事,置于自己新刊小说集的卷首,其中大有为之不平、为之痛惜之意.这大概也是冯梦龙作为一个无职无权且曾因言获罪的朋友,所唯一能做的了.中国人交友的淡泊与深沉,都已蕴含其间.不仅如此,对比冯梦龙天启前后的作品,还可以发现,其严肃性和深刻性都有所增强,或许,这多少也缘自熊延弼的悲剧所带给他的震撼与警醒.     

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

奔竞请托、行为张扬、隐漏钱粮、好持公论、包揽词讼是明后期江南士子的基本社会形象。绅士更结社成帮,党同伐异;干预行政,把持乡里;侵夺小民产业,横行不法;肆意奴役乡民;接受投献,蓄奴成风;奢侈淫佚,醉生梦死。然而经过清朝初年哭庙案、奏销案和亏空钱粮清查案等大案要案的打击,江南士人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纷纷放弃土田经营,深切明白以早完国课为第一要义,平时以足不入公门、不与外事为自处准则,士风软熟化过程加紧发展,不少士子人生进取目标也发生转向。时世不同,士风也随之不同,清代江南士人为官没有明人张扬,其声势没有明代江南仕宦显赫,对于地方官府和地方事务的影响力,较之明代江南乡宦也要小得多,士人的气节和社会责任感比之明人更相去远甚。     

论长白山文化对明初辽东文人诗歌题材之影响——以《辽东志》、《全辽志》所收录诗歌为例

自明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指挥司,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后,东北地区受中原文化浸染日深,诗歌创作日益丰富。明初辽东文人所创作诗歌因其地域原因而多展现长白山文化之特色,其中《辽东志》与《全辽志》所收录诗歌尤具代表性。以二书为考量对象,可窥知长白山文化对彼时辽东地区文人诗歌题材之影响,主要体现在重风景而轻时事、重佛寺而轻道观、描绘辽东特色风俗等方面。     

边缘视角下的认同变迁:以锡伯族为中心

关于锡伯族的族源问题,鲜卑说与女真说的争论由来已久,在此争论背后,事实上是锡伯与满洲复杂交织的关系与历史。建国初期新疆、辽宁两地锡伯族人口的差异状况以及历史上锡伯人的迁徙历程,表明锡伯族人的族群状态随着其族群认同的变迁而存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锡伯人因为迁徙带来的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其族群大体经历了由相对独立的部族—满洲共同体中的一员—前现代民族—现代民族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认同因素对作为当时的边缘族群的锡伯人具有重大意义。在西迁以后,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多重因素导致满洲认同的衰减,锡伯族脱离满洲的进程大大加快。与此同时,伴随此进程所带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则对锡伯族知识分子在其民族族源的追溯和民族历史书写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析明中后期政府灾害应对能力的嬗变——以正德、万历间两次水灾政府应对的比较为视角

正德十一年湖广大水和万历二十一年河南大水灾,无论是灾情还是政府应对,在明代灾荒史上均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两次水灾的灾损情况、报勘程序、主赈形式、救灾措施基本相类。但正德水灾急赈迅速有力、报勘及时规范、救灾钱粮筹集较易,应对效果良好;万历水灾政府重视不够、急赈迟缓不力、救灾钱粮筹集困难,应对效果不佳。通过对两次水灾政府应对的比较可以看出,随着明中后期王朝政治的日益浑沌、财政的渐趋困窘、救荒机制的趋于僵化,政府灾害危机应对能力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体现在救灾责任主体缺位、救灾抚民意识淡漠、赈济能力下降、救灾效率降低等多个方面。这些虽是灾害危机应对中的问题,却是明中后期王朝衰落的真实写照。     

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会的出版管理——以耶稣会为中心

明清之际在华天主教传教士出版了一批数量可观的中文书籍。天主教会为对这种出版活动进行管理,引入了欧洲的书籍检查制度,并根据中国传教区的实际情况加以适当变通。进行预防性的版前审查和发放印刷许可几乎构成了教会出版管理活动的全部,前期的管理由设在印度果阿的教会法庭执行,后期的管理则由在华传教的修会执行,措施逐渐走向现实可行。     

明清县域地图与地方地理认知——以明清之际泰顺县域地图的分析为中心

地方志中留存有数量可观的县域地图,这些地图通过强调或缺漏等手段向地图阅读者传递着地图绘制者对当地的地理认知,体现着绘制者对县域社会的关注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图中所反映出的地理认知也在不断变化.本文通过对泰顺县明清以来的四幅县境地图进行对比阅读,结合地方文献和时代背景,探讨县域地图记载内容的差异,解读其中包含的时人的地理认知与政治关切.     

社区能力的个案研究--以发展变迁为视角

社区不仅是个体生活、利益、情感的共同体,更是嵌入于宏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之中。因此,在研究任何一种类型的社区之前,厘清其可供依托的历史/起始资源及其发展变迁历程就显得尤为重要。故而,有必要在既有的“社区能力”研究脉络中,加入历史的分析维度和宏观的分析框架,以期拓展现有的社区能力研究视角。总的来说,提升“社区能力”的关键点和核心议题就在于提升社区的“自治力”,增进社区居民福祉才是社区能力提升的基本诉求。     

明清之际私家撰史的历史意义——以张岱及其史著为中心

明清易代之际,面对社会的陵谷迁变,作为大学者的张岱选择私家著史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并寄托故国之思.这种既坚守气节,又不沉沦颓废,以著史实现经世致用理想的思想行为颇具代表性.张岱的行为操守及著史原则也是对"三不朽"精神的继承和展现.     

明朝灭亡原因新探——以明代人心体系的建构与崩解为视角

明朝灭亡原因复杂多面,其中明末自上而下的人心崩解可谓是导致明亡的重要原因。当时,君无公心,无天下之观;士无道心,无荣辱之观;民无恒心,无家国之观。君、士、民三阶层所建构的人心体系的崩解,显示出明朝政权已无法凝聚力量重建统治秩序,凝聚之心已成离散之态,遂至明亡。人心体系是君主统治术、士人儒家准则以及民众道德规范三者结合而成的社会政治伦理,政治体系与秩序的稳定态势与社会政治伦理联系紧密。明朝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以人心体系为框架的社会政治伦理渐趋变化,但是受传统政治机制和体系本身构成学理的限制,体系转型失败进而走向崩解。明朝人心体系的建构与崩解既可作为研究明朝灭亡的一个视角,也可作为研究晚明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新维度。     

略论儒家伦理与明清之际社会转型——以山西商人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在评述马克思·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指出"韦氏问题"带有普遍意义的"科学革命"地位以及先前研究在解释中国古代社会转型中所存在的缺陷,继而运用传统史料着重分析我国明清之际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内在联系,并以山西商人为个案加以论证.另外,还就此论题所体现的史学方法论和现实意义略加评论.     

明清时期韩城地区山庄子的历史变迁--以党家村为例

对韩城地区进行了为期60天的调查,发现山庄子的兴衰在古代韩城地区农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对此进行描述和分析,对于当今这一地区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变迁过程说明,人地矛盾是促使宗族剩余劳动力进入山区经营山庄子的根本动力,同时,又在一定政策的鼓励之下,步入了其繁荣发展期,从而成为当地农业的一个有效补充形式。但是大量人口的过度进入,却破坏了山区的生态平衡,导致气候改变,林地、草地锐减以及土地产出下降,从而使山庄子的发展陷于停滞,无可奈何地步入了衰退期。     

明清运道变迁与城镇经济的发展——以台儿庄为研究视域

发展交通是地区开发的先决条件,明万历年间年随着国家运道的改变、泇运河的贯通在给台儿庄带来交通便利的同时,也带动了台儿庄地区各种物资的交流、城镇经济的发展,如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商贸业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兴起等等。     

论明清之际中州与吴地的文学互动——以归德府为中心的考察

明末清初中州,特别是归德地区与吴地文人交游面广,文学互动频繁。这一时期两地文学互动可分三个阶段:启、祯之际,雪苑前六子与吴地文人在党社活动中声同起应、互相支持;顺治至康熙前期,吴地文人流寓归德,对豫东文学发展有激助作用;康熙中后期,汤斌、宋荦开府江南,对吴地文学的复兴与发展有组织推导之功。深入考察两地文人交游与文学互动,对于立体化展示两地文化生态与文学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论封建帝国最重要的三种官员类型——以宋朝和明朝为例

根据官员为官施政的基本风格和所实际发生的对国家机器良性运转的影响的重要程度,选择宋朝和明朝若干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论证在中国封建国家机器和政治生态中以张居正、王安石、王旦、徐阶以及包拯、海瑞分别作为典型所代表的三种官员对于国家应对危机或实现长治久安都是十分重要的,且不可以互相取代;其中又重点阐述了包拯、海瑞类官员发挥作用的局限,徐阶、王旦类官员实际上对历史的正面影响更值得关注.     

汉代丝绸之路上的边疆安全——以军事保障制度为视角

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中央集权国家开始正式开辟、经营丝绸之路,并将其逐步纳入大一统的国家统治体系。丝绸之路战略地位特殊,是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势力长期对峙,激烈争夺的对象,为确保边疆安全、政权稳定,实现中央与边疆的良性互动,经营丝绸之路,就成为关乎国家和边疆安全稳定的战略国策。文章以丝绸之路开辟、巩固时期的汉代为研究对象,从边疆安全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汉在丝路地区的布局、丝路安全防御、后勤保障等军事措施,以期为边疆安全治理模式的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新疆的安全提供有益借鉴。      

明清之际关学与外界的学术互动--以李二曲与顾炎武的交往为例

明清之际,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士大夫对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和总结,他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理学,集中对曾经左右他们的文化进行批判,这一过程从地域上讲是各种学术流派进行交流、融合的过程。作为重要地域文化的关学在交流互动过程中,影响了一大批士人,推动了关学与其他地区的学术交流与发展。     

论春秋战国之际的学术原创精神——以教育学说原创为视角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华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期,也是中国学术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原创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内涵极为丰富深刻、影响极为广博久远的原创性教育学说,尤其是儒道墨法四大显学各具特色的原创性教育学说对后世教育理论创新和教育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辐射性影响。分析春秋战国之际原创性教育学说产生的历史动因,揭示其精神特质,对当代教育理论创新和教育实践的创造性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