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性”到“规范性”——伦理规范之“基础”论证中的论题转换

伦理规范的"客观性"论证被普遍认为是其合法性与合理性论证的基础,并成为伦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对作为社会的和制度性实在的伦理规范之"客观性"的分析,与对作为实践性要求的伦理规范的"规范性"特征分析,表明关于"客观性"的论证并不能解决"规范性问题",不能是关于伦理规范"基础"的根本性论证。因此,关于伦理规范基础的研究主题应该发生一种转换,从以"客观性"为中心的研究转向以"规范性"为中心的研究。     

戴震的“理”、“欲”思想析论

戴震认为,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造成了后世"以理杀人"的现象。为了对此进行批判,他重新诠解了"理"和"欲"这对概念。他指出,"理"就是事物的条理、分理,而涉及人事行为的"天理"则是通过以情度情而来的定然之则。这种以情度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人都有相同的欲望,"欲"才是一切"理"的基础。这一思想突出了"理"的客观性,对人的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但是他把一切价值建立在"欲"的基础上的做法,使"理"失去了规范"欲"的作用,因此,并不能真正实现批判宋儒"天理人欲"之辨的效果。     

论文艺鉴赏活动中的“出”与“入”

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入出"说,强调鉴赏者既要入境入情,也要以审美的态度对作品进行赏析和评判."入"与"出"的统一是鉴赏者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内心与外物的统一,也是鉴赏者与作品之间"合"与"分"的统一.这种统一,从本质上看就是审美体验.     

战国楚简的出土与先秦“情”与“志”的再思考

在先秦礼乐思想的学理背景下,"情"被看作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志"是后天培养形成的主观意志和价值意识.二者虽然都属于心理活动的范畴,相互联系,但又是性质、来源、作用不同的两个概念,孔颖达"情志一也"的说法是一种误解.<左传>讲"以制六志"的"六志"不是"六情",而是沿循"心术为主"的理路,对"六情"的礼乐价值规范.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和传世文献对此都有充分的证明.诗学批评中,人们也引入了"情志一也"这个话语,着意淡化它的礼乐政教的价值意识,强调其诗歌艺术的抒情特征,将"志"消解在"情"的表现之中,实际又抹煞了二者的区别.     

韦伯理解范式中的价值关联:社会范畴、“众神的战争”与“客观性”

价值问题是韦伯认识论的核心课题之一。韦伯将作为行动之现象的社会看作社会学研究的必要范畴,同时十分注重在区别的基础上联系现象世界和社会学学科,或者说行动者和观察者。价值问题决定了此种区别和联系。社会学则需要对现象世界中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学内部的价值关联同时做出区分和联系。本文指出,韦伯将价值关联设置为现象世界和社会学之间、行动者和观察者之间的桥梁。社会学研究既要考虑行动中的价值,又要摒弃任何价值预设。结合作为构建现象世界之必要条件的社会范畴,韦伯社会学发展出独特的社会学"客观性"。"客观性"与韦伯认识论具有内在联系,同时否定了先验哲学和自然主义思想。本文还对韦伯的范畴、价值等概念进行探讨,从而指出,韦伯提供了一种"文化"和"理解"的视角。从"众神的战争"到"客观性",韦伯回答了社会学的可能性和科学性等根本设置,而这对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也十分必要。     

“三言”与冯梦龙的“情教”观

"三言"与冯梦龙的"情教"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冯梦龙把情看作天地万物的本原,并力图以情为基础对封建礼教进行重新阐释。他以情为出发点,又以礼为归宿。这种思想在"三言"中那些表现男女婚姻爱情的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思想同时也给"三言"带来了难以解决的矛盾。     

从“言志”到“缘情”——试论中国古典诗学“意”本体论的遮蔽与显明

在中国文论史上,"意"与"志"、"情"一样,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但"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两种最为基本的诗学本体论,遮蔽了与其所同出的"意"之存在,甚至剥夺了"意"在诗学本体论上的立足之地."以意为主",是宋代诗学对中国传统诗学本体论的贡献,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所遮蔽的"写意"诗学本体论的显明,对于今天构建蕴含"言志"、"缘情"与"写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学本体论,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     

“情气为性”与“郭店儒家简”之情感论

郭店儒家简的人性论既非孟子以道德心立论的性善论,也非春秋典籍中"生之谓性"意义上的自然人性论,而是以情感和血气为内涵的情气人性论.郭店儒家简通过肯定人类"情气"之相同性而肯定人类具有共同人性,通过分析人人所具之真诚情感而肯定人类具有善良之情感"美情",而因有此"美情"之存在,遂使道德教育与人性之完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郭店儒简人性论实为春秋自然人性论到孟子性善论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也是理解孔子到孟子情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具有重大价值.     

冯梦龙《情史》评辑的“情美学”创建及其价值意义

作为晚明时期一部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冯梦龙的<情史>评辑贯穿其对"情"之审美性格的把握,对"情"之理想世界的愿景.简而言之,贯穿于<情史>评辑中的,是以"情"为本体、以"情"、"理"相融为旨归、以"真善美"相统一为最终理想境界的"情"审美体系.从先秦至晚明的思想文化发展背景来看,<情史>评辑的这一"情美学"创建,不仅与晚明"情文化"思潮一脉相承,体现了对秦汉以来久已断绝的重"情"文化精神的接续,而且对理学思潮及"情文化"的偏至发展,呈现出双重的纠偏意旨.     

梁漱溟的“尚情”说

在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中的情感要素的张扬和对近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积极回应中,梁漱溟提出了"尚情"的理想人格."尚情"即崇尚真情、情理,讲究真情实感,坚持"主观的情感"而不是"客观的道理".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在物质生活上的知足常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尚情无我";在精神生活中的行"仁"求"安".梁漱溟的"尚情"说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时国人在人生要义等问题上的困扰,帮助他们树立了自主独立、积极进取的人生信念,同时它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吴奔星“诗学是情学”观与创作研究

吴奔星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是相辅相成的,本文旨在弥补吴奔星诗歌研究方面新体诗和旧体诗、"诗情"和"诗美"比例的失衡,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吴奔星的"诗学是情学"观:一、作家创作方面强调缘情而发;二、作品内容方面重在表现"七情六欲";三、读者接受方面的"三同"、"三异",并着重从吴奔星诗歌创作中情与趣、情与理以及情与景的统一来阐述他的"诗学是情学"观.     

“情”的下嫁——晚明情感论美学思想浅探

"情"是心理学中一个复杂而抽象的问题,它常常与理、志和欲纠缠在一起.本文在简要回顾传统深闺中的"情",即"情"从情到理的一面的基础上,又具体探讨了晚明下嫁的"情",即"情"从情到欲的一面.     

“情本论”由先秦至六朝的文论生成

诗缘情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大学说.关于情在先秦文献中已有相关描述.本文尝试从最早传世文献中关于情的记录开始分析,到迄于大成的<文心雕龙>,以图梳理一下"情"的内涵发展、"情"范畴的确立过程,并对"情本论"由先秦至六朝的文论生成做一总结.     

“情与法”的法律社会学论析

法律正义的实现离不开一种被称为温暖的诗性正义之烘托,诗性正义成为一种反抗犯罪维护法律正义的强劲力量;诗性正义的情感也需要法律正义来维护,法律不仅对情感有控制作用,而且也有保护或发泄功能.正如理性行动有情感的一面,情感行动也有理性的一面一样,法治之理与人治之情也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的.司法的中立性取决于情感是否能够保持中立.司法的"情感能量"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我们可以对司法情感进行检验和加以调控,使之成为"合法之情",使诗性正义显示其积极的能量,以支持司法正义的需要.     

沈家本眼中的“情·法”结构与“情·法”关系——以《妇女离异律例偶笺》为对象的分析

《妇女离异律例偶笺》最能反映沈家本有关"情法"关系的原理。法律规定(规范)被他区分为"法"与"情"两部分,"情"包含在广义的"法"(法律规范)中。狭义的"法"是原则性,"情"是灵活性;"情"分为主观之"情"与客观之"情";主观之"情"的表述一般是"愿"与"不愿"(离异),客观之"情"为案件外在情节,一般指案内之"情",有时也指案外之"情";"理"有时被表述出来,有时可由分析而得,大多是妇女"从一而终"之类;沈家本更强调"情"的满足,对一味执法而不顾情的做法和倾向是反对的。     

审美“共通感”释疑

审美判断的"共通感"问题,涉及的是一个审美对象的客观性与主体审美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问题。如果我们找不到通达各主体之间的公共桥梁,那么,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审美对象的"客观性"与主体审美的"主观性"这一矛盾的。这就需要尝试引入一个新概念——"精神青春期"。要理解各主体之间审美判断中的"共通感"问题,非"精神青春期"概念莫属;"精神青春期"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真正解决审美对象的"客观性"与主体审美的"主观性"这一矛盾提供了可能。     

论《文心雕龙》对“情性”“性情”的调遣及表达的理念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典文艺理论的巅峰之作,"情"字散见于全书50篇文章中的40篇。其中,"情性""性情"两个概念,未能引起龙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文心雕龙》出现的"情性""性情",由于"性"和"情"的组合方式不同,所指对象、表达的意义也存在差异。这是两个偏正结构的词组,词序在前者是所指对象,在后者并非实指。与"性"相对应的是陶铸,与"情"相对应的是雕琢。刘勰认为,对人的天性的教化应以柔性方式为主,对情感的约束应以刚性方式为主。     

朱子与船山体用视域下的“四端”“七情”之分判

四端七情是宋明理学家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朱子和船山尤甚。但是朱子与船山对四端之内涵的认定存在根本的差异:朱子根据已发未发的性情体用之别将四端视为情,船山则从有无自质的立场视四端为性。这种从情或性来定义四端是对孟子之四端两个面向各自的发展。对于七情,朱子和船山初看都将二者视为情,但是朱子之七情是有善有恶的,船山之七情是中性的——可善可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之,朱子和船山对待七情的态度分别是"制"和"导"。"制"所强调的是对情进行内敛的工夫,而"导"则注重发挥情的积极效用,同时也严防情的消极影响。     

古典语境中“情”的语义流变

"情"字不仅出现的时间早,而且在古典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语境影响着"情"语义的发展、变化,而"情"语义也促进了古典话语功能的改观,因此,结合古典语境来展开对各义项的解析,不同的语境体现出语义在实际应用中的不同角度,并勾勒出"情"语义大致的发展轨迹。     

王夫之“兴会”说的美学意义

如果说"赋比兴"及"兴观群怨"之"兴"引导王夫之诗歌美学走向以情为主的诗歌本体论的话,那么他提倡的"兴会"说则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思维方式推进了一大步.王夫之把"兴会"上升为审美活动的源发性范畴,这一方面表现出明清时期中国诗歌美学的成熟,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兴会"说自身的不断丰富和深化.王夫之对"兴会"审美感兴的重视使得这个古老范畴最终与哲学思维建立起疏通的纽带,使其与"以兴起情"说为主的"赋比兴"诗论和"兴观群怨"的"四情"诗论联结在一起.古典诗歌美学的历史演进和逻辑进程在王夫之身上巧妙地结合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