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蒲松龄的儒者情怀——以小说《聊斋志异·黄英》为中心的考察

身处明清社会的转型时期,受大的社会思潮影响,蒲松龄认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然而在他内心深处仍然认为＂儒＂是正统。《聊斋志异.黄英》中蒲松龄在传统的菊花意象的文化意义和符号价值的基础上赋予其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在新价值的赋予和消解过程中体现了蒲松龄对儒家文化的遵从。陶弟化菊,黄英不复业菊都表明,虽然商人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最终都要由商回归儒,从中折射出蒲松龄对儒家文化的坚守。在这篇小说中蒲松龄还叙写了黄英与马子才之间理性掺杂其中的一段典型的儒家式的婚姻。作者在抒写爱情和婚姻之际,少了＂心学＂对个性的张扬,多了儒家固有的理性和温柔敦厚。     

元代士妓恋爱剧中伦理意识的文化蕴涵

由于元代文人文化观念和现实处境的变化,使得元代士妓恋爱剧中所反映的伦理意识具有了新的文化蕴涵,但无论是对真情的呼唤,还是对理想化的婚姻追求,本质上都反映出作者对及时婚姻的强烈愿望和对婚姻伦理的维护。     

从文人心态看《聊斋志异》的文化意蕴——以《聊斋志异》中科举题材为中心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科举题材是《聊斋志异》重要内容之一,与蒲松龄一生的追求息息相关,也投射出蒲松龄作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矛盾的心态:既渴望科举成功又因屡屡失利对科举有些厌倦从而对科举制度的某些弊端进行抨击。     

才华横溢 悲歌慷慨——读《蒲松龄集》

过去,我曾读过几遍《聊斋志异》,但很少看过蒲松龄的其他著作。最近,从路大荒同志整理的《蒲松龄集》中,读了《志异》外的其他作品,对蒲松龄其人其文,对他为什么能写出《志异》这一孤愤之书,有了进一步的体会。现将一些笔记,整理于后。     

反弹琵琶--蒲松龄对人与异类之恋的哲学思考

在<聊斋>中,蒲松龄花了很多笔墨书写人与异类之恋,其中蕴涵着作家的哲学思考.人可以娶狐妖,涵摄兽类的雌性,但不能嫁给狐妖,进入异类的世界与体制,这种差异反映了蒲松龄在异类掩映下的性别歧视,流露出他自悲、自怜、自悼的情感倾向,当然也体现了他对爱情婚姻的深层体悟.     

哈代向善思想在《贝妲的婚姻》中的呈现

哈代的作品中大部分是通过对婚姻、宗教、道德、教育以及妇女解放等问题来对资本主义工业背景下的社会进行批判。《贝坦的婚姻》中讲述了贝妲为了自己的婚姻从与权贵斗争再到妥协的历程,通过小说人物的心理变化,可以让人们感受到贝妲的无奈,同时也体现了哈代的向善思想的发展,让我们对作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卓异的、缺失的和永恒的——试论“十七年”文学创作的爱国情结

“十七年”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内在价值,蕴涵于众多作品中的爱国情结便是其中一个突出方面。它以再现历史、讴歌建设、反思弊端、塑造新人等表现形式,铸成了五、六十年代文坛上罕见的卓异景致,而独立精神的缺失则导致这种表现存在着简单化、理想化的严重弊端。本文认为,具有浓郁爱国情结的“十七年”文学创作将以其独特的精神所在、情感力量和传奇故事给予我们永恒的呼唤。     

论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中的浪漫主义倾向

简.奥斯丁是19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也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小说家。她在《傲慢与偏见》中,现实主义的笔法下透出了不尽的浪漫主义情怀,她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塑造了许多人物,她把人物理想化,她崇尚幸福、美满的婚姻,向往自然、宁静的田园生活,这一切深刻揭示了奥斯丁及其作品的“理性其外,浪漫其中”的倾向。     

《聊斋志异》中的海南：历史记忆与象征叙事

《聊斋志异》中有两篇作品与海南有关：《巧娘》中的海南作为蛮荒之地,是男权社会中女性边缘化社会地位的象征;《粉蝶》中的海南是仙人贬谪之所。《聊斋志异》对海南的描绘主要源自历史记忆,与现实中的海南有一定差距。蒲松龄将笔触伸向陌生的海南,不是出于搜奇猎异。海南在蒲松龄笔下,具有重要的象征叙事功能。蒲松龄自觉地运用象征叙事进行写作,从而超越了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成为卓越的短篇小说大师。     

芥川龙之介《酒虫》与蒲松龄《酒虫》对比研究

《酒虫》是芥川龙之介的早期作品,取材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芥川龙之介经过精心构思,赋予了蒲松龄《酒虫》新的时代寓意。比较两篇作品的结构安排、人物设置、创作目的,可以看出,芥川龙之介的《酒虫》意在提倡尊重人性,并借此批判番僧所代表的学校教育对人性的抹杀。     

《聊斋志异》与古代戏剧

蒲松龄编有剧本和俚曲若干种,《聊斋志异》多方面涉及戏剧艺术。本文探讨古代戏剧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从一个侧面稽考蒲松龄的文学艺术渊源。作者认为:蒲松龄关注优人生活,深入了解戏剧作品和表演艺术,为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素材。《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的刻画、人物关系的安排、故事情节的构思都得益于古代戏剧,后人热心于把聊斋故事改编为剧作并大获成功,与此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异类有情 尚堪晤对——《聊斋志异》动物描写摭谈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文言小说中有关动物的描写,在题材、主题、创作模式方面都为蒲松龄塑造动物形象提供了有益借鉴。蒲松龄因感慨世情之薄,在《聊斋志异》中创作了大量以动物为题材的作品,对动物主题进行了拓展、深入,塑造了一批重报恩、重然诺、重情义的动物形象,赋予了他笔下的许多动物以美好的人性,并借此表达"异类有情,尚堪晤对"的主题思想,以此来宣泄孤愤、痛斥邪恶、儆世劝善、寄托理想,讽刺现实社会中的那些"人面兽心"者,对人性进行思考。     

蒲松龄创作的人学路向

古往今来,文学家都在其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人学意识、人学觉醒和人学精神,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对"人"的问题的切实关注、深度理解和对人的前途命运的把握和分析上面。无疑,明末清初的蒲松龄就以其不同凡响的文学手笔,创作开拓出了一片崭新的人学新气象。蒲松龄文学寄情志于鬼狐神仙、花妖狐媚,即源于一种对人学精神的坚执。蒲松龄通过描绘鬼狐神仙、花妖狐媚对人世生活的向往,及其对人的真实人性和直率情感的刻画,达到了不是人更似人,即在主体人格上完全达到了人性鲜活的程度。     

《聊斋志异》中自然美的探寻

在明清小说《聊斋志异》的研究中,以往多从明清小说史、古代文论、社会学、伦理学以及道德、家庭、婚姻观诸层面进行,对《聊斋志异》在自然美的层面进行解读与探讨的还论及甚少。文章认为蒲松龄及其作品中蕴藏着“真即美,美即真”,“自然即美,美即自然”的美学精神。      

《聊斋志异》中的诗化特征

小说中插入诗词是古代文言小说中常见的现象。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受到诗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浓郁的诗意。其诗化特征因素与小说中的情节、人物、环境相互交织,产生了特殊的诗化作用,丰富了小说的叙事性,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此外,《聊斋志异》中的诗歌也是蒲松龄个人情感的寄托。研究《聊斋志异》中的诗词及其艺术价值,对探讨蒲松龄本人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聊斋志异》女性形象看蒲松龄的妇女观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的社会处境和她们的所作所为，是作者妇女观形象化的反映．作者赞扬妇女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自由幸福的婚姻；肯定女子的聪明才智和自立、自强的精神；鞭挞玩弄女性的行为，对始乱终弃、喜新厌旧的忘恩负义之徒深恶痛绝，对女子表示了深深的同情．     

《聊斋志异》民间性溯源

《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 ,却有着浓郁的民间情趣 ,有着浓厚的民间基础。这种民间性源于作品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传奇题材写法的吸收和改造、作品的民间来源、蒲松龄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点等方面。     

《简·爱》和《倾城之恋》女性生存意识比较观

以《简·爱》和《倾城之恋》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女性生存意识为考察核心,通过比较文学分析法、平行研究方法系统研究可知：一、作品中主人公各自具有独特的个性。维多利亚时代的简·爱：自尊、叛逆、柔弱又自卑;封建社会的白流苏：柔弱、强悍、颇有心机又果断;二、在爱情婚姻抉择方面,简·爱追求精神上平等自由的婚姻;白流苏追求情感寄托与生活依靠的现实婚姻;三、两部作品中主人公女性生存意识有诸多相似之处：追求思想上的独立、敢于同不公平的命运努力抗争、向往美好的爱情和婚姻。作品都展现了女性对人生的态度和对命运的思考。     

中国婚姻媒介的演变与弊端

叙述了中国婚姻媒介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国2000多年的婚姻史,伴随着2000多年的婚媒演变,中国从单一婚姻媒介形式到如今"多媒体"的出现,给人们婚姻媒介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然而婚姻媒介中缺乏诚信的弊端从古至今一直是一顽症。在逐步法制化的今天,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以干预婚姻媒介中的失信。     

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贞节、讽世与隐逸问题

在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佳人们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下层文人的风流梦幻,但这类作品在高度理想化的同时,也明显地存在着不满现实、注重贞节、向往隐逸的思想倾向,本文拟从文化传统、社会思潮和作者的创作心态等方面入手,对这类作品中的贞节、讽世和隐逸问题进行探讨,以便比较全面深入地把握才子佳人小说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