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建构

建构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政治文化,达到政治理念的一元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必然。改变原有的臣民心理,构建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政治文化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需要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主实践、民众的心理结构等各个层面为之提供条件。     

臣民·群众·公民——个体政治角色变迁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

现代国家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个体政治角色的现代性变迁。就西方而言,与现代国家成长相伴随的是,由臣民直接到公民的个体政治角色变迁过程。而中国是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入侵挑战下才被动进行现代国家建构的,因而在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过程中,个体政治角色却是由臣民到群众再到公民这一变迁轨迹。     

晚清立宪运动的失败原因与历史启示

晚清政府丧失了一个较为良好的政治改革时机,它已经不具备实现政治变革的主体资质。财政危机、经济破产以及严重的民族矛盾和族群冲突,导致了晚清立宪运动的失败。晚清立宪运动失败的历史与现实启示:民主宪政始终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瓶颈;危机变革不但不能缓和社会政治危机,更不可能根本解决现实社会政治危机;当今中国已经初步具备实行民主宪政的条件。     

解读政治现代化——一种文化社会学的分析

政治现代化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广泛社会思潮,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其理论目标之一。就是探求不同文化背景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共同特征。本文以“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概念为理论框架,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互动关系,阐述建构中国公民文化的理路。     

法律文化中的生态与反生态--以政治生态理论为视域

以政治生态理论为视角 ,观照与考察法律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发现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 ,法律文化具有极不相同的生态表现。从臣民文化走向公民文化 ,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再到二者的折中衡平 ,从“法个人”到“法国家”再到二者的中庸中和 ,法律文化一直在沿着规避反公民、违民意的非生态法律文化 ,求取利公民、顺民意的生态性法律文化的生态之路前行。以公民之自由和民主为本的人文关怀 ,是法律文化从反生态走向生态之路的根本性文化根源。     

“非公民”意识论——兼论臣民意识与惰民意识之异同

文章在提出与公民理念相对应的"非公民"理念的基础上,认为"非公民"包括臣民与惰民,同时"非公民"意识包括臣民意识与惰民意识两个组成部分.文章认为惰民意识从本质上来讲从属于臣民意识,但又有别于臣民意识.无论臣民意识还是惰民意识都是"非公民"意识,都应升华为公民意识.     

“中间地带”:晚清上海报人与立宪运动——读季家珍《印刷与政治》

季家珍的《印刷与政治 :〈时报〉与清末改革文化》 ,是英文世界众多上海史著作中自具特色的一种。作者借助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从《时报》入手 ,以“中间地带”理论为架构 ,融文化史、政治史、社会史于一炉 ,讨论了晚清上海报人在塑造新国民方面的作用 ,报人与下层民众、上层政府之间的关系 ,立宪派报人在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的“中间地带”理论架构 ,为学术界关于中国“公共空间”的讨论增添了新的一说 ,为繁盛的上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臣民的罪感意识

在基督教文化中 ,人有原罪意识。这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相反 ,我们的文化主流是高扬人的价值。但进到社会领域 ,情况就发生了天上地下的差别。在有关社会关系的主流文化与观念中 ,只有帝王是“天子”、是最尊贵的。在君主面前 ,一般而言 ,臣民都是天生的孽种、是君主的负债者、是谬误的载体、是有罪的。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也是一种“原罪”意识。几千年来形成的臣民罪感意识 ,几乎成为人们一种自然的本性。     

现代“公民文化”对传统“臣民文化”的扬弃与超越

当今中国社会 ,全球化已成为描述民族生存环境的最为重要的术语。受全球化所主导的未来社会必将是一个推崇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公民社会。奠基于生存本位基础上的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文化形态。它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观念 ,标志着人由自在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自由自觉的主体存在状态 ;而作为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理论应对和民族文化可行性发展路径的策略设计 ,其现实践履 ,则离不开对具有现代“世界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主体的培育及其文化创新实践的有效促动     

公民政治、公民文化与西方代议制政府

公民政治是规范公民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一种政治形式。公民文化是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等政治现象的认同意识和价值判断。西方的公民政治和公民文化有着自已独特的价值取向。两者的互动对西方代议制政府的存在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国家政治与政治制度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价值。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政治文化的取向与建设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国公民政治文化取向发生了改变 ,同时也面临来自国内外的挑战。要建设新型公民政治文化 ,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公民政治文化水平等多方面入手进行尝试性探讨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一种政治文化的视域

政治文化在村民自治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它在农村政治实践中得以建构,又反过来影响着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和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治文化正朝着民主政治文化方向嬗变,却又受到许多消极因素的影响。建设农村基层政治文明,要建构适应时代要求的民主政治文化。     

论文化哲学视域下的政治自新

政治合法性问题(政治自新)可以说是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核心主题。在20世纪70年代文化哲学逐渐成为一门探讨人类生存方式的学科门类的同时,以其独特视角来审视政治合法性问题也日渐成为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和研究路向。本文循着文化哲学的思路,从政治模式、政治危机、政治反思、政治转型等四个阶段探讨了政治合法性问题。     

性别、文明与种族——论曾广铨翻译哈葛德小说She的文化政治及接受语境

1898年曾广铨在《时务报》上对于She的翻译,是H.R.哈葛德的小说首次登陆中国,其译本展现出从“言情”到“保种”的多重观念意识。曾广铨的翻译活动与中国维新运动的思潮密切相关,其在大胆呈现原著情爱主题和性别观念的同时,基于国家种族竞争的比较视野,将有关中国文明的焦虑以及强国保种意识融入翻译实践中,进而过滤和改写了原文的修辞表达,展现出翻译行为背后的文化政治,最终构成了哈葛德小说在中国初受“冷遇”后又不断受到青睐的接受语境。     

和谐社会构建中公民政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及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公民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直接影响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因此,对公民政治文化的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分析公民政治文化的内涵出发,探讨了公民政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及途径。     

政治文化视域中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分析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理应是广大农民,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原来同质同构的单一性农村社会结构已经为多元化的新农村社会结构所取代,作为单一农业生产者的农民阶级已经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外出打工者由于利益关联度的降低,充当了村庄民主政治建设边缘人的角色,虽然他们在新的人生体验中现代性有所提升,可这种现代性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作用是有限的。而那些留守农村的人群虽然是农村民主政治事实上的重要承载体,但无论是从认知意识还是政治需求上来看,这些人都恰恰是最缺乏政治精神的群体。村组干部虽有较高的政治认知,可由于他们不得不同时处于与多种力量的博弈中,这些政治认知同样没有转化为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动力。     

现代政治文化与民族国家治理

现代政治文化具有世俗性、自主性、开放性与融合性。民族国家治理是国家公共权力控制和引导政治、社会活动的运作行为。政治文化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治理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现代政治文化对民族国家治理提供支撑与协调,民族国家的治理活动推动、引导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公民文化建设的价值尺度

公民文化建设或称公民政治文化建设与公民道德建设在一些方面虽有重合 ,但无论在本质、内容还是目标上 ,二者都有很大差别。为了避免因强调公民道德建设而模糊和忽略公民文化建设这种情况的发生 ,以宪法为基本根据 ,提出并论述公民文化建设的一些规范和准则 ,对于公民社会建设 ,无疑具有现实操作意义。     

我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创新路径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对政治文化的构建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在新的形势下完成历史性的变迁,并通过创新寻找新的发展路径,以期指导与规范政治行为,使政治机制能够正常的运转.基于此,文章首先对政治文化研究的进展和主要成果进行了阐述,然后对中国当前政治文化变迁的时代背景和创新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最后从多个视角给出了当前我国政治文化创新可供选择的路径.     

公共领域与人的自由--汉娜·阿伦特的积极公民观及其启示

本文透过阿伦特所描述的政治图景,揭示这种政治图景背后的文化底蕴——公民文化。可以说,她的共和主义政治图景是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文化基础上的。阿伦特是一位重视“积极自由”甚于“消极自由”的理论家,她认为公共领域是人获得真正自由的发源地,公民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做一个积极主动的公民。她认为政治行为的价值不在于达成实用性的协定,而在于它能实现每个参与者公民的主体性,锻炼他的判断辨识能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有效成员。现代自由国家公共生活的萎缩、公民观的薄弱从根本上动摇着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一些基本价值和观念。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对仍受“巨民文化”困扰的中国政治建设具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