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植土司文化遗产的利用与开发

<正>桑植土司是指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在今桑植县域所建立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一系列土司建置。土司的设置与沿袭,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土司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了土司时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面貌,     

再释“土司”一词的演变

“土司”一词究竟如何界定,学界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将“土司”一词在明、清两朝的演变细细梳理一番,则“土司”一词在不同时期的所指亦有脉络可寻.嘉靖时期“土司”一词刚刚从“土官”一词中衍生出来,使用次数很少,是明朝以来民间对于兵部或吏部所管辖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土官机构或首领约定俗成的泛称.万历至明末,“土司”一词开始普及,其所指与嘉靖年间大体相当,但也有个别例外.清朝以来,“土司”一词普遍泛化,往往与“土官”一词混用.无论是文职土官,还是武职土官,亦或藏族、维吾尔族部落首领均可称为“土司”.由此导致在《大清会典》中,吏部既管辖文职土官,也管辖文职土司;同样兵部既管辖武职土官,也管辖武职土司.清代“土官”、“土司”两词虽可混用,但吏部与兵部的管辖职责却是清晰的.     

清初康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与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

清顺治年间,康区东部打箭炉一带的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司归附,在当时及之后一段时间全国、藏区及四川地区的形势下,清主要采取政治手段保护已归附的土司,但明末已进入康区的和硕特部仍不断扩展势力。至17世纪末,打箭炉一带终被和硕特部控制,已归附清朝的土司亦被杀。在此情况下,康熙皇帝及清中央政府改变以往对和硕特部的策略及态度,决定在打箭炉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此即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此役时间虽不长,但双方投入兵力较多,在康区历史上规模空前,最后以清的完全胜利结束。此役之后,清直接治理雅砻江以东地区,康区政治军事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清治藏战略亦出现重大调整。     

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它渊源很早,唐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羁靡州就有土司制度的刍型,但通常认为这种制度始于宋元,而完成于明代,清代因袭沿用。元、明推行土司制度主要在西南各省民族地区,其中又以云南设置的土司、土官最多,职官种类也最为完备。土司制度的内容,主要是暂时不触动各民族固有的生产方式,利用原来的统治机构对当地统治者加封一些不同于内地的职名封号,使之“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明文·职官志》)。所封职名有宣慰使司宣慰使(从三品)、宣抚司宣     

论彝族土司治理权的近代变化

彝族土司存在了七百多年，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土司。梳理近代彝族土司在彝区治理权的变化，结合奏折御批、凉山碑刻、清代凉山历史档案以及民间口述史料来研究彝族土司的的地方治理，更能客观地展示其治理权变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可见彝族土司职权的国家依赖性，权利变化受制于中央, 并且始终与黑彝存在利益博弈，其社会治理权在国家统一与国家动乱时，有着极大的不同。国家政权稳定，彝族土司治理权稳定并得到加强；同样，当国家出现危机，土司权利也受到威胁。近代彝族土司权利变化正好与国家统一受到威胁时的权力的变化相对应。     

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探析

相对于明代改土归流出现明显的反复而言,清代在广西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总体而言是得以顺利推进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内因的清代广西本土因素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壮族土官的残暴统治,壮族土司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与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壮族土司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壮族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忠君爱国思想观念的形成,为王朝中央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创造条件并奠定基础,成为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与内在根由。     

元明清时期张家界地区土司及卫所机构初探

<正> 1982年,国家民委转发的《湘鄂川黔四省边境地区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份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恢复土家族成份,主要是清代‘改土归流’前的土司、土官管辖的土家族地区,在其周围的卫所地区和边缘地带也有这个问题。”湖南张家界地区在清代以前正是土司、土官管辖的土家族地区。封建王朝为了加强对湘西少数民族的统治,在元明清时期建立了土司机构,明清时期又新建了卫所机构。下面就元明清时期张家界地区土司及卫所机构作个探讨。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职能及其转变

清土目职能由明代带兵、朝贡职能向清代"提唤"职能转换,不仅表明土目活跃于地方社会并参与地方事务,而且能够说它借助家族村社控制土司社会了。明朝时,土司区尚未完全形成朝廷、土司、家族村社三级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在明洪武年间处于发育期,基本以朝廷、土司的二级互动形式进行运动,到清朝"康乾盛世"时期才形成蔚为大观的规模,并迅速转化为朝廷与家族村社之间二级互动模式。     

明代烟瘴对广西土司区经略的影响

烟瘴是一个历史性和区域性突出的现象,曾对南方少数民族及地区产生较大影响。明代广西土司区烟瘴肆虐,成为明朝经营和治理的主要困难,因此明朝在广西土司区采取了以土治土,倚重土官的策略。烟瘴,在一定程度上与广西土司制度的存在有着密切关联。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生存形态

本文对明清时期反映颇多的土目生存形态进行初步探讨之后认为,家族村社之间械斗、土司武力扫荡和土民不满造成土目天生具有极强防范心理以及叛逆行为的表象,土司夫人与土目的性政治关系、土司之女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的政治婚姻、土舍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军政联络只是寻求政治归属一种必然反映,此种归属决定土舍集团并非为土司婚姻群体的唯一来源。政治利益驱使土目在对土司极尽讨好之能事的同时对土民采取压服的态度,土司区的封闭、淡漠科举制度致使土目难有仕进之机,所以废立土司、夺土司之印甚至取土司之位而代之就成了土目一生追求的最高价值体现。     

试析改土归流与湘西政治格局变动

清代改土归流前,湘西民族区域政治格局表现为土司政治下的"以土治土"、"以土制苗";康熙年间对湘西苗疆生界的开辟,使得土司的地位和作用发生变化,促进了湘西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改土归流后,湘西形成了"土苗分治"的新格局,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     

红军长征在康区的“扩红”宣传及其成功原因试探

中国工农红军20世纪30年代长征通过康区时,面对汉藏隔阂、国民政府的"反宣传"、严酷的自然环境等困难,积极开展了"扩红"宣传工作。红军通过建构"认同"以获取藏族民众的支持,通过谈判、合作、俘获、感化等方式争取土司头人与寺院喇嘛,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康区社会的各方势力,推动了红军顺利通过康区。同时,由于康区的社会生产力限制、红军人数众多等原因,藏族民众为了红军的顺利北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论明清时期的土舍

土舍在土司家族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它同早期的土司一样是由土目转化而来 ,之后又转化为不同级别的土司及土司自署官员。揭秘土舍问题系揭开土司政治家族化内幕的关键。本文以明清时期两次“改土归流”之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 ,对土司管区土舍的源流、官僚化、类型、职权诸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     

康区"三魔女",还是"康区三度母"——近代康区妇女精英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三位著名妇女精英甘孜的孔萨?央金堪珠、德格的夏克? 泽旺志玛和瞻对的甲日?其美志玛在康区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康区的传统习惯法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都允许妇女在一个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名号和土司或头人的地位。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治地位,她们往往陷入多方势力的权力争斗中,这些势力包括其家族中的男性、来自其它家族的男性、地方军阀、中央政府,有时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研究揭示了正是康区在夹缝中生存的各土司统治区域割裂、分权的性质为地方首领,特别是妇女领袖提供了较多的施展其政治才能的空间。     

关于中国土司制度渊源发展研究的十个问题

在土司制度“渊源”、“发展”及“衰落”历程基础上,首次集中讨论了中国土司制度的十个问题.本文认为,土司制度目的是稳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设置四种类型的土司也是围绕这一目的.土司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奴隶制和农奴制,核心与实质是土民与土司的依附性,根本是土兵.土司制度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清代“改土归流”实际上是变土司地区的奴隶主和农奴主专政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过程.与西南土司制度相“异”的是明王朝版籍内的东北边外土司,它是经过朝廷遣官“招谕”、少数民族首领入京进贡输诚后才授予土司官职的.研究土司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存史”和“资政”,总结历朝历代施行土司制度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和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     

武陵山片区明代金石碑刻所见土家族土司的“中华情结”

本文在明代湖广、四川、贵州行省毗邻区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上,对目前发现的由明代皇帝、“客家”知识精英、“客家”官员与土司及其代办和土舍分别书写的60块金石碑刻的内容进行系统梳理,认为这是生者的自由书写和对死者的盖棺论定,客观地反映了土家族土司观念、情感和意象世界在明早中晚期及南明时期的形成发展与变化,展示了土家族各土司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机关连的“中华情结”的聚积及变化过程.在明清易代之际,它对旧朝是“情结”,对新朝却是“症结”.基于土司学所做的此项研究,对于客观地评价我国土司及英文化具有启迪意义.     

鄂西土司遗迹调查

<正> 自元代始,封建王朝在鄂西土家族地区开始实行土司制度,对表示愿意归附的当地首领,招抚优待,委以土司官职。结束了唐宋以来的羁縻政策,加强了朝廷对边远少数民族的控制。据史料记载,到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止,鄂西地区先后设立了大小土司三十多个,而以明代为最盛。明王朝在鄂西设置有四个宣抚司,九个安抚司,十四个长官司和五个蛮夷长官司。     

康区近代商业初析

一康区社会以畜牧业为主,农牧民为了生活的需要,在彼此交换剩余产品的过程中,孕育了康区早期的商业,随着历史的发展康区的商业也得到了发展。据史籍记载,藏汉人民商贸往还发端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宋、明尤盛。至明时交易范围渐次扩展,除茶马互市外,还输入汉区红缨、毡衫、米、布、椒、蜡等日常生活用品。清雍正时,清王朝在康区设置土司210员,藏汉贸易大为发展。清末赵尔丰充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改     

成臻铭的《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出版

《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一书从土司区域内部情形研究中国土司制度:首先,在理论上系统总结了前人土司制度研究理论,提出要从"三个层面"、"四个视角"观察土司,并且提出了鉴别土司的二十八字理论和土司类型理论,还在土司区域变动的基础上阐述了土司的理论,明确提出土司是朝廷任命的世袭官吏,     

论明清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户口的调查统计与入籍问题

在明清王朝大力推行户籍、赋役制度的背景下,无论是桂东、桂中流官统治区,还是桂西的土司地区,都对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户口进行了调查统计,而桂东、桂中的熟瑶、熟僮先被纳入户籍系统.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桂西改流地区的少数民族户口被编入户籍系统,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土司户口虽然仍未入籍,土官却进行了调查统计,并上报地方官府备案,成为官府管理土司地方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