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方草原民族之族兵制

族兵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兵役形态.在北方草原,从有明确记载的匈奴族兵制到入关前的女真人,北方草原民族无不实行族兵制.族兵制是北方草原民族数千年来传承不断的一项重要军事制度.“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是族兵制最初阶段的本质特征.匈奴国家政权建立后,先后征服、统治了周边民族,迅速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军队不再由居民“自动”组成,军队的组成具有了强制性,但这并未改变其全民皆兵、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匈奴、柔然之后的北方草原民族政权是以“地区部落”组织为基础的,随着部落构成以血缘为纽带到以地缘为纽带的变化,北方草原民族政权实行的族兵制的血缘色彩逐渐褪去,地缘因素日益增强,并最终成为了主导.     

对匈奴创建政权若干问题的探讨--匈奴政权始自冒顿单于说质疑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认为匈奴族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按照现在能够检索到的历史文献的记载,全面观察匈奴政权创建时期的历史,将匈奴政权列为北方民族政权建设的滥觞之一是有道理的。之所以视它为“之一”,是考虑到在匈奴族建立政权的那个时代甚至以前,还会不会有其他政权的存在,比如,同时代的月氏、东胡。对于匈奴政权的创立者,以往研究多认为是冒顿单于,事实上应当是头曼单于甚至早于头曼单于,冒顿时期是全面完善的阶段。而匈奴政权的单于庭、龙城、蹛林,也都是具有统治中心、祭祀中心等特点,也应当从其具体作用和相互关系等角度再作探讨。     

新莽时期的汉匈之争

王莽废汉立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民族政策是其改制内容之一而在众民族当中,与匈奴的关系是莽之民族政策的一个重点。新莽时期的汉匈关系是以战为主的,但由于新莽时期的作战条件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故战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汉匈之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莽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王莽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些做法虽然有些离奇古怪,但其民族关系思想则比较理性,且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一统”既是王莽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还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吻合。王莽既清楚“怀柔”的作用,也想以“怀柔”的手段去招徕和安抚少数民族。王莽从“一统”思想出发,试图“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并想按照自己的意愿辅立匈奴单于,以分化和瓦解匈奴,因遭到匈奴的强烈反对,辅立计划一直没能实现。尽管“一统”思想和“怀柔”思想的动机符合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但降王为侯、改换旧印、更名及随意封赏单于等做法,却偏离了王莽的主观愿望,结果激起了少数民族政权的众怒,并导致其民族政策归于失败。     

评高人雄著《北朝民族文学叙论》

晋政权南迁至隋统一天下260余年间,中国大地政出多门。以北方地区论,先后出现“五胡十六国”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其建立者除汉族外,更有匈奴、氐、羌、羯、鲜卑等少数民族。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了这些政权治下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风貌,然学界于此期民族文学之研究,迄今却甚为薄弱。言北朝文学,多以数位汉族作家为主,     

论汉武帝对匈奴的征服战争

匈奴是我国秦汉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对秦汉王朝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秦始皇北击匈奴,争夺河套地区,修筑万里长城,防御匈奴南下,结果耗尽了民力,造成深重的社会危机,公元前209年的大泽乡起义说明匈奴问题最终成为强秦短命的直接原因。西汉王朝的兴衰同样与匈奴有着密切的联系。汉初国力所限,对匈奴推行妥协退让的和亲政策,赢得社会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机会,从而汉初和亲成为出现“文景之治”的外部原因。从汉武帝开始改和亲政策为战争政策,虽然击败匈奴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国力空虚,中原农耕经济再也无法承受空前巨大的军事开支,西汉由鼎盛趋向衰落,汉武帝几乎步秦始皇的后尘。可贵的是武帝公元     

匈奴握衍朐单于之死新探

如众周知 ,至漠北之役以后 ,匈奴已经丢掉了河南地、河西、漠南以及大量的人口、财产 ,公元前60年 ,又失去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 ,政权已经非常衰弱。公元前 5 8年 ,乌桓乘匈奴握衍朐 (公元前60年至前 5 8年在位 )政权尚未稳固之机 ,大败匈奴东边姑夕王 ,“颇得人民”(《汉书·匈奴传》)。稽侯珊利用这样的政治军事形势 ,在其岳父乌禅幕的支持下 ,联合刚被乌桓大败而且损失颇大、惧怕单于惩罚的姑夕王以及匈奴左地贵人 ,自立为呼韩邪单于 ,并且立即发兵西击握衍朐大单于。《汉书·匈奴传》对握衍朐之死是这样记述的 :“骨肉大臣立稽侯珊…     

唐朝民间民族通婚在《太平广记》中的反映

唐代是一个富有开创性的时代 ,作为社会生活重要方面的婚姻亦不例外。由于正史中有关民间民族间自由通婚的记述乏善可称 ,而唐律的规定又过于法律化 ,与现实生活并不完全对等 ,现存汇辑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的最大一部类书《太平广记》中的丰富文献史料可补正史之不足。唐代民族之间的自然融合带来了大范围的通婚 ,从国家政策看 ,政府并不鼓励这种通婚 ,通过《太平广记》狐篇可知中土人士对胡汉通婚是持反对态度的     

汉代酒泉郡的交通及其军事战略地位

汉代酒泉郡地处河西走廊的腹心地带,是多条交通道路的交汇地,对两汉时期的汉匈战争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汉初的匈奴威胁关中、掌控西域,到汉朝争夺西域、北伐匈奴,战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酒泉郡为中心的四条交通干线上.对这些道路的开发并充分挖掘它的军事价值,其利用频率之高则进一步彰显了酒泉郡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汉初的河西匈奴

汉初的河西匈奴●郝树声秦以前，月氏游牧于河西长达六百年之久①。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②，匈奴尚不称强大。公元前２６５年，赵将李牧大破匈奴于代郡、雁门；秦始皇时，大将蒙恬还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今鄂尔多斯一带），却匈奴七百里；直到秦汉之...     

“单于和亲”瓦当小释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政权以后,匈奴政权的关系,时有兵戈,经常处于对立、紧张状态。当时匈奴军事力量较强,汉政权于公元前19,对匈奴采取了和亲结好的政策,促进了双方和平交往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汉文帝时给匈奴单于书中曾说封;“二国己和亲,两主欢悦,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翕然更始”。     

细柳营事及细柳营址考

<正> 细柳营是汉文帝为防匈奴、保卫长安而设的军营之一。汉初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匈奴统治者除每年向汉朝索取岁赐粮食、布帛衣物之外,还经常入侵掠夺人口和畜产。据《汉书·匈奴传》载,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侵犯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甘肃镇原东南),使骑兵绕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陕西淳化县)。汉派大军把匈奴驱逐出塞,但“不能有所杀。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     

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

汉初思想家贾谊提出过若干重要的政治建议,其中多有因战略眼光的远大卓越形成重要影响者.<新书·匈奴>中发表的有关"备月氏、灌窳之变"的意识,是在认真体察西北民族关系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真知灼见.贾谊相关建议与对匈奴的"三表""五饵"彼此照应,形成了北边战略的全新思路.后来汉武帝对匈奴战争中争取草原同盟国的外交努力,开通河西走廊的军事成就,在西域与匈奴的成功争夺,都可以看作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施行的政治实践.     

近年来和亲研究概述

和亲始于汉初,终于清代,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二十年代就有王桐龄撰《汉唐之和亲政策》(刊于《史学年报》1929年创刊号),对此作了一些研究,解放后老一辈史学家如翦伯赞、范文澜诸先生都有不少精辟的见解。由于十年动乱,这一本来十分活跃的课题研究却沉默下来。近年来又出现了活跃趋势。据初步统计,一九八○年以来已发表了近五十篇论文和一般介绍性文章。现拟作些介绍。一、和亲的目的及性质和亲非同一般的民间通婚,而是比民间通婚具有更复杂的目的。华立认为,无论汉祖唐宗,他们从事和亲所希翼的,几手都是借以消除双方的对立状态,求得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平相处,以缔结姻亲的方式达到和睦相处的目的,这就是人们通常赋予“和亲”二字的基本含义。(《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     

论匈奴社会中的定居因子

匈奴以畜牧为业、兼营狩猎的游牧生活形态已是学术之共识,土地的价值似乎远不及农业社会。实则,土地曾在匈奴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精神信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蕴含的定居因子与匈奴社会发展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这对于匈奴民族的汉化,乃至最终融入农耕文明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以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汉化和各民族大融合促进了中国古代和谐边疆之构建。     

匈奴政权左贤王若干问题探析

公元前3世纪,匈奴在我国北方草原建立起第一个庞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其统治体制的基本框架是以单于庭为中心,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为地方"四大国".单于是最高统治者,单于之下,左贤王是地位最尊贵、权力最高的职官.目前,学界对左贤王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而对匈奴左贤王的系统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比较深入地了解匈奴政权的体制,揭示其在匈奴的单干位继承、经济生活、政治和军事等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试论太平天国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朱元璋与洪秀全民族政策之比较研究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指导制定不同民族政策的基本思想观念主要有二：一曰夷夏之防、华夷之辨;二曰四海一家、华夷同体。由这两种不同观念指导制定的不同的民族政策,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明初的朱元璋虽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而起兵,但他执行华夷同体、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赢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新生政权的巩固。而太平天国政权及其领袖洪秀全以夏尊夷卑、华夷之辨观念为指导,制定了狭隘的名为种族革命而实为种族复仇的民族政策,将打击清王朝与排斥、仇杀满人相混淆,把反封建与反满人相等同,在实践中导致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多次发生屠杀旗兵满人事件。太平天国政权的最终失败,其原因固非止一端,但错误的民族政策应是这诸多原因中的一个,这恐怕是没有疑问的     

“击匈奴降者赏令”新释——兼论西汉封侯匈奴降者的法律依据

敦煌酥油地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击匈奴降者赏令”是针对在汉朝军事攻击下投降的匈奴人的赏令,根据简文推测这些匈奴人主要是指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赏令是汉朝在全面展开对匈奴战争后,为了拉拢鼓励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投降而颁布,具体颁布时间应在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光四年(前131年)间,赏令的颁布突破了汉初“白马之约”的限制,为西汉封侯匈奴降者提供了法律依据。     

汉置边塞考略

(一)引言汉唐武功之盛,为读史者所乐称道,而汉继秦之后,西通西域至于大秦,北降匈奴至于漠北,开中国以前未有之局面,其功尤足称道。匈奴之强暴为虐,战国末年燕赵诸国已受其迫胁,及始皇即位倾天下之力,筑长城设屯守,严守备,始退居阴山之北,楚汉之际,中原纷乱,匈奴复乘机内犯,牧马河南、漠兴,承丧乱之余,国内疲弊,不欲兴作,而匈奴则当冒顿单于鼎盛之际,数侵陵为虐。高祖六年,匈奴围韩王信于马邑,信降匈奴七年,高祖自将击信,至平城为匈奴所困,赖陈平秘计得出,自是始兴和亲之议,而取羁糜之政策。是时汉与匈奴约以长城为界,史记匈奴傅百卷十一载文帝后元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室,用朕亦制之,」是知汉初仅以保守长城以南之地自安,无意远图也。然匈奴跳梁成性,不守约束,高后、文、景之世,边警频传,烽火数达长安,所谓以长城为界之约,殆属空言。武帝即位,欲湔雪前耻,一改羁縻     

东胡到鲜卑檀石槐时期的政权演变

东胡族是与匈奴、月氏大体处在同一历史时代的古族。从东胡与匈奴、燕国发生的各种交往及其对控制地区的管制等情况分析,东胡族已经建立了与匈奴对峙的政权。后来,东胡族虽然被匈奴击败,但其原属部众逃往鲜卑山及大鲜卑山者自称鲜卑,他们在匈奴政权衰落之后统控北方草原大部分地区。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鲜卑游牧政权出现在东汉末年,影响较大的是鲜卑檀石槐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