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的政治意识文明功能

法治与人治相对,内涵＂良法＂,植根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社会文明,是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过程和追求目标。政治意识文明是指人类政治意识进化发展的积极成果、状态和过程。法治对政治意识文明功能主要体现在治国理政上的＂克服＂人治功能、政治参与中的＂激发＂功能、政治目的的＂主导＂功能、政治意识的＂强化＂功能、政治意识文明实现的＂保障＂功能等五个方面。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治国方略的根本性转变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应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以程度不同的人民主权为前提，强调依法治国、崇尚法律至上、严格法定和分权制衡；人治的实质是各种形式的专制统治，崇尚贤主治政、务德不务法，容忍以言代法、因人废法、权力集中、个人专断。人治在古代社会以及社会变迁剧烈的非常时期有其必然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法治愈来愈显示其优越性，为现代化建设国家所普遍认同。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欧美各国已先后完成了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人治传统的国家。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儒家主“人治”，法家倡“法…     

制度文明建设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制度文明是存在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第三种文明形态.它包括社会基本制度的文明,也包含一定社会形态下具体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体制的文明.其实质是法治文明,因而具有民主、制度权威、平等与公正、宽容与大度的内在规定性.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制度文明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由人治文明向法治文明、由政治灌输文明向政治制度文明的转变.     

论当代中国六大法治主题的形成、逻辑和价值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伴随着民主政治诉求、市场经济转型、政府改革、执政党建设、社会建设以及文化强国的战略而一同向前推进的.在这一进程中,法治开始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政府、执政党、民生、文化深度结合,由此形成了民主法治、法治经济、法治政府、依法执政、民生法治、法治文化六大法治主题.六大法治主题的形成与演变体现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整体性逻辑,表明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关系已被纳入法治轨道.这六大主题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着力点.     

西欧的"独特性"、"东方专制主义"与近代法治

文章认为,法治的生成和发展是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而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在东西方却具有不同的演进路径.即在西方呈现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复合(古希腊)--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古罗马)--国家吞并市民社会(西欧中世纪)--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和抗衡(近代资本主义).这种发展路径造成了多元文化和权利抗衡国家权力的西欧"独特性",并促动了近代法治的生成.而古中国及东方国家则一直处于国家吞并市民社会状态,形成了扼制权利和自由的"东方专制主义",法治便无以产生.这启示我们,中国要走向法治,就不应仅满足于法律制度的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也不应满足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种"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而应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移民论

移民是决定人口地理分布及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社会史的意义上说,移民以其特有的方式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着发酵和催化的作用,本文首先以中国的移民发展历史充分地论证了这个作用。文章还着重论述了移民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它不仅促使中国近代的社会结构从血缘社会向地域社会发展,从而导致了近代市民的形成、家族组织的分解和宗族关系的疏远;而且由于移民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逐步成为我国近代社会组织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先兆。同时,移民社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传统观念及习俗的变化和发展,并为形成“海派”文化奠定了基础。本文还论及了当代移民的特点及“内移外补”的移民观点。     

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

通过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状况的分析,说明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影响,揭示中国近代政治力量的更替和兴衰的历史必然性.指出适于民主的政治文化,只能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逐步发展,逐渐成为国民的政治和政治行为准则.     

试论培植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基点和路径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文化是实现法治的基础性条件。中外法治的实践充分表明,法治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着不同的培植、生成模式。如何立足于我国国情、传统与民情,培育出既符合法治的共性,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现实性课题。     

法治观念的中西源流考

2018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将其序言中的"法制"二字修改为"法治",这一变更背后预示着即将发生的更为深层次的政治和司法改革。从"法制"到"法治",书面措辞背后所隐蕴的法之内涵其实已经产生了巨大区别,这就涉及法律在国家政治中的定位、国家权力主体在法治运行中的权限。建立法治国家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终极目标。从思想渊源上讲,中国脱胎于农耕文明的传统强调通过政治精英治理民众,这无疑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人则更侧重法治本身的超验资源,一方面通过对上帝、真理和道的持续发问探索立法之基,另一方面以神权为依托形成了相应的权力制衡。把人治与法治分立的政治哲学,未必是最高明的政治哲学,二者既非独立,更非对立,没有一个强有力执政队伍建设,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

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转折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从文化现代化和政治革新的视角重新思考国家社会问题,寻求挽救民族危亡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路径.正是这场新文化运动,为未来中国的现代化铸就了新的领导力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找到了动力源泉.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的新篇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定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依照中国政治现代化目标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在发展逻辑,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三大目标定位,即:从臣民政治文化走向公民政治文化;从民本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从伦理型的主德、人治政治文化走向以法为本、德法兼治的政治文化.     

论先秦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共性

法家的"法治"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制度的共同愿望,作为代表同时代中西方法治理论的最高水平,先秦法家法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二者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反对人治;都追求良法;都要求君主守法.法家法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法治文化固有的精神,结合我们当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在诠释中对法家法治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人治与法治——中西方法律精神的比较

中国的人治是一种以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礼治和德治为内容、性善为信念的社会控制体系,它以情理干扰法律,丧失原则性与普遍性;西方的法治是建立在比较完全意义的国家之上的、体现个人主义精神的、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的以法治国的形式;它以法律代替情理,使社会生活失去灵活性与弹性。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继承中国人治传统的合理内核,去除其弊端,吸收西方社会中法治的合理因素,摒弃其固有缺陷,建立一个主体与客体相结合、情理法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体系。     

中产阶级与西方法治进程

法制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而法治却是西方社会独有的社会现象,究其深层原因,是西方社会结构变迁之特殊性使然.而这一特殊性就在于西方中产阶级的兴起,它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也使其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轨迹.西欧中产阶级的兴起,为法治的形成奠定了社会结构性基础,使近代法治得以确立.而美国作为移民社会,其缔造者以身份普遍平等的中产阶级为主,他们建立起现代最为先进的民主宪政体制,成为众所接受的政治规范.因此,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也必须从建构法治的社会根基--中产阶级着手.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弄清楚传统“法治”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从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将中西古代法及法治观念作了比较，指出其根本差别正是形成各自不同的政治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源头。     

中国政治文明的个性特征与独特贡献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都有自身独特的个性特征。传统政治文明的鲜明特征是建立在中国人对“人性”独特理解基础上的“人治文明” ;当代政治文明的实质是体现阶级先进性与代表性的党的领导机制。中国政治文明的总体倾向是强调政治主体对政治过程的决定性作用与对社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代表 ,在法制规范与国家权力的合理运用方面则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中国独创的这种政治文明对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非常现实的主导意义     

简析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制约因素

近代中国正值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举步维艰,而贯穿其中的政治文化转型更是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     

行政诉讼功能和作用的再审视

目前,我国正处在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易发和多发的时期.如何解决这些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运用打压和安抚相结合的人治思维和人治手段;一是运用依法行政、依法解纷、依法监督和依法救济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不可不再度审视行政诉讼的功能和作用.行政诉讼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即是解纷、监督和救济.要有效发挥行政诉讼的此种功能和作用,并处理好行政诉讼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树立法治平衡理念,运用法治平衡原则指导行政诉讼中的解纷、监督和救济.     

沈钧儒的法治精神及其政治实践

关于沈钧儒 ,人们宣传较多 ,研究不够。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研究沈钧儒 ,觉得他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他是中国近代以来民主法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象征。他的政治思想就是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他一生的政治斗争就在于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 ,严酷的斗争现实使他走向了依靠民众的道路 ,并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沈钧儒的法治精神与政治态度及其历史结局 ,在今天仍然给我们以深深的启迪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政治文化塑造着政治人和政治体系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会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局面已经显现,这主要表现为：政治认知倾向于全面与深刻,政治态度倾向于理性与客观,政治情感倾向于独立与温和,政治信仰呈现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局面。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会推动政治体系逐步迈向民主、开放和透明,促进公民权利保护的机制建设,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