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在日本受到“奈良旧教团”的排挤打击吗?

近二十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对唐代东渡日本的高僧鉴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鉴真百折不回东渡邻邦的事迹,以及他在日本受到欢迎、敬重的史实,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公认。六十年代初,日本有的学者在研究鉴真时,为促进中日友好,曾指出奈良时代,日本有个别僧侣不尊敬鉴真,并为此表示遗憾。日本友人借古喻今,表示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愿望,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自1978年以来,我国学术界有人就上述观点加以发展,认为鉴真在日本曾受到“奈良旧教团”的冷视和打击。对此,谈一点不同的     

日藏宋元禅僧墨迹综考

在日本,藏有五百余件宋元禅僧的墨迹,墨迹的作者既有东渡弘法僧,也有未曾赴日僧,以临济宗杨岐派僧为主.墨迹种类涉及法语、诗偈、赞语、序跋、尺牍、印可状、疏、额字、牌字、道号、碑文、清规、铭文、赋、小传等.墨迹具有补遗与校勘的文献价值,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禅宗史、中日书法艺术史的重要史料.     

徐福东渡与山东

<正> 徐福东渡是我省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日两国广泛流传的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体现了中日两国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历史.徐福是齐郡徐乡县(今山东黄县)人,为避秦患而东渡日本.加强徐福研究,对促进中日之间,特别是山东与日本之间的友好交往无疑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一) 中日两国的交往从什么时候开始,史学界的认识不尽相同.《后汉书·东夷传》记载:     

鉴真东渡五题

一提起研究鉴真,人们就说,材料太少。记载鉴真的直接材料,确实是少,但我国历史文献是丰富的,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许多间接的材料。我们应该尽量利用间接材料,补充直接材料之不足,以加深对鉴真东渡的理解。这篇小文,不过是举几个例子。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日文献语言学视角下灾害话语的回溯与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日本捐赠给中国物资上写印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诗文韵语引起了中华儿女的普遍共鸣。对长屋王的日本汉诗《绣袈裟衣缘》"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进行佛教文学文本话语回溯,对《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记载的鉴真东渡日本时携带的《大涅槃经》进行佛教文献语言学研究,进而提出,关注和研究中日文化传播交流史、巩固和拓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在全面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广泛地重新挖掘承载中日文化内涵的历史文献材料。     

日本儒学的朝鲜渊源

在儒学始传日本及日本儒学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东渡日本的朝鲜儒生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日本儒学与朝鲜儒学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我们只有首先弄清朝鲜儒学的发展史，才能明了日本儒学的来龙去脉。     

古代福建对日交往及其影响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两千多年前，两国就有了友好往来。公元589年，精统一中国，日本与隋朝往来更加频繁。到唐朝，两国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前代，整个唐代日本曾先后派19次遣唐使“。唐天宝三年（744年），鉴真和尚与日本僧人荣壑、普照等人曾派人到福州买船以东渡日本。唐贞元二十年（804年）七月，日本派出遣唐使团学问增空海、格逸与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等人所乘第一艘船因遇风暴，在海上漂流多日，于八月十五日到达福州长溪县（今霞浦县赤岸镇），这是福州境内首次接待日本遣唐使船舶。当年十一月三日，在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     

心越东渡的杰出贡献及其故里家世考

在中日交往的关系史上,历代都有值得称颂的杰出人物,如徐福、裴世清、鉴真、朱舜水、黄遵宪……等等,他们都曾为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作出过重大贡献。 今天,随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和日益频繁的友好交往,有些因种种原因而被掩没不彰的历史人物,也陆续得到发掘,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我国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东渡,对日本文化有过重大影响的东皋心越(以下简称心越),便是其中之一。     

唐代扬州大云寺寺址考辨

唐代扬州大云寺是鉴真大和尚(688—763)十四岁时舍俗出家的寺院。日本安藤更生博士于所著《鉴真大和尚传之研究》第一章注十二里,依据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以及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记载,认为扬州大云寺“在广陵江阳县”,即“江阳县管内也”。鉴真大和尚是江阳县人,十四岁(701)随父至大云寺礼佛,入寺见佛像而生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本佛徒,奇其志,许焉。就智满禅师为沙弥,配住大云寺。说大云寺寺址在江阳县境之内该不算太误,因为这是可以谅解的。安藤博士是外国人,来扬州寻访鉴真大和尚遗址的时期,扬州正是“沦陷区”,该时,四邻多垒,不可能自由舒     

唐代扬州大云寺寺址考辨

唐代扬州大云寺是鉴真大和尚(688-763)十四岁时舍俗出家的寺院。日本安藤更生博士于所著《鉴真大和尚传之研究》第一章注十二里,依据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以及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记载,认为扬州大云寺“在广陵江阳县”,即“江阳县管内也”。鉴真大和尚是江阳县人,十四岁(701)随父至大云寺礼佛,入寺见佛像而生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本佛徒,奇其志,许焉。就智满禅师为沙弥,配住大云寺。说大云寺寺址在江阳县境之内该不算太误,因为这是可以谅解的。安藤博士是外国人,     

论真人元开《东征传》的史料价值

日本文豪真人元开公元 779年撰写的《东征传》 ,不仅对研究唐代高僧鉴真大师的生平事迹、中日文化交流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而且对于唐史研究也同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文章从唐史研究的诸多方面具体地分析了《东征传》的价值 ,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使用《东征传》应注意的问题     

为中华崛起 为共产花开——缅怀周恩来总理青少年时代的革命实践

留学日本,从事爱国活动和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恩来同志十九岁,以高材生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当年秋,东渡日本留学。他去留学的目的是寻求救国济世的真理。正如毛主席指出过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了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周恩来同志在东渡时做诗云:     

晚明湘潭学者张燧东渡日本驳议

晚明湘潭学者张燧,曾著有《千百年眼》、《经世挈要》等书,备受学界赞誉。尤其是《千百年眼》一书流传于日本,学界普遍认为是张燧晚年携带此书东渡日本。其实,仅是《千百年眼》传于日本,而张燧本人则未东渡日本。     

唐宋时期日本来华留学僧之比较

唐宋时期,为数众多的日本留学僧始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前往中国学习宗教理论和传统文化。在唐代,日本来华留学僧以官派为主,以"求法"为目的;到了宋代,日本来华留学僧则以"自费"为主,前期的主要目的是"巡礼",后期又转而以"求法"为主要目的了。日本留学僧返国时,不仅带走了许多中国物品,而且还把中国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带到日本,客观上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日本杨贵妃传说的流变及思想史考察

日本有相当多关于唐代杨贵妃东渡日本的传说。一些日人相信这些东渡日本的传说,而且还提供文献及遗迹作佐证。杨贵妃在日本是个千面佛,以日本神祇、观音、天仙、政治家、难民及女刺客等不同身份出现。日本的杨贵妃传说虽然流于荒诞,但背后有丰富的历史意义,有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如何在日本被本地化。在日本流传的诸多杨贵妃传说中,热田神宫版最具创意及影响力,在日本思想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都很有意义。将杨贵妃当作是日本天神的化身,以保护日本是集中古以来流行的本地垂迹说及护国思想。这种思想将中国传入的东西本地化,将中国的东西挪用,变成日本自己的东西。日本中世以至近世热田神宫的杨贵妃传说令中国人眼中的红颜祸水摇身一变成为护国神明。日人崇拜杨贵妃并非因为她是中国人或是基于中国崇拜的心理,而是因为她是日本神祇的化身,所以与民族认同不但没有冲突,反而强化民族主义。     

从西汉前中日文化交流看徐福东渡的可能性

徐福东渡日本的问题,由于近年来徐福村的发现,日渐受到中国史、中日关系史以及日本史研究者的注意。应当承认,关于徐福东渡的文字记载是极少的,除非发掘出新的文字史料,不然仅从现有的文字记载很难作出徐福确系东渡的结论。因此,需要我们从各个领域中入手,进行综合性的共同研究,或许可以找到确切的答案。本文拟从日本史的角度,利用近年来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探索徐福东渡的可能性。     

论《禅林僧宝传》撰述体例与南宋禅僧传的关系

北宋禅僧惠洪的《禅林僧宝传》开创了禅僧传新的撰述体例,主张兼载禅师机缘语句和生平行事,又特别强调禅师入道之由和临终之效,要求上述内容相互关联,具载始终,并于传后系之以赞。这一体例以佛教内外史学观念、宗教观念、隐喻修辞为依据,抱有宗教意图,与史传不尽相同。从文类、叙事来看,后出的《补禅林僧宝传》《僧宝正续传》因循《禅林僧宝传》的撰述体例,这种因循成为想象、传说、典故进入禅僧传以形成故事的重要原因,但其真实性、完整性难以完全征信。此外,《僧宝正续传》的撰者祖琇对《禅林僧宝传》的赞辞持批驳态度,反对一味书法褒贬,主张深探《春秋》之旨,以列圣大中之道定正邪得失,其赞辞自成一体。     

蜚声海外的明末教育家朱之瑜(上)

中国近古教育史上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就是曾流寓国外,发生颇大影响的朱之瑜(字鲁屿,号舜水,1600—1682)。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宣扬佛教;明末朱之瑜则侨居日本多年,传播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蜚声海外。本文作为他的评传,拟分为生平、“三不朽”的人生观、爱国主义与睦邻思想相结合的教育观点、对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剖析、致知力行期于经世致用、以及一定不易与因人而施,合共六个部分。     

蒙古学者提出蒙古先民早在一万年前即东渡日本

蒙古学者提出蒙古先民早在一万年前即东渡日本白秀英蒙古学者占布勒道尔吉撰文提出蒙古人祖先早在一万年之前即东渡日本。此文同占布勒道尔吉早先发表的《蒙古人首先开发了美洲大陆》一文是在蒙古、美国和俄国学者诸多研究材料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的，其新奇的见解吸引了...     

宋初九僧宗派考

九僧诗歌名闻宋初诗坛,但他们的宗派背景却一直模糊不清,吉广舆首次考证出三僧属于天台宗、四僧禅宗,还有二僧无法考知,实有开创之功。宋初九僧皆是天台宗诗僧。九僧的台宗背景之所以被忽略,主要是因为其诗名煊赫,台宗背景自然为人熟知,故致渐少为时人提及,随着译经院的渐趋没落和禅宗在京师影响渐增,再加上在僧史书写中被舍弃,最终导致背景模糊。九僧相同的义学背景和一致的宗派倾向,是促使他们结成一个诗僧群体的前提。这也提示我们注意,诗僧并不仅指禅僧,还应包括教门僧徒,特别是天台宗诗僧,在文学史上也占一席之地,关注其宗派背景,才能避免出现对诗坛真实状况失察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