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中心·人道是灵魂——从三个创作期看泰戈尔的现实主义倾向

谈到泰戈尔,人们往往把他同“神秘”和“浪漫”联系起来,西方长期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神秘的浪漫诗人;许多泰戈尔的崇拜者甚至“把他想象为一个永远在感觉世界以外寻求着与无限和永恒进行交流的纯粹的神秘和宗教诗人,”我国不少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持有这样的看法, 其实,这种看法只是一种误解,误解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泰戈尔片面的了解。泰戈尔的     

社会认知视域中的合作与自我中心

语用派和认知派对言语交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形成合作原则与自我中心的对立。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视角,通过考察两种观点共同关注的核心概念如意图、注意、共有背景等发现,所谓‘对立观’其实是辩证统一的,两派的差异在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合作与自我中心都是交际中的客观存在和构成因素。     

差异与变异：中国古典诗歌“疾病隐喻”的艺术象征

疾病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无法避免的难题，中国古代落后的科技发展和医疗水平也促使了诗人赋予疾病神魔化的意义。“病”最初是一种医学术语，但是在文学作品中，疾病被赋予了更为广阔的含义，疾病书写成为中国古代文人骚客抒发胸臆、寄寓情感的一种独特手法，反映了宗教文化、伦理道德文化和政治文化，有其独特的艺术象征特质。中国古代诗歌对于疾病主题的描写，隐喻着诗人对于自身和对于社会的不同精神态度，同时也蕴含了古人的生命观和艺术观，是中华优秀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的文学“探微

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的文学”观,其实是周作人和茅盾所代表的两种观念所共同建立起来的二维世界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大思潮即自由、激进、保守文学思潮都可以纳入这个体系之内来加以观照。     

清代诗歌的复杂性生成背景与可能性研究进路

清诗是在清代社会历史的土壤上生成的,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诗人情感世界的复杂,诗思书写的复杂。作为一种“复杂关系”中的个体,清代诗人们的创作由身世而及民生,由家国而及社会,由种教而及民族,内容极为丰富,且作品数量庞大。在中国古代诗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往代诗歌发展的每一个知识板块都由川流而成江河,造就出一个规模巨大的诗歌王国。这个诗歌王国至今尚存在很多未知因素,有很多需要探索、垦拓的领域。在现有条件下开展清诗研究,应重视清代诗人天下观、国家观、民族观的变化,于新的文化理念中展开古今通变的思考,并注意对应具体现象和问题,去采取有效方法,寻求可能进路。     

生命体验与比兴——刘勰“比兴”观新探

长期以来人们对刘勰的"比兴"观的基本内涵的理解颇多歧异,有人认为"比兴"是一种诗法,而有人认为"比兴"是一种诗体.两种观点各执一端,但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即都是站在诗人创作的外部来看"比兴",因而都有偏颇.本文认为,只有从诗人创作的内部即从诗人创作活动的生命体验的角度来看比兴,才能真正理解刘勰的"比兴"观.在<文心雕龙*比兴>篇里,刘勰正是从诗人创作的过程中来论述比兴的.这个过程的三个重要环节就是"触物圆览--讽兼比兴--拟容取心".也就是说首先要有独特的生命体验,然后才能讽兼比兴,最终达到拟容取心的艺术效果.     

论古代诗词中的黄昏意象

黄昏意象作为一种典型的情感符号,在时空意义上内蕴丰富深刻,是诗人们借景生情、依象兴意的媒介物,诗人们“以情观物”、“寓情于景”,在心境与物境的交融中,达到心灵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透过黄昏意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人们丰富、凝重的心灵世界。     

阮诗风格探源

中国历来的诗歌评论家,在评论某个诗人的时候,总喜欢探本溯源,去研究文学史上作家之间的渊源关系,从而指出某个诗人“其源出于某诗人”。锤嵘的《诗品》,是这种评论方法的首创者。《诗品》评论了一百多个诗人,就为不少诗人寻出了他们的渊源所自。对于阮籍,锺嵘的意见是:“其源出于《小雅》”。自从锺嵘对阮诗的渊源所自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以后,千百年来,不少诗歌评论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明朝胡应麟在《诗薮》中提出:“步兵虚无恬淡类《庄》、《列》。”清代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又提出另一种看法:“阮嗣宗《詠怀诗》,其源本诸《离骚》。”此后,有的评论家支持这一说,有的评论家又支持另一说。如刘熙载在《艺概》中以肯定的语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观

在郑燕虹＂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同情’诗歌翻译观＂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地讨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思想。郑文认为＂同情＂是雷氏诗歌翻译观的要旨,但没有指出是什么要素支撑着＂同情＂观,因此对＂同情＂的认识有欠深刻。从＂诗人即译者＂和＂罗马诗译论＂两篇文章的系统观点来看,雷氏的＂同情＂诗歌翻译观是建立在＂灵感＂和＂平等＂这两个要素上的。作者和译者都是靠灵感进行诗歌创作和翻译的,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主与仆的区别。非但如此,在雷氏看来,创作也是一种翻译,由此作者也成了译者,译出语也化为译入语。随着作者和译出语概念的消解,译者之间和译语之间实现了平等。雷氏的观点改变了传统译学的理论格局,具有创新意义。     

杜甫仁政思想管见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杜甫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杜甫是“人民的诗人”(傅庚生著《杜甫诗论》一九五八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第351页);另一种看法认为杜甫是地主阶级的诗人。前者认为杜甫热爱人民,“真心为着人民”(《杜甫诗论》18页引自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后者则认为杜甫的同情人民只不过是一种“廉价的同     

论毛泽东诗词崇高意象的精神内涵

毛泽东诗词呈现的阔大意象构成其审美特征之一———崇高美 ,而其中描写的山、雪、菊、梅、松等 ,就是这些崇高意象的典型。毛泽东诗词所歌颂的对外来压力顽强不屈、敢于挑战的斗争精神 ,以及俊逸、潇洒、挺拔的神采风度 ,是诗人内在高尚人格与完美精神境界的体现 ,是他崇仰、追求甚至自许的性格的化身。     

宋初晚唐体诗歌梅、鹤意象解读

晚唐体诗人以其诗歌创造高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梅、鹤意象。鹤意象突出鹤的闲适、从容、清瘦、孤傲,呈现闲适高逸的世外情怀;梅意象则突出梅的清香、幽峭、冷艳、疏瘦,表现出清峭的品性与格调。晚唐体诗人以僧人与隐士为主体,他们主动疏离社会权力中心,以僧、隐的生活方式表现对世俗价值的否定,他们自身价值的实现寄托于独立的自我人格的完善,梅、鹤等花木禽乌意象成为他们闲逸心性、生活情趣和人格意识的外化。     

论李清照的咏梅词

古往今来咏梅的诗词歌赋众多,李清照评“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故本文在对李清照咏梅词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试图从易安词对咏梅词这一文类写作空间的拓展角度进行分析,以此揭示词人对咏梅词做出的独特贡献,品味其梅花词的“不俗”之处。     

陆游咏梅词的现代传承与接受——以瞿秋白为中心兼与毛泽东的比较研究

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影响很大,步韵、唱和者络绎不绝,而最为著名的当属中国共产党两位领袖瞿秋白与毛泽东的同题咏。三首咏梅词,既灵犀相通,又各具神韵。陆游一生爱梅写梅,以梅为友,以梅消愁,以梅励志。瞿秋白托物言志,借梅抒情,真实表达了自己临刑前洞悉人生、视死如归的旷达情怀以及直面现实、憧憬未来的思想境界。毛泽东则以一代伟人与诗人的风范,写出了新时代的傲骨和操守。从陆游到瞿秋白再到毛泽东,体现着古典诗词意境与精神的现代传承与接受。而瞿秋白的咏梅词可谓在陆游词与毛泽东词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我国古代梅的地理分布及相关文化现象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大,梅的分布有着显著的南北差异。自古梅在秦岭、淮河以南自然分布广泛,江南地区和云南等地分布、种植尤为繁盛,海南也有分布信息。梅在陕西南部、黄淮之间及山东南部地区也属自然分布。梅在秦岭、黄河以北分布渐少,唐以前相对温暖时期与宋以后相对寒冷时期,梅的分布北界都在今山东滨州、河北邢台、山西临汾、陕西渭水沿岸、甘肃天水一线,并无明显变化。宋元以来北方地区梅的衰落主要是分布数量减少,而非分布范围缩小,主要应由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持续退化尤其是水资源减少所致。受上述分布格局的影响,传统梅文化在物质生活基础、文化创造主体、精神象征意义和历史发展过程上都打着鲜明的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烙印。宋元以来,随着梅文化地位的不断高涨和社会政治中心的北移,北方地区梅资源的稀少和缺乏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产生了不少相关话题和文化情结。元以来,北京地区出现“南梅北移”、盆梅栽植、堂花育梅等方式,创造了一些即时实地赏梅的条件,拓宽了梅花观赏文化的发展空间。     

元上都咏史诗的内容及其意义分析

咏史诗中诗人的历史观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思想与人文精神。元上都咏史诗的题涉及到李陵、苏武等,各民族咏史诗人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传统价值观认定并没有因为统治主体的更替而发生变化,中国古代文人基本传统价值观得以赓续,明显受到儒家传统的忠孝节义价值观的影响。这说明:元代的文化政策是开明、开放的,也是宽松的;也是元代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并能够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生动例证;其中由咏史引发的国家强大的自豪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在元代生动而具体的写照,说明中华民族的共同认知已逐渐形成。     

中日古典诗歌中的梅花意象比较

梅与霜雪之间的审美关系,是中国咏梅诗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描写视角和表现方式。在与雪的类比中,展示梅花不畏严寒,独标一格的精神风貌。而在日本古典和歌当中,“梅”是作为春天的季语而为广泛使用的。梅花代表的就是迎春。且“比德”与“审美”的双重标准,奠定了中日咏梅诗歌不同的发展道路。     

宋代百咏诗考论

百咏诗最早出现于唐代,宋代创作兴盛。宋代百咏诗有两个明确的主题,咏梅和咏地方风物。科举中的百篇举一科在宋代的延续为百篇成诗的体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地理学和梅文化的高涨则决定了百咏诗的主题。百咏诗在艺术上并不突出,利钝杂陈、良莠不齐,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宋人所作的注释上。今可考知的五十种宋人百咏（包括百题）诗中,有宋人注释的共计七种。其中,刘克庄《梅百咏》有两个宋人注本,今皆亡佚;其余六种为诗人自注,完整保存下来的有四种。它们扩大了宋诗宋注的名单,是宋诗宋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文献上亦有保存史料之功,于后人之考证颇为有益。     

黑暗诗学的嬗变,或化蝶的美丽——以翟永明和池凌云为中心,论新时期女性诗歌意识

就精神气质和写作意识而言,在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清澈的光明意识,并以此和同一时期的男性诗歌相区别。针对舒婷的光明意识,新一代女性诗人翟永明针锋相对地提出黑夜意识加以颠覆。新的一代女诗人在意识上和写作的技艺上都有别于前一阶段的诗人。在上一代女诗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她们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和广阔的意识从中外诗歌中合成养分,不断在写作实践中锤炼和提高自己的诗艺,把女性诗歌推进到了扎实而富有成果的新阶段。池凌云诗歌中的黑暗意识与1980一代女性诗歌中的黑暗意识有某种渊源,而又经诗人以新的自我意识、生命智慧和诗歌技艺加以改造,从而和存在构成了一种新的对应关系,也为女性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先秦诸子的黄帝观述论

先秦时期的黄帝崇拜肇始于祖灵崇拜,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为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并引发出先秦诸子的借黄帝立言。尽管诸子笔下的黄帝不尽相同,却有着本质上的认同。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黄帝成了“成命百物”和“垂衣而治”的圣王,又进一步被尊崇为华夏族的祖先,并由世间走上神坛。黄帝人性和神性的纠葛并不能得出“神话历史化”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