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构造与乡村建设: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希圣的乡村建设思想

陶希圣把"解剖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史的决算"作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构造的机理分析来探寻中国乡村农民、农业与农村空前危机的根源。基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诉求,陶希圣主张回归国民党一大精神,坚持孙中山民生主义导向的建设思路,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下谋划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唤起民众创造新社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同时代的社会思想家和乡村建设实践者不同,陶希圣致力于揭示中国土地、农民和农村问题背后的社会关系,从生产关系角度缕析农民和农业问题折射的都市与乡村、土地资本与生产资本、土地所有与使用、农民与商人资本之间的关系。     

现代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述略

伴随着中国近代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着急剧衰退的危机.与传统时代的乡村危机相比,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和时代特征,探讨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与乡村危机的内在关联,可为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鉴借.     

胥吏规制与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评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的新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理解我国现代乡村社会起源的新视角。面对着传统乡村社会的全面危机,魏源提出强化国家的政治控制、减轻乡村负担的方案,冯桂芬主张应在乡村地区实现以选举为中心的乡村自治,不过最终都未能遏止乡村社会危机的愈演愈烈。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土豪劣绅阶级,彻底解决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危机,建立起对乡村地区的全面政治控制机制的现代乡村社会。     

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农民利益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为广大农民谋取正当权益的历史.维护农民利益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广大农民则是实现自身利益的主体力量.党要始终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实现农民利益的保障机制,通过机制的有效运行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真正落到实处.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人们熟悉的歌曲.通过十多年的学习,笔者认为,恰当的说法应该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历史证明,在毛泽东没有处于中央领导地位以前,我们党曾经处于被国民党灭亡的危机之中;只有在毛泽东处于中央领导地位的时候,中国革命才能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砸碎一个旧社会、创建一个新中国.     

江苏青年学人

王建华,1971年生,安徽固镇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造研究"(09CDJ001).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画卷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社会改造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固然要将分散的农民动员和凝聚起来,使之汇入澎湃的革命洪流,但创立新制度、建设新国家,则在根本上仰赖一场对旧社会尤其是旧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性改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探索与启示

在当前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进程中,应大力挖掘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农村社会管理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贮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农村社会管理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解放区通过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构建,实现了政党、基层政权和乡村社会的有机互动和融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其中,关于农村党组织领导体制、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农民自治体制、群众参与体制、法制保障的探索,至今看来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的光芒,为新时期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和经验启迪.     

“政党在乡”:执政党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转向

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地方乡绅实现的。晚清以降,随着士绅的分化与消失,乡村政权式微,而国民党的政党下乡以失败告终。共产党通过组织建设、政治动员、革命与改造等方式实现了政党下乡的成功。但改革开放后,乡村政治出现了"内卷化"困境,许多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蜕变为"赢利型经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切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坚决而适度地矫正和去除行政化倾向,通过吸纳"乡土精英",动员和组织"新乡绅"力量,使党的意志真正被乡村社会和群众所接受,实现"政党下乡"到"政党在乡"的转变。     

早期国民党乡村渗透的制度逻辑:从权力结构均衡分析

早期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获得执政地位,且通过保甲制来控制乡村,但并不意味着其获得了对乡村的支配优势,基于此,国民党组织力图向乡村渗透.为避免"党政合一"造成乡村治理的官僚化,国民党在基层推行"党政分开"并倡导"党义治国",但在当时中央权威不足的背景下,"党国体制"的调整导致了国民党基层治理权力的空洞化和劣化,这意味着社会权力的精英化过程中断,分散的社会权力更无力制约政治权力载体的资源汲取,也就不能阻止破产的、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权力载体被反体制精英重新组织化为反体制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乡村社会改造

乡村社会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乡村社会的建设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立足乡村社会实际,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发展农业生产,改造小农经济,规范农民意识,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构建了新的乡村社会秩序,把分散的乡村社会纳入到国家设置的政治体系中,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统摄和整合。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改造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略论中国抗日战争和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差异

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有着三个方面的差异性:第一,从其性质来看,中国的抗战基本上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而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则具有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的双重性;第二,从其抗战力量的组合来看,中国实现了国共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南斯拉夫则基本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单独抗战;第三,从其抗战的规模和影响看,中国战场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而南斯拉夫战场仅是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次战场,只能从牵制德军的意义上肯定其作用。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青帮的争取与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都企图操纵利用青帮,积极反共,破坏抗战,同时,青帮依仗在民间的巨大社会势力也对中共发展壮大力量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针对青帮的本质特性,制定采取了积极、稳妥和灵活、科学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浅析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在抗日战争中由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一直保持着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的关系。两个战场相对独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共两党独立指挥所属武装力量,按照各自政党所确定的抗战路线、军事战略及作战原则实施作战。两个战场在保持相对独立关系的同时,还始终保持着相互配合的关系,这种相互配合,主要表现为战略配合,也有战役、战斗的配合。然而,各个层次的相互配合,有积极主动的配合,也有消极客观上的配合。     

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及其评析

党内合作,对于国共两党都不是无条件的。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党内合作是惟一的合作形式,前提就是共产党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这一形式,其原因不仅在于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更重要的是在三大前后从理论上也认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此前提下,中共提出国民党必须是各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中共在国民党中必须具有独立性作为党内合作的两个条件。然而,这两个条件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在苏俄、共产国际的作用下,两党的党内合作是在分歧并不明显的情况下确立的,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不稳定性、暂时性的特点。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党内合作形式不能简单否定。同时,考虑到中共实现其独立性的困难程度,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不应该绝对化。随着上述合作条件的相继变化,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评价也不能贯通整个国民革命时期,而只能限于两党合作伊始。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的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切实把社会各阶层青年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战时轨道,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展开了全面的青年动员工作。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成立青年动员工作领导机构,建设、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在国统区,发动了广大青年推动和支持国民政府坚决抗战,争取民主,促进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在日占区,秘密发展抗日青年组织,动员青年与日本法西斯和汪伪政权展开英勇机智地斗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潭秋在新疆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苏联接壤,时任新疆督办的盛世才在政治上奉行六大政策,与中央政府保持半独立的状态,使新疆成为抗日战争的后方和中共与苏联来往的重要通道。对中共而言新疆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新疆的工作又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陈潭秋到新疆主持中共的地方工作是临危受命,勉为其难。在新工作四年中,陈潭秋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政治经验丰富,最早向党中央发出了新疆工作的警报。然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苏联基于种种考虑,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及时撤出在新工作人员,导致陈潭秋等80余人在新疆事变中被杀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继皖南事变后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打击。由于盛世才深藏不露,及时识破其真面目并非易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抗战时期新疆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简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密切相关。面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空前民族危机,马克思主义因其所展现的美好社会价值理念而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以其所具有的革命性、现代性和与中国文化的相融性特点而取代传统文化,居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使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其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这一主流价值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中被不断地赋予中国特色的内容,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思想理论基础。     

试论中国共产党对苏区民众革命政治意识的培育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苏区民众的革命政治意识如革命热情等远远不能满足革命的需要。为加强苏区民众革命政治意识的培育,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开展了旨在提升群众革命政治文化水平的教育运动;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苏维埃民主选举运动。由此,坚定了民众的革命理想,增强了民众的阶级国家意识和对革命战争的认识,从而为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巩固苏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从政党“移植”到政党“再造”*——试析孙中山建党思想的发展理路及现代性意蕴

孙中山的建党活动经历着由兴中会到中国同盟会,由中国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再到国民党的曲折发展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孙中山尝试着进行对西方政党的移植与本土化政党的建构,以图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     

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

抗日战争时期 ,华北根据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根据地农村政权结构、社会组织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农民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政治参与对农民自身和中共的革命目标而言 ,均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