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能力发挥制约因素研究

农民的各种能力建立在个体素质的基础上,通过后天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形成和发展起来。农民能力的强弱实际上就是农民社会行动力的强弱。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自身能力的充分发挥受到精英人物缺乏、整体素质不高等因素的制约;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降低了农民能力的发挥;农村的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抑制农民自身能力的发挥;农民合作组织缺位,导致农民缺少提出诉求的机制,从而削弱了自我保护的能力。     

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本文从村民委员会直选的角度对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农民政治参与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农民自主意识和民主、平等观念逐渐增强而产生的政治要求。农民政治参与主要受制度、社会、农民自身素质三方面因素的制约。在现代化进程中应从参与渠道、社会环境、农民自身素质三方面入手来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     

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有参加基层民主选举、参加村民会议、信访、公众舆论等多种。调查表明,转型期农民的政治参与有了很大发展,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仍然很低。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因素是传统思想的束缚、农民自身素质的影响和经济不发达等。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的缺失与回归探析

农民话语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农民话语权的实现,对于维护农民权益、实现农村民主治理、和谐社会的建立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农民话语的缺失与体制、农村的经济状况及农民自身的素质有关。实现农民的话语权,必须构建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构建起农民话语权有效袁达的诉求机制,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     

农民主体性的觉识与农民的解放

农民主体性是指农民这一特定群体在实践活动中作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质的规定性,也是农民这一特定群体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觉识,对实践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农民主体性实现的程度是衡量农民解放程度的标尺。农民的主体性需要农民自身强烈的主体意识来彰显,而农村文化建设是增强农民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实现农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农民自我解放的关键环节。     

试论农民发展的理论、实践与对策——以农民组织的分析为维度

农民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涉及农民权益的维护和自身素质、能力的实现。从组织的维度来看,农民发展离不开农民组织,农民组织既是农民发展的载体,也是农民发展的途径和形式。一方面,农民组织促进了农民发展,另一方面,农民组织存在的问题又会制约农民发展。因此,促进农民发展,必须加强农民组织化建设,提高农民组织的制度化水平。     

建立我国农民利益表达组织的路径选择及其当代价值

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农民的政治主体意识，对政治的渴求与向往催生的政治参与意识也与日俱增．然而，处于原子化状态的农民由于其分散性所致．并未改变政治上的弱势地位，这与农民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形成极大的反差。不论是从农民自身的权益出发，还是从其他利益团体的组织情况或参照西方国家的农协着眼，建立农民利益表达组织既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因而，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扭转其在政治上的劣势已为时势所需。     

当代小说视域中的农民身份问题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身份的内涵在小说中的变化,充分展现了国家意志、现代化建设与农民之间的深层关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小说对农民的阶级属性、集体身份进行了革命化叙述,强调了农民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而忽视了农民自身的个体愿望;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在小说中的身份内涵发生了变化,国家的主体位置逐渐弱化,自身的价值诉求得到肯定与确认,但是农民身份的隐喻含义也得以细微展现;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加速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剧变,农民及其衍生出的农民工群体面临着严重的身份焦虑,这一点在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充分展现出来。对于农民而言,不管是进城还是返乡,亦或是留守乡村,“我是谁”的身份困惑都将缠绕着他们,并呈现出进一步模糊化的趋向。     

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倾斜性权利配置研究——以利益和利益机制为视角

在当前社会权利配置过程中,农民群体由于自身的弱势性以及其他外部社会原因导致其正当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然而,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农民的正当利益为对农民进行倾斜性权力配置提供了内在的法律基础,使其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现阶段农民增收坚持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农民利益诉求。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保护必须坚持“促生原则”,即通过组织促生、经济促生和主体促生来提高农民在利益博弈中的力量,实现农民的主体作用,使农民以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正当利益,从而真正实现农民权益的保护。     

农民问题：历史、现状与对策

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重视农民作用的思路,回顾农民在我国革命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针对我国农民的现状,提出调整城乡关系,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农民自身素质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有效对策.     

从比较到怨恨:对发达地区农村阶层关系的探讨——基于浙江G镇的调查

东部沿海农村市场经济发达,农民分化程度高。下层农民在与上层农民的对比中,发现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无法达到上层农民的价值标准,暴露了自身的无能与虚弱,生存性压力巨大,遂滋生对上层农民的怨恨情绪,具体表现为怨恨批评、怨恨解释和怨恨想象。下层农民往往通过过度剥削自身劳动力,退出村庄关系网络以及掩饰、伪装等策略,来降低怨恨情绪的负性影响。上层农民贿选上台主导村庄利益再分配权力,肆意瓜分和攫取村庄公共利益,将下层农民排除在再分配之外。下层农民最终意识到他们的不利处境乃源于上层农民的剥夺和排斥,由此完成怨恨的外向归因,个体怨恨转化为阶层怨恨,并使怨恨的报复冲动付诸行动。上层农民调动资源迫使多数报复行动归于失败,下层农民只能通过上访借助国家力量解决问题。     

县域经济发展对农民企业家的培育

县域经济的发展从政策保障、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等方面为农民企业家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县域经济发展有利于加速农村经济社会的分化,促进农村经济精英的产生,加速农民企业家职业化、社会化过程,促进农民企业家的文化认同,促进农民企业家自身能力的成长。     

农民进城创业的历史嬗变

中国农民的进城运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传统社会中,中国农民的流动以缓慢而刚性的特征存在。近代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后,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进城农民的数量进一步扩大,从事商业的农民并没有太多增长,但职业构成呈现多元的发展趋势。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的限制加之城市自身承载力低下,进城创业的农民数量少之又少。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进城创业的农民数量迅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农民自身主体发生变化,农民进城创业将面临复杂形势下的转型过程。     

现阶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新契机,但其自身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应从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完善支农资金投入比例、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积极探索实现形式等方面着手,建立健全新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农地产权的地方化实践逻辑——基于Q村土地确权风波的考察

农民对土地权属的认定及其理由与法定产权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虽然体现了农民的利益诉求,但其背后深层诱因更值得深思：农民对确权文本和相关法规进行了有利于自身的解释,实现了自身的产权建构。继而从更深层观之,农民的产权认知则成为是产权建构的社会文化基础。这是农民在土地利用中的约定俗成和历史延续中塑成的,并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一定冲突。不过,农民并未完全排斥国家法与确权文件,而是将其与地方性知识共同作为获取利益的工具。农村土地制度的实施与改革必须要充分考量农民的生活实践。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与农民主体地位的培育

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乡镇政府在“后税费时代”职能转变过程中的导航标。乡镇政府对“农民主体地位”认识不够,农民自身责任感、自觉性和主动性不强,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互动性不足等,使农民主体地位角色及作用无法得以彰显。提出乡镇政府要转变职能,加强农村民主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增强农民适应现代社会的综合能力;要明确自身定位,由“管理”乡村变为“服务”乡村,政府是主导,农民是主体;要加强农村教育培训,注重农村法制创新、建设与普及,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培育和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实现。     

国家将立法保护农民权益

国家将立法保护农民权益，《农民权益保护法》即将出炉，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将第一次有了一部专门的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新农村政治建设中的农民非制度化运作问题探析

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是新农村政治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目前由于农民利益保障机制的缺乏、农民与基层政府各自利益分化,以及村庄的封闭性和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顺畅,农民在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非制度化运作的方式,如何理性认识并解决这一问题,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湖北省实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持续增长的研究

湖北省目前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家庭经营收入,农民家庭经营状况决定着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分析湖北省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现状及其特点,提出了湖北省要以资源禀赋为基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努力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逐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民家庭经营提供好的环境和服务。     

我国农民职业化问题制约因素分析

在我国农业生产中,由于受政府政策方面的因素、农业发展需要方面的因素、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因素、农民自身方面的因素和农民职业教育滞后因素的制约,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民职业化发展的进程。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制定完善的农民职业化法律法规制度、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为加快发展农民职业化打通渠道、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等制度,为农民职业化创造和谐的生存环境、强化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制度,不断培育农民职业化的骨干队伍,应是大力发展农民职业化的有效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