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审意识与自审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情感内涵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的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上主要表现为他审意识和自审意识。在具体诗歌中主要体现为主控诉主题和寻找主题的不同;而使命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差异则是这种不同的深层原因。     

试论巴金的家园文化意识

在巴金百余年的生命历程中,家园文化意识始终是他进入现实生活和文学生活的精神源泉,也是他从事文化创造的生命支点。“家园”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指归,还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文化现象;“家园”所指不仅仅是“小家”———家庭,还是“大家”———国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国一体,这一文化观念经由置换再造而灌注于巴金生命外化的文本世界。本文以巴金对于“家”、“国”及其内在关系的认识历程为行文线索,探究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对于家园文化现象的深刻认识和思想变迁。“家园”文化意识的探讨和反思将有助于促进新世纪文化建设的积极重建。     

论鲁迅与曹禺作品中对生命意识的书写

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鲁迅与曹禺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佼佼者,两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鲁迅站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其生命意识主要是围绕着“国民劣根性”而展开。在对国民进行批判、剖析的过程中,鲁迅一面反思,一面也产生了浓厚的悲剧性和深切的孤独感,进而感到绝望,然而他毕竟还是不肯放弃绝望中的一点希望。随着时代的推移,鲁迅所批判的国民逐渐觉醒,开始对自己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与挣扎,在这种背景下,曹禺思考角度也相应发生变化,由鲁迅时期的“唤醒”、“批判”转为了“探索”,他把目光集中于“人”本身,探索着人对于精神自由的渴望,故而他的生命意识更多的集中于人们对自由的追寻与斗争。与其他作家直接在文章中发出悲叹与呼吁不同,鲁迅与曹禺作品中的流露出一种巨大的悲悯意识,并且这种悲悯意识是以一种潜藏的方式显露出来的。     

回到马克思:论马克思人道主义的存在论境域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他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基础上的。他认为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这种有生命的意识活动使人成为“类”的存在物 ,人成为“类”的存在物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因此 ,人的生命活动不是“为意识而存在的活动” ,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对象性的生活的活动。这种对象性的生活 ,就是在确实在外的、真实的对象身上表现和确证自己的生命。这种活动表明人是在自然界中 ,在对象世界中存在。因此 ,只有在人的对象性存在中 ,在人的“类”存在中 ,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 ,才能发现真正科学的人道主义。所以 ,我们只有在马克思的存在论哲学境域中才能真正理解他的独特的真正科学的人道主义     

莫言小说中的意识流与新时期小说的生命意识

意识流是最先来到当代文坛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潮流之一,它成功地参与了新时期小说的艺术实践。莫言是20世纪80年代文坛出现的一颗新星,他成功的原因之一便是他创造性地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表现艺术,其中特别重要的就包括意识流。莫言在他意识流笔法较为明显的作品里,将对人的意识挖掘与生命感觉连结在一起,从而发现了“人”的本真感受,发现了生命感觉之于生命的意义。而这一发现恰是新时期小说对“人”的真正的发现,是新时期小说认识“人”、表现“人”的真正开始。     

宗白华小诗的生命意识

宗白华的小诗贯注着一股强烈的生命情怀和宇宙意识,表现在与物同化的泛神论倾向,超越时空的宇宙意识,以静制动的生命精神。与之相应,他的诗经常出现“梦”、“镜”、“夜”等意象。其诗体制虽小,但写出了大境界。     

"他者"的成长——从《所罗门之歌》看托尼·莫里森的文化理想

非裔美国人被看作区别于美国主流文化的“他者”。莫里森认为美国黑人既是“他者”又是世界的人类。在《所罗门之歌》中,黑人主人公“奶人”的成长是小说的主题。通过对奶人成长过程的描述和他的性别意识、种族意识和生命意识的进步,莫里森表达了消除两性对立、获得种族身份认同、回归传统文化的文化理想。     

论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的审美超越

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充满了一种超越意识,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他探求“含蕴发展理念的传统精神”,关注的是超越时空的精神追求;他超越自然物象,追求一种自由意识,但在表达时又不十分自由。他的创作是其生命价值的实现,也是他超越文本的生命承诺。     

教师生命意识的审视与建构

为了促进学生的生命成长,教育必须矫正漠视生命的异化现象,回归立德树人的根本价值,发挥化育生命的育人功能。教育要实现化育生命的价值和育人功能,关键在于教师。教师生命意识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对生命的体验,是教师对教育事实的反映,是教师对生命的意向性活动,是教师对教育与生命关系的感知与体悟。增强生命意识有助于教师成长为具有自主性和较高生命境界的卓越教师,有助于教师在教育实践中觉知生命、关怀生命、促进学生生命的成长。教师生命意识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拓宽了对教师及其教育实践的认识,同时也确立了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实践起点。教师的生命意识结构包括“教师自我”“我思”和“我思对象”。教育是促进学生生命成长的活动,教师是专门从事教育的人员。克服教育的异化,回归教育原点,需要唤醒教师的生命意识。教育叙事是融入教师自身体验而唤醒生命意识的一种方法。教师的反思性写作是增强教师生命意识的有效途径,也是教师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存方式。教师的角色并不仅仅是传播知识的理性人,每一位教师都是活生生的人,在生活世界中会与他者打交道,其生命活动就是实施教育的过程,其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促进学生绽放生命的光彩以及寻找存在的意义。     

继殷与从周:威仪修养视域下的孔子身世与心路

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最深内核，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高追求的一体两面。落实于个人修养，这“一体两面”又可具身化为外表的“容仪”与内心的“爱人”，合而言之即春秋君子所普遍追求的“威仪”人格。可以说正是因为继承与提升了前代君子的“威仪观”，才成就了孔子的思想与人格。而拥有儒家乃至中华文明至高人格象征的孔子却明言自己并非生而为圣，他经历过贫穷、卑贱的童年，也有过迷狂于族群主义的青年，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权力孜孜以求的中年，这些都是他生命境界提升之路上不可逃避的局限与障碍，他都一一克服。在“五十而知天命”的蜕变之后，他同时兼具的“殷商遗民”与“鲁国子民”的两种身份最终达成和解；在此基础上，他以身作则，完美地使殷、周两种文明相互交融。不仅如此，他还在关乎人的本质层面，在紧紧把握“三代”文明最深脉动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不可与鸟兽群”“九夷可以为君子”的人类情怀与“天下”意识。总之，从“威仪”视域出发，不仅可以鲜活地还原孔子的生命历程，使我们重新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孔子，更能从其人类情怀与“天下”的意识中，隐约看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言情与世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人情小说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张爱玲的小说在精神上深受中国传统人情小说中的“世情”传统与“言情”传统的影响。她的小说与世情小说的契合之处在于共通的对于世态人情的兴趣,同时,由于对末世的绝望和对人性的悲观,它们都得出了世情虚无的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言情经历了“怀疑———肯定———彻底幻灭”三个阶段,在赋予“情”以正面意义时,它企图依靠言情以超越、抵抗世情的虚无,这与言情传统相当契合,但由于“情”的力量极为脆弱,言情最终被世情吞没,从而使得她的小说最终走向对“情”的彻底幻灭。     

略论唐代人神情恋故事范型的因袭与新变

中国古代小说中人神遇合故事是一种重要的情恋故事范型,唐人小说中有许多人神情恋故事,相较于唐前的人神情恋故事,唐人小说中的人神情恋故事,既有对唐前此类故事范型的承继,又有许多新变。唐代人神情恋故事的新变,是与其所承载和体现的社会群体的改变息息相关,有其时代的文化心态背景。     

文学的消费--美国大众文学巡视

美国高度发展的商品社会造就出生产-消费型的生态环境.文学作为其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成为精神生产-消费品.与严肃文学相比,通俗文学的成功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求.作为精神消费品的主要生产者,通俗小说作家悉心关注文学作品的消费市场,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心理企盼,创作出不同类型的作品浪漫传奇、侦探小说、恐怖小说,科幻小说,爱情小说等,以使有着不同兴趣及偏爱的读者有充裕的选择空间.大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又进一步刺激了文学的生产.此外,严肃文学的衰落与悬置终极真理的社会文化氛围也不无关系.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爱情故事解读

金庸是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时刻,不少论者从女性哥特式批评视角,认为金庸笔下的女性是男权话语与权利体系下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无法走出菲勒斯中心的巨大阴影,丧失了自己存在的主体意识,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本真性。实际上,金庸笔下众多或美丽或凄婉的爱情故事,展现了爱情的广泛、爱情的深层次和爱情的奇特,表现了金庸的爱情理想和积极进步的女性爱情观。     

重新释读"五四"时期情爱小说 --兼论张资平及其情爱小说的历史评价

"五四"运动之际,情爱小说占小说的90%之多,在"五四"这个深刻的背景下,对情爱小说的反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意义当有充分的估计.时至今日,我们对情欲与文明关系的复杂表现、对情爱与文明进程的思考,在文学上仍远远不够.在大量再版那个时期的情爱小说的今天,我们对张资平、张爱玲到当代一批小说家在这方面的"一脉相承",当有一个清醒的也是全新的描述,这不独在文学创作上有打通"现代"与"当代"的"史"上的意义,更有现实的价值.     

论《青琐高议》中帝王故事的世俗化倾向

北宋文言小说集《青琐高议》所收146篇作品中有16篇是帝王题材的故事。与前代同类作品相比,这些故事的叙事重心由政治劝诫转向了娱乐媚俗,创作方法由纠缠于正史跃进到恣意虚构,语言风格由含蓄蕴藉变为朴野直露。造成宋代帝王故事世俗化转变的原因是：五代以降帝王权威的严重下降、创作主体社会地位与接受主体审美旨趣的变迁、话本小说审美趣味对传奇小说的渗透。     

论林纾短篇小说的艺术创新及其缺陷

林纾短篇小说的艺术创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清末停滞凝固的小说艺术模式,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他是近代较早有意识地借鉴西方小说艺术的作家,大大拓宽了爱情小说的艺术领域.其独具特色的"技击小说"为后世的武侠小说提供了可贵的艺术经验.他的小说尽管存在着一些缺陷,但部分作品堪称文言小说的精品.     

蒲州爱情圣地萌发的凄美爱情(上)

晋南蒲州(古称蒲坂),是华夏文化的摇篮。由于山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处于中原王朝的边陲,是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与以游牧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以及内地的戎狄交往、杂居、通婚的主要区域,所以形成了胡汉相融的习俗与复合性文化,对外来文化和婚姻制度有较大的亲和力,易于形成兼容并包、吸收他人之长的开放意识。故此,男女青年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凄美爱情故事多发生在蒲州,使蒲州成为中华儿女的爱情圣地。     

论敦煌宗教话本《庐山远公话》和《叶净能诗》

敦煌文献中的《庐山远公话》和《叶净能诗》,是两篇宗教文学话本.它们都是佛教徒或道教徒利用民间说话艺术形式进行宗教宣传、神话宗教人物的宣传作品.《庐山远公话》叙东晋名僧惠远的故事,但除了惠远家住雁门、庐山出家的基本框架外,其他绝大部分情节、特别是其主干情节如白庄劫寺、远公为奴、远公与道安论议等都是作者虚构的.这种虚构在正统僧人看来是"诳",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却是非常必要的,是文学的自觉.《叶净能诗》则把初唐至盛唐百余年间的明崇俨、申天师、叶法善、罗公远等著名道士的奇闻轶事都"捏合"在道士叶净能的身上,集中表现他的奇术异能.该话本有些情节写得饶有风趣,宣传教化及娱心两相兼顾.     

从民俗事象看《梧桐雨》的俗化倾向

从民俗事象上观照《梧桐雨》,剧中所涉五个民俗事象可以充分说明其选材上的俗化倾向。其"洗儿会"、"七夕乞巧"情节贴近普通民众的民俗节日活动,而剧中"爱情盟誓"、"信物定情"、"通奸"等情节模式,则上承唐传奇、宋话本、俗讲,中类元代其它杂剧,下续明清戏曲、小说,是后来俗文学中的固定情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