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试赋不限韵与任用韵研究

"不限韵"和"任用韵"是唐代试赋韵类中的少数派,前者只是官方未作限韵要求,作者依旧可以用韵;后者则规定考生必须用韵,只是官方未拟定韵字。如果忽略官方的制度化规定,二者在用韵表现形态上具有一致性:韵部的选定和韵数的多少全由作者自己决定,表现出少有的用韵自主性和灵活性。其不足之处是,不仅应试者缺少了"注题目之解,示程式之意"的提示,而且官方也丧失了相对客观统一的评判标准。     

对我国诗坛依韵唱和用韵艺术的回顾

依韵唱和是用限韵赋诗或依韵和诗的方式,表达诗人与诗人之间酬、唱、赠、答的友好关系,以交流诗人感情或思想观点的文学艺术活动。我国《诗经》中即有反映男女邀歌对唱,以表达彼此爱慕之情的诗篇。20世纪以来,许多诗人打破古代限韵唱和诗的框架限制,重视和倡导限韵赋诗与依韵和诗的文化遗产,写出了许多新型时代旋律的唱和诗篇。举例介绍了唱和诗中步韵、依韵、次韵、用韵、和韵的含义及其特征。     

王梵志诗用韵研究

根据学者们研究,王梵志,唐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人.他是我国初唐时期来自民间的一位通俗诗人,也是我国最早的一位白话诗人.正因为他是一位通俗白话诗人,所以他的诗的用韵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口语的语音面貌,尤其是当时韵部的真实面貌,同时也能透露出当时声调状况的一些信息.王梵志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初唐时期,他的诗的用韵是研究初唐时期韵部(包括韵部音值)及声调的宝贵材料.关于王梵志诗的用韵,都兴宙先生曾作《王梵志诗用韵考》一文.都氏分王诗韵部为二十五个.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中分“隋至中唐”的韵部为五十个,比都氏考证的结果恰好多出一倍.本文的目的     

清代顺天乡试特点刍议

清代乡试是省一级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是科举考试全过程中竞争最为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级考试.由于清代顺天为京师畿地,地处全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其科举的特点是受政治的影响极大,表现为:顺天的乡试贡院也是全国的会试场所、乡试名额名列前茅、"冒籍"现象突出、乡试案频仍并且量刑过重,甚至科举改革也从顺天贡院开始.     

赋韵考论

赋是有韵之文.赋有不同体式:诗体赋、骚体赋、散体赋、骈赋、律赋.其用韵方式有同有异,律赋严格限韵,其他不限韵.赋韵源于诗歌,早期赋都用<诗经><楚辞>的韵系和韵式.汉代散体大赋和宋代文赋用韵最宽松自由,韵位疏密和韵部转换皆无定式,行文中有很多无韵的散句,加之古今音韵变化,有些韵脚今人已经不觉得是押韵,因此,除了专门研究古代音韵的学者,普通读者会觉得散体赋韵若有若无.骈赋和律赋用韵整饬,通常偶句押韵,不断换韵,可称为骈排转换韵式.这种韵式对赋的文体结构、内容之铺陈罗列、诵读的感觉都有重要意义.每个时代的赋韵,使用的是当时的音韵系统,在汉赋中,甚至有少数赋韵还带有作家的方言因素.     

盛唐律赋与进士科考试

律赋是唐赋中极为重要的种类之一,至盛唐始大盛。盛唐律赋的体式并未完全成熟,骈律夹杂的作品不少。盛唐律赋虽限韵但还比较宽泛,对于韵目、平仄、韵部内的字数多寡及次序等都没有严格的统一规定,也还未真正地讲求四声八病的使用和避忌。进士科于永隆二年始试杂文,并于神龙元年最终确立三场试,由帖经、试策改试杂文的原因在于帖经仅需背诵,策文的题目又过于集中,不能考察士人的真实水平。而进士科所试杂文由箴颂、铭表、诗赋等调整为专试诗赋,原因在于诗赋更能展示才华,且题目千变万化,检测更具可操作性。而进士科由吏部考功员外郎知贡举改为礼部侍郎知贡举,对进士科专试诗赋更有直接影响。律赋发展至盛唐,其体式、特征、审美风格都日趋定型,加之,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进士科逐步开始专试诗赋,对律赋的创作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盛唐是律赋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     

李益诗歌用韵考

李益是中唐时期一位著名的边塞诗人,其诗现存１７４首。通过分析其诗的用的情况,可以看出其诗各韵部合用独用与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中考证的隋—中唐的音系基本相符,也有一些韵例与晚唐—五代的音系相同。     

再论清代顺天乡试特色

清代直隶省成为全国科举大省,从其乡试看颇具特色:顺天乡试与全国的会试共用一贡院,甚至皇帝亲临视察;顺天乡试考生要远远超出了直隶举子的范围,如全国的国子监贡监生等;顺天府的考官资质也远远高于其它省。从顺天贡院、顺天考生、顺天考官三个因子即可管窥顺天乡试的特色。     

陶诗用韵考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处在东晋后期。他一生留下120多首诗,分析其用韵,既可以考证魏晋时期的韵部,同时也能说明陶诗用韵的特点。通过分析比较,不难发现,陶诗的用韵很有特色,主要是: 第一,陶诗的用韵,与两汉和南北朝的韵部相比,多同于两汉,同时向南北朝发     

唐代省试赋用韵考述--唐代省试赋研究之一

唐代省试赋虽以八韵为常格,但二韵、四韵、五韵、六韵、十韵、任用韵等,亦各有实例可稽;这使省试赋韵脚平仄比例表现出繁富的特征;唐代省试赋很少有明确规定押韵次序的,说明在押韵次序方面要求比较宽松;另外,唐代省试赋还存在漏押官韵和同年省试赋所限韵脚中有属于同一韵部的现象.这些基本表明,唐代省试赋用韵相当灵活.     

宋代科举解试、省试诗文献考论

宋代省试、解试多数时间考有诗,但这类诗在现存文献中保存却很少,《万宝诗山》成书及真伪情况复杂,其它拟作专辑多未流传,科场所作只零星散见于各类文献中,文人场外拟作则相对较多。宋代省试、解试诗作出题多以古人诗句为题,尤其是以杜甫诗句为题较多,命题相对较为随意。宋代省试、发解试诗及拟作对研究宋代科举考试内容、宋代诗歌及文学风尚有重大意义。     

试官们的生活与视界——《同文馆唱和诗》研究系列四

《同文馆唱和诗》,是试官们在长时间、狭窄封闭空间中特殊的工作生活与精神活动的重现与提升。试官们不仅用次韵唱和将单调重复的较艺衡文劳动诗意化,而且把唱和当作是与清谈、朗诵一样的娱乐消遣方式。每个诗人对锁院生活现状的喜忧态度不同,每个诗人的精神都会超越锁院而延伸到过去和未来,曹辅的从军经历以及邓忠臣的旧隐生活,引起诗人们的共同兴致,锁院因此而连接起塞外风云与湖湘山水;蔡肇的谈禅又勾画出别样的亦真亦幻的佛禅世界。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     

试析表示“科举及第”意义的典故词

科举考试兴盛于唐宋时期,开通了平民入仕的道路。读书人期待一举成名天下知,创造了一些雅致的表示科举及第的词汇。这些词汇有的出自《尚书》,有的来源于《庄子》和其他古代诗文。本文以时代为线索,对这些典故词进行了初步分析。了解这些词汇的来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文献,进一步探求科举文化的内涵。       

清代科场加试试帖诗之始末及原因探析

清乾隆二十二年,在诗歌退出科场数百年后,乾隆下令在乡、会试中增考五言八韵律诗,此年因之成为科举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以这一事件为切入点,研究清初诗赋在各类考试中的运用情况,联系乾隆及其祖父康熙的教育背景、个人素质,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看似偶然、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论北宋神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神宗在位期间全面革新朝政,包括科举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神宗即位初期,就令朝臣对现行科举制度之利弊和变革发表意见。在朝臣中形成意见极其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王安石、司马光等为代表,要求办学选才、废罢诗赋、一定程度恢复乡举里选,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派只有苏轼、刘攽寥寥数位,要求坚持科举考试选才,反对废罢诗赋和乡举里选。科举变革大致遵从了多数派的意见,熙宁三年殿试制策,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宋代士人的读书、写作风习。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选拔人才、取代进士试等,一直是神宗朝君臣努力的方向,朝廷最终为此出台三舍法。此外,省试经义,废罢诸科和制科,允许宗室参试,都是神宗朝在科举制度方面的举措。     

从贞元省试诗看中唐科举录取的公正性

唐省试诗中,德宗贞元年间留下的最多,有77首.这些诗,大都境界浑融,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从中可见贞元科举录取是知贡举者综合考察诗人的创作技巧、政治素质、人品性情等后的审慎决定.唐人“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的抱怨,唐笔记中所说的科举录取荒诞、偶然等与事实真相之间差距较大.至少在中唐,科举录取是“多公而审”的     

《明史》人物登科年代考误

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明史》对人物登科年代的记载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有个别错误。从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会试录及进士题名碑等原始文献来看,这些科年错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无该科,另一类是误为他科。     

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承启与转折

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