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的困境及其应对 ——兼论台湾地区职业灾害保险制度的启示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风险问题也日益突出.由于现行工伤保险制度无法覆盖这一群体,而商业保险赔偿低,平台企业不担责甚至违法"去劳动关系化"卸责,平台从业者陷入了职业伤害保障困境.各地开展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限于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的捆绑难以持续推进.台湾地区通过制定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强化对平台就业者劳动关系的监管;并通过将灵活就业人员统一纳入工伤保险,有效地解决了平台就业者的职业伤害保障难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台湾经验,通过立法为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松绑",将平台从业者纳入到工伤保险保障体系之中,从制度源头解决问题;同时,强化劳动关系确认标准,依法保障平台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解决劳动争议的市场化运行模式探讨

随着企业应对竞争的意识加强,企业运作机制和组织行为的调整将更为频繁,劳动争议数量迅速增加,主要表现在体制活力不够、调整规模受限、缺少民间行业性平台、专业法律咨询渠道少.通过宏观体制改革,建立劳动事务所,作为市场化运作的行业平台,承接发生在劳动关系基层的数量众多的咨询服务和争议调解工作是解决劳动争议的有效途径.     

股权众筹运作模式下的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由股权众筹“第一案”引发的思考

股权众筹作为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融资的新模式,代表了互联网时代金融发展的新方向。但是目前的运作模式却无法保障股权众筹主体的合法权益。投资者、众筹平台和项目发起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尚未在法律上进行清晰的界定,容易引发相关的民事纠纷。文章以股权众筹"第一案"为例,深入探讨目前股权众筹运作模式下的相关法律问题。     

我国互联网平台多元劳动关系研究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对平台的劳动关系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界定平台与平台劳动者的关系？如何保护平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台如何承担平台劳动者权益的保障责任？文章梳理了平台经济中实际存在的多种用工方式和多元劳动关系;系统分析了平台劳动者在社会保障权、组织保护权、职业健康权和公平报酬权等方面的缺失;讨论了如何保护平台劳动者的以上权益,以及平台对不同类型平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承担的相应责任。此外,文章以典型的平台公司为案例,证明了互联网平台广泛存在着的多种用工方式和多元劳动关系,且相当部分平台劳动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最后,文章提出了对我国互联网平台多元劳动关系的分类治理思路和对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修订建议。     

平台经济模式下签约主播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平台经济模式下,劳动者利用信息通讯设备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提供劳动给付。劳动控制策略带来了数字劳动“异化”的危险,劳动者的法益保障受到挑战。以网络主播这一新就业形态为例,签约型网络主播看似拥有更多的用工自主权,但实际上极易产生过劳问题。平台经济模式下,签约主播受到更高强度的劳动控制,劳动时间延长,劳动空间延伸。为了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环境变化,须分析签约主播的过劳困境成因和当前法益保护制度的不适配性,建立与网络直播工作相适应的工作时间管理体系,保障签约主播的劳动权益。     

家政工获得劳动保障权利的障碍及路径

"家政工完全适用劳动保障法"与"家政工完全不适用劳动保障法"两种观点均失之偏颇,在客观上形成家政工获得劳动保障权利的障碍.通过剖析其中的制度性歧视和观念性误区,揭示了制定家政工劳动保障标准作为劳动保障法的特别法,是家政工获得劳动保障权利的必由之路,也是缓解我国家政市场供需尖锐矛盾的治本之策.而转变思维定式是保证立法质量的前提,家政工不可或缺的特色条款值得关注.     

我国灰色地带就业的法律反思与规制

我国的建筑业农民工从业、互联网平台就业、超龄就业、家政从业、农村中的雇用等就业形态既不是标准劳动关系就业,也不同于标准的劳务关系就业,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模糊地带,属于灰色地带就业。因为缺乏针对性的法律调整,灰色地带就业在司法实践中常被非此即彼地硬性视为具有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性质,结果导致劳动者权利保障不足,用人单位用工风险增加。灰色地带就业问题是在我国二元社会的土地保障背景下,劳动立法对就业消极"二元区分"产生的结果。应改变劳动立法的这种二元调整模式,重新考虑就业各方的核心利益和承受力,合理分配风险承担,做到既不失守于劳动关系核心的从属性标准,又适度打破劳动权利、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之间的对应捆绑,并对社会保险作灵活统筹安排,以建立对具体的、个性化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核心利益的层次化覆盖。     

高职实行“双证制”的经济学分析与运作探讨

从劳动经济学角度探讨了高职实行"双证制"的动因及问题,认为"信号传递"是其外因,"预期收益"是内因和基础。而"双证制"运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起因于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由此提出"双证制"市场化运作的思路与措施。     

网约平台从业者的权益保障

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获得便利就业机会,其劳动权益保护问题值得关注,其中网络主播、外卖工作人员、网约车司机等平台工作人员劳动工时过长的问题引人思考。文章通过文献调查法、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等方法对平台从业者的权益保障进行论述,建议从明确平台从业者在线工作时间的法律性质、运用比例原则方法合理设置工作时间限度、工时责任纳入劳动工时基准立法等方面,将不具有劳动关系但又有劳动保护必要的平台从业者纳入劳动工时基准保护。     

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性贡献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领导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框定了新时期"党的领导、国家支持"的妇女运动运作模式。基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所创造的良好条件、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及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积极运作,我国妇女事业得以快速发展,表现为:更多的妇女投身到公共劳动之中实现了经济独立;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形成;妇女政治地位的提升具有了坚实的基础;女性教育大踏步前进;中国妇女运动走出封闭实现开放式发展等。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这些历史性贡献将永远彪炳于中国妇女运动史册。     

天津市：“4050”人员社区当“邮差”

今年内，深圳市的社区就业服务将有专人负责。作为全国试点城市之一，深圳市将在700个社区配备劳动保障协理员，协助搞好公共就业服务，同时基层劳动保障平台还将配备职业指导师和劳动力市场分析师。劳动保障协理员主要负责在基层协助搞好公共就业服务，负责失业登记、职业培训，退休登记，对失业人员基本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及时掌握和了解每个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情况，协助相关职能部门搞好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动态管理等。目前国家关于劳动保障协理员的职业资格标准已经出台，并选定深圳等省、     

数字拜物教下劳动异化的生成与扬弃

数字拜物教是资本簇拥下的全新拜物形式,它不仅是人们对数据的主观崇拜,更是一种数字资本逻辑下的隐形社会控制形态。数字拜物教实现了对人类生产生活的由内而外的剥削和奴化,且集中体现在数字劳动异化问题上。数字劳动异化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在数字时代的最新表现,其内在生成于资本逻辑的运作、数字平台的搭建以及数字社会的全方位监控。数字劳动异化不仅加剧了数字资本的压榨程度,还造成了数字社会的畸形发展。文章从数字技术价值取向、数字平台发展模式和主体劳动意识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实现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以期为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     

探究人力资源外包企业劳动保障责任承担机制

在已经形成一种竞争战略的不断扩大的企业人力资源外包这一大背景下，传统的劳动机制由于太过单一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寻求发展，必须对企业承担劳动保障责任的新机制进行探索。本文就此提出探讨，并对其运作机制进行分析。     

中国古代劳动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劳动正义思想:保障"制民之产",落实土地"均"、"正",践行"薄其税敛",重视按"劳"各得其分,尝试"与民分货",倡导"取于民有制".保障"制民之产"是抓住了保障劳动正义的根本;落实土地"均"、"正"是践行劳动正义的基础;践行"薄其税敛"是落实劳动正义的重要举措;重视按"劳"各得其分是实践劳动正义的中心环节;尝试"与民分货"是推进劳动正义的必要补充;倡导"取于民有制"是改善劳动正义的重要措施.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要确保劳动者对劳动资料的所有权、促进劳动者起点的公平、落实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正当占有权、尊重劳动者对公共产品的平等享受权、推进劳动者履行义务的程序正义.     

基因、身份、契约:平等劳动权的三重视野

由于劳动阶段的展开,平等劳动权将起点平等、过程平等、结果平等以及递进平等关联在一起。从劳动权的现实形态看,平等劳动权始终与"基因"身份"契约"三个核心词紧密相结合。基因和身份既关系着劳动主体的界定和劳动概念的诠释,也是平等劳动权实现和保障的重要标准。当平等劳动权蕴涵在以劳动契约为介质的劳动关系中,它的实现有赖于个别劳动关系与集体劳动关系的共同调整,也成为促进劳资关系均衡的题中之义。     

试论我国养老保险的准市场化运行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准市场化的运作,最终走出"国家养老"的怪圈,真正实现养老保险的社会化,体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的社会主义保障原则.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准市场化的运作,可以通过筹资渠道与保险形式的多样化、养老保险制度运作的社会化和养老保险金运营、管理的商业化来实现.     

北京市崇文区在社区设立劳动保障服务站

失业人员不用出远门就能找工作、办保险,这将是北京市崇文区所有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方式。目前,崇文区7个街道中已经有龙潭、前门、东花市、体育馆路街道的68个居委会建立了劳动保障服务站。到9月底,崇文区内的所有居委会都将建立这一劳动保障平台。     

"劳动三权":构筑现代劳动法律的基础

现代劳动法律发展的重要标志是重视对集体劳动关系的规范和调整。以团结权、集体谈判权 和争议权为基础的集体劳动权利体系,构成了现代劳动法律的基础。"劳动三权"的核心是集体谈判权,团结 权和争议权的目的均是为了集体谈判。团结权是集体谈判权的前提和基础,是进行集体谈判的"先行行为"。 争议权则是实现集体谈判权的辅助性权利,是保障集体谈判得以开展的压力手段。     

自雇型平台经济从业者的辨识及其权益保障研究

平台经济中存在大量不同于传统劳动者的自我雇佣型从业者,其现实保障需求能否得到回应,直接关系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目标的实现。受我国传统自雇法律规则相对缺失和平台就业自身特点的双重影响,自雇型平台经济从业者面临类别混同和真假难分的辨识困局,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保障和组织保护机制供给局限。这些困境与当前劳动交换维持二元划分框架和性质导向的保障机制安排密切相关。结合自雇辨识及权益保障机制的发展来看,自雇型平台经济从业者的权益保障应首先实现向“渐进排列”劳动交换判断框架和需求导向保障机制供给的思路转变,在扩展社会保险和强化工会组织保护机制的基础上进行类型化调整。     

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的构建

平台用工关系呈现出灵活自由等新特点,但本质上仍具备劳动从属性.对其进行法律界定,一方面应防止隐蔽性雇佣,对于已经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平台用工,认定成立标准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对于不具有连续性或稳定性的平台用工,应结合其用工特点和实践需求,分解并适用具体的劳动和社会权益保障.平台用工关系新特点难以与现行工伤保险制度兼容,应探索建立专门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首先,应强制平台企业缴费参保,并按单确定参保人员、缴费基数、缴费费率等;其次,应构建以工作原因为核心的职业伤害认定标准,适当简化申报程序性事项;再次,应以发生事故时所在平台的历史实际收入为标准确定用人单位支付的工伤待遇,同时通过分级定额等方法控制基金支出部分的待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