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社会伦理秩序建构之基点

作为社会伦理秩序建构之基础与出发点的基点,无疑是现世的、平民的和普适的,因而它应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伦理。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点乃是社会公德。只有多渠道、多层次地逐步进行公德建设,新时期伦理秩序大厦的建成才是可能的。     

古代中国与西方"家与国"关系结构的差异及对法律秩序内涵的影响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促使家国同构,国家形成的路径是:家庭—国家;古代西方国家(指古希腊和罗马)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家与国最终实现了分离,国家形成的路径是:家庭—私有制—国家。古代中国,国家规范采纳的是私权力特征的伦理秩序,法律秩序只是伦理秩序的变体;古代西方,国家规范采纳的是公权力特征的法律秩序。由于中国古代的法律秩序是伦理秩序的变体,所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农本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需要对中国古代法律秩序进行全面重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伦理秩序

和谐的社会伦理秩序是国家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对社会整体发展具有积极的文化效力。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体现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本质规定性,为社会伦理秩序的形成提供了精神基础和动力源泉,而和谐健全的社会伦理秩序又可以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其融入思想和行为的各个层面,从而推动整个国家以及人类社会的和谐进程。     

论和谐社会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的同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是一种新的制度体制的建构,而且是一种体现在这种制度体制中的新的伦理和法律秩序的建构.法律秩序和伦理秩序蕴含着共同的价值目标,生成于特定的客观经济利益基础,从不同视角并基于不同的作用机理对社会和谐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价值上的契合为根据,以运行过程中的互动与交汇为方式,通过主导与先导功能的释放实现二者的最佳配置,以确保社会的最优秩序和最高效率.     

校园伦理秩序研究

伦理秩序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实存于学校管理的结构形态中,其首要问题是基于人本的实现并获得人们自身的伦理生存意义,它在校园制度建设、目标达成、组织管理、人际交往等方面显现出特异价值。校园伦理秩序研究应围绕学校教书育人的特征,考察学校管理机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深化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辩证认识以及对当代社会精神的执着把握,建立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学校管理秩序。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教学伦理困境及其治理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借助于融媒体智能技术的迭代整合和创新,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大学教学场域,形成了新的教学模式和形态,具有自主决策和行为的人工智能开始被视为道德主体.传统大学教学在被深刻重构的同时、发生着巨大变革,也引发了人们关于教学伦理问题的思考.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大学教学场域,人工智能技术导致教学有限理性行为、传统教学优势消解、教学公平遭遇新挑战、隐私侵犯等一系列典型伦理问题开始凸显.为此,加强大学教学伦理治理应立足长远,致力于构建大学教学良性伦理秩序.在实践中坚持系统性治理理念,从价值秩序、制度秩序和心灵秩序三个维度进行构建,其中价值秩序是基础、制度秩序是支撑、心灵秩序是追求,有机形成大学教学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力量.     

伦理话语中的古希腊城邦--亚里士多德城邦理念的伦理解读

亚里士多德对公正德性的探讨却以理想的城邦共同体为背景,他设计的城邦是自然的伦理实体,而德性的生活是其形式或自然目的。城邦像一个有机体,但不是一个有机体。城邦优先于公民,公民对城邦负有义务。但公民作为伦理成员,有着广泛的伦理权利。因而,城邦的伦理秩序不是完全国家主义的齐一划秩序,而是以伦理实体为基础的自由平等的合作秩序。城邦公民是自由的个体,公民之间相互平等。     

伦理秩序、法治秩序与公民意识──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构建

公民意识尚未普遍确立,是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滑坡”和“法律纸面化”现象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事实上,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优越性,决定其能够为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提供最有力的根本性内在支撑,进而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不可缺少的坚实基础。因此,要克服“道德滑坡”和“法律纸面化”现象,推动精神文明上新台阶和法治国家早日建立,就必须大力培养公民意识并推进其意识形态化,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要求。     

市场经济伦理秩序的思想文化资源

哈耶克认为自生自发秩序衍生于无数个体追求自身利益而与他人和社会不断协调的过程中.这种秩序是人为力量不能改变、替代或重构的.这一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市场经济伦理秩序生成的新视角.     

良知与全球秩序的构建

人类在“现代性”催动下的互动日益频繁,相互依赖更加深入,松散没有统一秩序但又紧密不可分割的人类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人类共同体的伦理与法律秩序也在慢慢衍生。伦理秩序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是共同的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认知的协调与确认;从对康德和罗尔斯的批判考察看,法律秩序的基础也要回溯到文化观念的协调与认同上来。这样,一个普遍性的超越区域与个别宗教但又能起到沟通联结作用的基础性的道德概念急需建立,儒家的“良知”概念可以发挥这一方面的作用。     

孙奇逢与清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

明清鼎革之后,明朝遗民在清初的社会伦理秩序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明末清初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孙奇逢,贡献尤其突出。在清朝统治日渐巩固的情况下,他始终恪守民族气节,倡导经世致用,著述明道,化民成俗,通过大量著述来重建和维护儒学正统,并在日常生活中躬行实践,力图以儒家传统模式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秩序。孙奇逢以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高尚的品格德行,对清初社会伦理秩序的恢复和重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伦理秩序的合理性

合理性问题是伴随着理性至上主义的式微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置疑而在20世纪西方哲学、伦理学中日益凸显出来的,它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伦理关系合理性是在对社会物质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具体交往关系的根本性把握中获得的;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合理性基础上的,伦理秩序是"活的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本身也要受到合理性的反思,正是在反思的过程中获得了合理性的存在。     

共同富裕的政治伦理内核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内含着社会主义独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该政治伦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合理性和道德优越性,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秩序价值和发展价值的追求。正是因为遵循了该政治伦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     

论道德秩序

秩序与规律性可以等同起来,它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公共领域中有规则存在的特定状态,是其即时发生的均衡状态。将均衡分析引入到伦理学中来,对道德秩序进行分析,可以使道德秩序问题数量化。这对于道德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的伦理秩序是较为原始的人伦生活的有序化。近代工业化后,使社会伦理秩序以新的形式出现,衍生出市民社会中的等级制。在国家中存在的道德秩序是通过立法、政策调适而实现的。个人自由的社会公正等问题常与创造秩序的合法化相冲突。在一个好的国家中,公民皆愿在国家的指导下,过有理性的有秩序的生活。     

制度正义、伦理秩序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既指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平安,也指人们精神心灵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宁静.构建和谐社会既是社会对公平正义秩序的制度期待,也是人们对美好安宁生活理想的伦理期待,相对于道德而言,制度安排是绝对优先的.和谐秩序的真正确立,必须以社会中制度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合理公正处理为前提.但也只有建立良好的伦理秩序,提升人的幸福感和自由度,才能更有效地实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的制度之善与幸福宁静的人生之善共同构成了和谐社会的伦理之维.     

和谐社会的伦理秩序：外在与内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伦理道德问题。和谐社会是一个兼有外在社会政治理想和内在道德理想双重特性的社会,因此创造一个具有良好内在和外在伦理秩序和道德氛围的社会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重要任务。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儒学困境

二十世纪是在前现代作为整体的儒家文化经历解体的历史,但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的价值仍然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现有的研究模式都未能恰当地应用于二十世纪的儒学论争。二十世纪造成有关儒学的论争的最强有力的根据,始终围绕在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与伦理秩序和人生理想的问题。儒家伦理所以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每处于焦点话题的必然性,植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     

中国传统伦理特点与现代伦理建构

中国传统伦理作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其生存、发展的根基在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建构,它是以"家族本位主义"为基本价值原则,服务于封建社会稳定人际关系、维系宗法关系、巩固社会等级秩序需要的重要思想工具。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其鲜明特色。中国现时代伦理建构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从制度伦理、公德建设和强化道德赏罚机制入手。     

秦汉法律规范下的家庭秩序

由简牍材料来看，秦汉法律承认家庭的独立地位，维护家庭内部的孝亲伦理观念与尊卑等级秩序，其目的在于以家庭秩序的稳固来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安定。秦汉法律维护家庭的内部秩序，其原因在于法律既需吸收与接纳自先秦以来即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家族孝亲伦理和礼制观念，也要适应秦汉时期个体小家庭脱离宗族成为社会主体单位的历史变化和社会需求。但当秦汉家庭秩序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观念与国家法律义务出现冲突且不可两全时，家庭秩序让位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义务服从国家法律义务。     

儒家伦理与市场社会

儒家伦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主流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存在明显的不适应之处,同时,市场经济有它固有的经济运行逻辑和模式,有它自身的市场伦理和秩序,如何使儒家伦理转换成市场伦理,在中国的市场伦理中,如何继承儒家伦理传统和保持儒学特色,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