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传播学：历史与现代的传递

民族文化传播学扩展了现代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文化、技术发展的角度对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行为及活动规律、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进行现代建构。本文试图从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视角、类型描述以及民族文化传播的多重深层因素等方面详尽阐释民族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边缘学科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出版传播的人文内涵与意蕴释读

出版传播是人类利用出版媒介进行信息沟通和意义交流的传播形式。长期以来 ,报纸、电视、电影等大众传媒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重心 ,而对人类文化贡献甚巨的出版传媒 (特别是图书出版媒介 )则成了现代传播活动的边缘媒体 ,这里面固然有时代因素使然 ,但理论界对出版传播的冷漠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文认为 ,人类的出版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播活动 ,出版传播不仅具有深刻的人文内涵 ,而且还有着独特的意蕴释读方式 ,因此 ,理应纳入现代传播的研究视界。     

行为传播学：建构未来传播学统摄性范式——行为传播学的学科价值、研究面向与关键议题

媒介技术发展重构了社会生态与传播图景,新的媒介技术开启了升维性实践与学科重构进程——传播理论与新兴社会现象之间的断裂以及传播学“十字路口”的困境呼唤传播学理论的迭代。传播学重构需以个人为基点,对个人认知、体验和关系进行中观、微观考察。文章尝试以行为科学作为支点,阐释“行为”范畴在传播个体与媒介环境中发挥的统摄性作用,论证以“行为”范畴表征传播中的个人的合理性,由此“行为传播学”呼之欲出。在学科构建的基本路径中,根据知识生产模式在行为科学的视域下找到学科研究的基本面向,并进一步通过可供性理论工具阐释行为传播的关键议题,为重构传播学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译者媒介素养和文化救赎之途

媒介文化可影响甚至改变人们已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译者作为文化传播的"桥梁",承担着引进外来文化和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双重责任,因此,提高译者的媒介素养就显得格外重要。在传播学和翻译学理论基础上,从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信息等媒介素养的四个要素探讨了提高译者媒介素养的途径,并指出了提高译者媒介素养对正确传播外来文化和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意义。     

美国当代主要传播学理论概述

传播学是一门以人际信息交流行为为研究对象的新型的边缘社会学科。它于本世纪四十年代,首先在美国大陆兴起。而后,世界上许多国家也相继开展了研究。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到我国,是近几年的事,这是由社会开放,以及传播现象在现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显重要的情况下发生的。     

比较新闻传播学的若干基本问题再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新闻传播学研究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热潮。但是这种比较研究当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关键就是对比较新闻传播学的若干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误区。当我们研究不同民族的新闻传播现象和规律之间的异同时,必须深入到文化的层面才能看到这种异同的根源所在。惟有找到了根源之所在,才能通过交流,通过对话,把文化冲突引向沟通和理解,发扬合作关系,避免和尽量减少消极的后果,这也是比较新闻传播学可以施展的空间。     

传播学及其效果分析之历史走向

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将人类引入“信息时代”,以信息传播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传播学所揭示的原理也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因为这些原理不仅在信息传播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为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为了尽快缩小我们在这一学科与领先国家的差距,首先必须将当代传播学研究的情况在我国予以传播。本文将对当代传播学及其效果分析的历史走向给予分析,以帮助人们了解传播学的概貌并从中获得深入研究的启示。     

宗教文化心理学研究的释义学方法论取向

宗教的文化心理学基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对人类复杂的宗教现象进行研究,特别对引起、促进和构成人类的主观性和精神功能的文化机制进行探索。宗教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类所有的精神现象都可以在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加以理解和阐释。经验分析的科学研究范式,不可能完成对人类文化最复杂的宗教现象的终极意义和本体论价值的考量。作为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论取向,释义学能够找寻宗教行为背后的意义和动机,并试图发现这些意义和动机是如何构成一个人的宗教心理机制的。释义学为理解宗教行为背后的意义提供了有效的解读方式,成为考察人类复杂宗教现象的重要方法论取向。     

论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的理论构建

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传播学全面引入中国,"传播学本土化"就开始成为中国传播学者追求的目标,并作了长期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然而,目前文化传播学研究仍存在理论概括不够、缺乏科学理论体系等问题.文章旨在对文化传播学进行深入探索,提出文化传播的新概念以及传播"四要素说"这一全新理论体系,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上对文化传播学进行系统的阐述,其中"文化传播比较"、"跨文化传播研究"等内容是文中极具价值的部分.     

从媒介环境学视角对文学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媒介环境学兴起于上个世纪后半期的北美传播学界,这个学派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传播学的媒介转向,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媒介的形式特性构成社会传播环境,媒介技术所提供的传播倾向对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会进一步影响人类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的样态。将媒介环境学引入文学研究是对社会现实的呼应,在媒介化生存的当下社会中,文学自身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现象的理论,以期获得理性的思索,同时也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和理论生长的自然选择。     

“交流的无奈”——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传播困境与突围

当下中国文学面临着对外传播的困境,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比例相差悬殊。运用传播学视角阐释文学的传播意义,揭示了文学的意义是因传播而得以生成,因此传播学的某些规律不仅适用于众多现代电子媒介,同样适用于传统的纸质媒介——文学。对文学传播全过程的分析,可以揭示出中国文学在传者、信息和交流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十分无奈的交流景象。中国文学要在创作、翻译以及畅通传播渠道等方面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开疆拓土。     

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文化模因探析

模因论作为解释文化发展和进化的新理论,对于解释和促进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从模因论的角度分析了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文化模因现象,并且阐述它在中西方跨文化交流中的传播方式和变异过程.通过对模因现象的拓展分析,结合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一般模式,尝试从模因论的角度,探讨促进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方法和路径.     

原典时代的消失:讲史现象的传播学分析

通过对历史研究与大众史学的研究,从传统流行讲史的特征及其电视传播的通俗性,分析论证了讲史现象的传播学问题,认为流行讲史的本质是对文化的翻新.同时提出了流行讲史所带来的相关问题,认为传播学的讲史现象应该充分寻找文化根源,回到原点(典),然后再前进,再发出耀眼的光辉.     

艺术文化传播初探

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相伴生的传播活动已渗入社会的每一角落和人类的每项活动中,成为粘聚社会的一股无形力量。与此同时,我们对于艺术文化应用理论的研究也进入了多学科、多视角、多方位的立体研究时期。本文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建立艺术文化的传播模式,并着重对艺术文化传播中的重要角色——传播媒介及传播者进行角色特性分析,以此为尚未成形的艺术文化传播理论的研究做一点尝试,也为实现对艺术文化的有效管理提供一点科学依据。     

敦煌文献的传播学价值

敦煌文献本身非常有效地在时间上、空间上用符号和载体积累、交流并传播着文化信息,是一种极有价值的信息源,因而它在传播学方面的价值也不容忽视,其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促进了跨文化的交流,为新闻传播史提供了实证,展现了多样化的文化信息传播符号,成为记录古代敦煌文化的传播媒介。     

效果研究的新范式:认知传播学——“后媒介”视阈下的学科构建

认知传播研究可以追溯到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感知模式的提出,在当下媒介技术高速更迭所带来的社会化转型趋势中,找到了更加契合的社会生态发展空间,在认知科学与传播学的范式融合中完成跨学科的体系重构。认知传播既可作为研究对象,从传播行为的空间视角出发关照主体认知的内在结构和规律,探寻以认知为本质的传播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又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将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主体认知的本质规律用于解释传播现象及衡量传播效果。     

传播学视阈下的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回顾与思考

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对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进行了梳理,在回顾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运用音乐传播学理论,对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过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化的探索与思考.     

中国猿──人进化阶段的传播

中国猿──人进化阶段的传播阮志孝中国人类传播的开端传播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事实上并非仅存于人类社会，从处理信息这一传播学的实质来考察，传播学的奠基者们都承认，传播现象在原始卑细胞生物中就已经发生了。传播不仅是人类也是整个动物界用以维持生存与发展的...     

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转型

“新生代”的崛起与分化作为新世纪以来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如今已逐渐被主流文学史接纳,但这一现象本身所蕴合的意义却包含了现象学、文本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重意义,通过对“新生代”现象的解读则从一个侧面提供了透视当代文学所遭遇的新的历史语境转型的视野,进而探幽文学审美观念的新变,以及当代文化在对文学解构、传播、建构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最终重新定位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价值归属。     

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的交叉研究及其价值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哈里斯、麦克卢汉、施拉姆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开始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与传播学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以求找到一条深入揭示传播的本质意义的新途径。虽然这种跨学科理论沟通尚存在诸多缺憾,但这种尝试毕竟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当今的传播学者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创新思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