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谚》词语的结构、注音与释义

《越谚》是晚清绍兴学者范寅编辑的方言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析为语言、名物和音义三卷,辑录了越地方言的词语、谚语、俚语、歌谣等,是我们了解当时越方言、越文化弥足珍贵的语料。该文从词汇的角度探讨《越谚》的词语结构、注音与释义。     

从左思《三都赋》刘逵注看北宋监本对唐抄本《文选》旧注的整理

北宋监本《文选》是宋刻李善注《文选》的第一个定本,该本形成之时对唐抄本《文选》的李善注、旧注都进行了整理.北宋监本整理《文选》旧注有新增、纠谬、补充三种主要方式,但在整理中也产生了讹误、衍文、失注、脱文、粗疏等项失误,北宋监本整理唐抄本《文选》旧注失误的主要原因一是未能广泛搜集李善注诸本,二是校勘草率,因此,对北宋监本《文选》的评价不宜过高.     

赵次公注与杜诗经典性——以“阐释后人学杜”现象为中心

宋代杜诗赵次公注中出现了阐释后人学习杜诗的体例:所引文献是杜甫以后诗人的具体诗句;有"用杜""使杜""得……之法"等明确表示文本关系的指示语;强调杜诗后代接受,展现了杜诗经典性确立过程以及诗歌创作内在延续性。其重视文本应用的阐释观念诞生于北宋思想文化转型下诗歌创作理论和阅读观念的新变中,由诗话、笔记等批评系统进入诗歌注释体系,在体例、观念、功能上突破了李善《文选》注为代表的传统诗注,开拓出全新的注释范式,影响了《杜诗详注》《杜诗镜铨》以及钱钟书《宋诗选注》等注本。     

再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视域下的《诗》本生成

"诗"在先秦历经"寺人之言""持人性情""抒情言志"等内涵变迁,司马迁所言"古者诗三千余篇"与孔子所言"诗三百"在内涵与外延上有一定差异。在《诗》的历时性流传与结集过程中,分离于乐官系统之外的国子教育已将其经典化为不同于歌、谣、谚且具有儆诫内涵的"德义之府"。周王官及大师对贵族诗作及采献之诗加以修正,包括韵律审定、语言雅化、内容改造等,形成了统一文本及各诸侯国之间赋诗应答的文化基础。孔子之前,不仅学在官府,典籍亦为史官专有,孔子不具"删诗"之客观条件,孔子对周文化极为推崇,也不具对《周颂》十去其九的主观意图。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非孔子"删诗"之证,孔子仅校勘整理了通行《诗》本并据此授徒讲学,因此孔子"选诗"这一表达更为恰当。"孔子删诗"说的形成缘于汉儒对孔子文化地位的认同心理与自身传承经典文化的使命感。     

《老子》首章释读的再思考

帛本《老子》"道可道"章虽是目前可见的本章最早文本,但以帛本为"道可道"章断句方式的唯一依据仍过于武断,也并不能排除帛本来自某一《老子》传本的可能。帛本、河上公《注》、王弼《注》关于"道可道"章的断句方式的确有着难以克服的阐释疑难,《老子》"道可道"章在"名""欲"前断句仍有很大的合理性。通行本《老子》首章的核心问题是"道"与名言的关系问题。通过对"无"和"有"这两个名相的互斥和双显,首章实现了对"道"之存在样态的描述,从而使处于名言世界中的人对"无名"之"道"的领悟成为可能。     

老乞大朴通事谚解朝鲜文注音

《朴通事》和《老乞大》是从高丽时期流行在朝鲜的汉语会话读本,是过去朝鲜人学习汉语的必读书。十六世纪初,朝鲜著名汉学家崔世珍把这两本书译成谚文(即朝鲜文)。十七世纪后期,朝鲜学者们重加补正名曰《朴通事谚解》、《老乞大谚解》。现在,学术界把十六世纪译本叫做《初刊朴通事谚解》、《初刊老乞大谚解》,把十七世纪译本叫做《重刊朴通事谚解》、《重刊老乞大谚解》。(以下两本合称《初刊谚解》、《重刊谚解》)。本文拟《初刊朴通事谚解》上册一至四张和《初刊老乞大谚解》上册六十七至七十一张     

《越谚》声母古音考

《越谚·音义篇序》曰:“盖以人声之发根于天地之元音,土著不同,言语自异。帮滂莫辨,晓厘不分,风土使然也。吾越南山北海,东西界江,边塘中潴,(钅监)湖沃野,言既音殊,义由音出。有土音之操,深合乎字母者;有事义之取,散见字书者。不辨厥音,莫知越谚之异;不载厥义,莫达越谚之门。”《越谚》作者范寅的这番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由于地域的不同,各地的语音是有差异的。越地的语言不同于他地,主要是语音有别于别处。越语虽为方言俚语,但其音亦有“深合乎字母“者”,其义则有“散见字书者”,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故要真正了解《越谚》作为越方言中特别有特点的民间谚语的字     

读元好问诗文札记

元好问诗,旧有施国祁注,错谬较多;元好问文向无注本。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为当前遗山诗文最佳整理本。二书存在误注、漏注等瑕疵,指出其错漏之处,以期修订时更加完善。     

《说文解字注·豕部》校勘述略

清代专门从事《说文解字》研究的学者众多,其中段玉裁名声最大,成就亦最显赫。段氏积数十载精力对《说文解字》作了全面细密的校勘整理,成《说文解字注》三十卷,为清代《说文解字》注本中最重要的一部。段注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是存在问题的。本文通过校勘段注《豕部》,以窥其概。     

《太平经》疑难语词例释

<太平经>是中国道教的第一部经籍,因文本艰深晦涩,现有注本及相关论著在一些特殊语词的理解上仍有不明之处,这对于道教研究和语言研究都是不利的.文章择取"乐欲""欲乐"忽忘""摇手""簿""前后会""小差""空穿""十百"等语词,利用传统训诂学手段加以解释,对现有注本在句读及释义方面存在的问题予以分析辨正,可正前人之误读,亦可补大型语文辞书之阙.     

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凌廷堪为清代经学大家,其以经学家身份研治词乐,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密切.凌氏以考证经史之态度研究词乐,著有《燕乐考原》.然而凌氏研治词乐的目的却不在于词乐本身,他试图通过打通隋唐燕乐一关,上溯先秦雅乐,求乐明礼,以传统礼乐来救治日益衰败的世道人心,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乾嘉汉学转向的理路是一致的.     

越文化与绍兴学--越文化研究的再思考

作为区域文化的越文化研究,存在着越族、越国和越地文化的三种研究指向,三者各有特点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表现为无穷的魅力,也存在先天的不足。由此提出建立以“绍兴学”命名的区域文化研究体系,使得璀灿的绍兴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轨迹能够更为完整和系统地再现,提出“绍兴学”研究的价值也就在于此。     

清华简《说命中》的内容与命名

清华简《说命中》＂说逨自傅岩＂之＂傅岩＂与《说命上》之＂北海之州＂,并非同一地点。《说命中》与《说命上》部分文句都是写傅说初见武丁,两人印证上帝赐梦之事,而非两次验梦、两次诘难。所以,清华简《说命中》不是《说命上》的续篇,而是武丁初见傅说一事更为详尽的记载,两篇之间是相关关系,而非前后承接关系,将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称之为＂上＂、＂中＂、＂下＂是不妥的。     

《礼记·月令》所记时候与汉易卦气之气候

《月令》所记时候尚未形成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的体系,故以卦配候之学的形成当于《月令》之后,先秦子夏时已有以卦配候之学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严复视界中的《周易》

严复具有自觉的哲学意识,他所认定的中国哲学的经典是《周易》、《老子》、《庄子》。严复十分重视《周易》,尽管没有像对待《老子》、《庄子》那样进行点评,他对《周易》的诠释围绕着哲学思想展开,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前人以宗教言《周易》的局面;严复对《周易》的解读是其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富有开创性。     

《陌上桑》的乐府性质与文学价值

《陌上桑》在乐府诗中属于艳歌，前有艳，后有趋，充分体现了乐府诗的音乐特征。女主人公罗敷把与“四十专城居”的夫婿年龄相仿的老太守作为戏弄教育对象，与当时社会宣扬贞烈之风的需要密切相关，也是汉乐府表现现实的基本要求，显示出汉乐府的讽谏与娱乐的双重功能。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成于乐"是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

在儒家思想里,"乐"指快乐,也指音乐、以音乐为代表的宽泛的艺术."乐"对培养人格理想和实现政治理想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乐"代表了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     

《越绝书》材料来源考略

《越绝书》是记载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分析《越绝书》各篇内容,并结合《史记》、《左传》、《国语》等文献资料,可以考索出《越绝书》的材料来源,并进一步了解《越绝书》成书过程中对各种材料的利用情况。     

论《文选》咏史诗类-颜延之《五君咏》

萧统《昭明文选》一书中收录之诗赋文章,篇目极为丰富,如诗类下共分二十四类,其中收录颜延之诗作共计七类二十首(咏史诗六首,《五君咏》计为五首),可见萧统对延之作品之肯定与重视。颜延之,字延年,生于东晋孝武太元九年(西元384年),卒于刘宋武帝孝建三年(西元456年),据《宋书》延之本传载,延之文采奇美,与陈郡谢灵运齐名,然而历来对延之诗文之评价,多言沉晦难懂或错彩镂金,唯《五君咏》高步元嘉,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五君咏》分别歌咏了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虽为“咏史”,实兼具“史传”、“史论”、和“咏怀”,本论文拟针对《五君咏》叙述延之创作之动机,并逐一分析其内容,总述其评价与影响,进而突显延之诗歌之文学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