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学与十六国北朝的民族融合的关系

自孔子创立儒学之始,时至今日,儒学始终发挥着它的政治功用。在民族关系领域,儒学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十六国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较多地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征服特性。儒学在促成民族融合的同时,也不断完善发展了自身。     

十六国北朝碑刻的破体现象及其成因

十六国北朝碑刻的破体现象十分突出,具体表现在融合多种书体特征的"破体书"和大量俗体字上。本文由分析"破体"概念的内涵入手,试从书法和文字两个方面分析十六国北朝碑刻的破体现象及其成因。     

试论十六国北朝的官私藏书

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国北方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政权迭更，战乱不已。与南方相较，十六国北朝文化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其实，此期的北方在藏书文化方面，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为传承中华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再论十六国北朝时期人口的有关问题──与王育民同志商榷

有关十六国北朝人口问题，王育民同志先后发表了《十六国北朝人口考索》、《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对自己的四个观点作了较为充分的阐述。即一，十六国时期的人口数量是前降后升；二，北朝我国北方户口已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水平；三，东西魏户口发展趋于停滞；四，北周的户口数字是前人误植，不是实际数字。袁祖亮同志在《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中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一，十六国时期人口发展是马鞍形，两头低中间高；二，北朝时期我国北方人口数量并未恢复到东汉的水平；三，东、西魏的户口数量仍有增长；四，北周的户口悬案是在于户平均人口不高。袁的这篇文章，是前一篇文章的姊妹篇，对王的观点再度提出质疑，并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的阐述。     

自称与认同: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中国”观

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多个政权,由借用汉朝后裔之名立国到自称"中国",逐步对汉族的正统论提出挑战。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自称"中国",从以占据中原为准,到以文化上的代表自居,不仅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一词超越狭隘的华夷之辨、族类之别,成为中华民族自我历史文化认同的象征。     

十六国北朝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演变

发端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由于其对巩固统治的作用而被十六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沿袭,并在北魏时期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中央和地方两个中正系统分张运作的新变化。其后的北朝各政权虽然在中正选任、执掌和作为方面出现了新的特点,但大体上仍沿袭北魏之制。九品中正制与流内流外制度、门阀制度等相互作用和影响,在北朝的选举制度中占主导地位。     

民族交融视域下的西晋十六国北朝侍从乐舞俑——以都城地区所出器物为中心

侍从乐舞俑与时人日常生活存在较密切关联,并承载着丰富的民间层面的文化信息。通过梳理西晋至北朝各政治中心区所出侍从乐舞俑在造型风格与种类组合上的演变,可以看出：非汉民族装束的流行在北魏平城时代到达顶峰,之后逐渐回归汉服居于主导的局面;伎乐俑的角色构成存在由十六国重乐向北朝重舞的转变,反映出不同民族在音乐文化方面的喜好差异;劳作俑在北朝时期趋于流行,映射出中国北方此时逐渐恢复定居农耕生产生活的社会状态。这也正是此时期中国北方多民族共存且紧密交流,并逐步实现民族交融的生动体现。     

十六国时期的政治感生神话与民族融合

十六国时期存在大量的政治感生神话,它们大多并非少数民族自身历史文化的产物,而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民族融合背景下将不同时期的汉文化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宗教思想等文化因素重新综合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领域中,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存在着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方法缺乏多样性,以及有学术突破的成果不多的客观现实.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新成就的取得,有待于学界的充分重视,有待于更多的资料被发掘和利用,有待于研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领域中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存在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方法缺乏多样性以及有学术突破的成果不多的客观现实.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新成就的取得,有待于学界的充分重视,有待于更多的资料被发掘和利用,有待于研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创新.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发展研究

十六国北朝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分别建立了众多的政权,具有中国历史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在各民族政权中延续并且实践着,"华夷共祖"的民族共同体思想也在各民族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实践;各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力量。各民族政权的儒家文化认同还是游牧民族进入农耕民族分布区之后的一种文化选择,是游牧民族文化思维向农耕民族文化思维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同样也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精神力量。     

十六国时期南凉、大夏阳武之役述论

东晋义熙三年(407)十一月,南凉、大夏之间发生的阳武之役,是十六国后期影响西北政治格局变动的一次重要战役。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后,基于对付后秦的政治考虑,选择与南凉联姻结盟。但南凉统治者对大夏抱有轻视心理,为防止对方觊觎南凉疆土,拒绝赫连勃勃的联姻要求。赫连勃勃凭借对高平与金城、武威之间交通路线熟悉,并充分考虑南凉、后秦交界区域军事防御的漏洞,引兵入南凉境内掠夺大量人畜。在撤退过程中,赫连勃勃选择在阳武下峡设伏兵,成功阻击了南凉的追兵。阳武之役,成为南凉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大夏崛起的关键之战,同时间接诱发了后秦与南凉之间的姑臧之战。这一系列战争,导致河西、陇右、关中政局的变动,从而影响了十六国后期北方历史发展的走向。     

政治神话与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汉赵政权

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汉赵政权是一个非理性主义思潮颇为盛行的政治统治集团。崇信鬼神、相信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各种政治活动中，其中尤以渲染、强调“休征”和“咎征”两方面最具特色。汉赵统治集团的这种信仰倾向是匈奴文化与中原传统汉文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这一事实也为十六国时期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传统说法增添了新的证据。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高僧关系探讨

十六国时期就国家政权与佛教高僧关系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后赵政权与佛图澄、前秦政权与释道安、后秦政权与鸠摩罗什及北凉政权与昙无谶。通过考察这四组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高僧的关系,可知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统治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高僧的结合经历了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利用,佛教的传播也是由粗放传播到理性发展。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高僧关系探讨

十六国时期就国家政权与佛教高僧关系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后赵政权与佛图澄、前秦政权与释道安、后秦政权与鸠摩罗什及北凉政权与昙无谶。通过考察这四组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高僧的关系,可知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统治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高僧的结合经历了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利用,佛教的传播也是由粗放传播到理性发展。     

从年号看十六国政权之文化与政治取向

十六国时期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该时期战争频仍,政权林立。且政权大多数为胡族所建立。作为第一次入主中原并在此建立政权的胡族统治者,为了同南方的汉族政权———东晋争正朔,极力寻求其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化。从各统治者在年号择定上亦可看出这一文化与政治取向。     

政治视域下的困厄文人透视——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时期,在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文人们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面对政局的纷乱,文人们就有了不同的选择,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人生。从困厄文人与政治的关系维度考察,可以把他们分为政治型困厄文人、隐逸型困厄文人和矛盾型困厄文人。     

论平路小说中的性别与政治——以《东方之东》为中心

平路从首部小说《玉米田之死》创作以来,其浓烈的台湾情结与政治关切贯彻始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涉及性别书写,在《行道天涯》《百龄笺》《何日君再来》《婆娑之岛》等小说中不断实现从私领域到公领域的跨越。《东方之东》中细腻挖掘女性空间、呈现女性不断书写的意义及描摹复杂的两性关系,通过故事、信件、简报、小说等不同形式的叙事话语,众声喧哗,在古与今的虚实交错中呈现性别关系、父子关系、台海关系等诸多复杂的纠葛,平路始终如一的台湾关怀跃然纸上。     

继承与创新——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述论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形成了以萧公权和吕振羽为代表的两个研究范式。刘泽华在三十多年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以扎实的著作恢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开创了新局面,形成了新范式。他在政治思想史研究突破了以往僵化、教条的阶级分析法,但又并未完全放弃阶级分析,他认为阶级分析依然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刘泽华是从历史学进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后,他一直在努力拓展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提出要加强统治思想的研究、加强社会普遍政治意识的研究和民本思想研究,以此提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属性。     

区域文化交流与北魏汉化新境界——以文明太后的文化功绩为中心

北朝前期,由于地理分布、族群定位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北魏与十六国在汉化进程上差异显著,构成了两大异质文化区域。政治统一完成后,在历史因素和现实利害的双重影响下,文化融合依然迟滞。作为北燕王室后裔的文明太后,依凭故国人脉和特殊机缘,最终掌控了北魏政权,实现了最高统治者文化身份的置换,改变了统治阶层中主张汉化与反汉化力量的对比。她一改以往以拓跋民族为本位的政治、文化政策,打破了北魏与原十六国、北魏与南朝这两对异质文化区域之间的壁垒,促成了北魏汉化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