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日本经济波动的制度因素——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视角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变化所表现出的经济波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相对变化所表现出的经济绩效逆转,与国家对创新种类的适应性具有高度相关性。从影响创新行为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视角,以不同类型的国家创新体系具有选择不同种类创新的偏好为分析框架,可以诠释国家创新体系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理——"国家创新体系类型→创新种类→经济长周期波动",进而探讨引发日本经济波动的制度性因素。日本完成工业化后的经济稳定增长、长期停滞、低速复苏,以及在这一系列波动过程中发生的日美经济绩效两次逆转,正是源于日本"关系型"国家创新体系偏好选择渐进性创新、美国"市场型"国家创新体系则偏好选择颠覆性创新。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安排是影响日本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简介

正科隆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卡默的新书《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发达民主国家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于2013年由Nomos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最近几十年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发展进行了研究,从比较政治和比较金融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角度进行理论分析。作者认为,收入再分配是通过税收政策或者转移支付政策来实现的,近年来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税收政策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转移支付政策则成为主要影响因素。以德国和英国的微经济为例进行分析,可以发     

上海——香港财政税收比较

本文通过对解放前后上海财政税收政策与实践的演变和二次大战后香港财政税收状况的对比分析研究,论述两地由于经济环境的差异而实行不同的财政税收政策。作者根据我国国情及上海的具体情况,提出参考与借鉴香港的某些财政税收措施,例如设想上海与中央合理分配财政收入,扩大上海地方财政管理权限,制订适应改革开放要求的上海地方财政支出管理制度,降低直接税率以及开拓间接税等等,来改革与完善上海的地方财政体系。     

生态补偿与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理论与对策研究

过去的分税制改革确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能适应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探讨适应限制类和禁止类主体功能区建设所需的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设计,认为应该根据这两类区域进行生态保护建设的直接成本和放弃发展经济的机会成本,以及受益区域的支付意愿来共同确定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最后提出了改革现有以纵向为主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逐渐完善以生态补偿为主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     

中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制度模型化,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地方官员不仅面临地方财政收入增加的财政激励还面临地区经济增长的晋升政治激励。(2)晋升激励对地方官员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土地引资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更具有解释力。(3)晋升激励对土地出让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并呈现"东低西高"格局。基于此,规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需要借助土地市场之外的联动改革,即加大土地违规的处罚力度,改变不合理的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关系,实行差异化土地出让机制。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从经济学视角展开的分析

从激励的角度看,政府行为与政府职能取决于政府的治理结构。中国“多任务委托—代理”型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促成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至上的行为倾向。这种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与行为倾向既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也造成了政府公共产品提供功能薄弱、基层地方政府负债严重、许多公共管理政策有效性降低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和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改善公共管理政策的实施机制、深化政府治理结构改革。     

建立健全分配机制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策

收入分配超经济行政化,造成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和个人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普通民众缺乏扩大消费的支付能力,形成国内需求不足.推进以政府放权、还利于民的市场化改革,建立起客观公平的市场初次分配机制和再分配的民主决策、公开监督机制,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策.     

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取得了年均9.8%的增长率,被称之为"中国奇迹".其根源在于中国在分权改革的同时维持了一个相对有效的政府间竞争市场,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目标的锦标赛制度下,为完成政绩考核展开多种形式的竞争.地方政府竞争间接促进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改善了基础设施,吸引了大批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获得了晋升.近年来,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出现了"异化",表现为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经济呈现粗放型增长.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主体的成熟和社会力量的成长对政府行为边界的限制作用在逐渐显现,这成为推动政府竞争步入良性轨道的力量.     

收入再分配政策对我国社会各阶层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

通过对我国居民各阶层的储蓄动机研究及实证分析可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先上升后下降,而不是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所预言的那样单调下降。所以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阶层并不是低收入阶层,而是中等收入阶层。此时若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话,向中等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反而比向低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的效果更好。所以,需要根据各阶层居民消费行为的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启动居民消费。主要政策取向应该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中等收入阶层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应主要采取实物而不是货币形式。     

改革以来浙江与全国经济波动的比较分析

在对浙江和全国经济波动的主要特征进行全面比较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改革以来浙江的经济增长比全国位势高、波动程度大,是由于浙江先发性市场化改革使生产要素的活力得到较充分发挥,以及浙江经济结构的特点所致。浙江以高位势波动方式实现高增长的宏观效益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经济波动所导致的损失不可忽视,为此相应提出了实现常规波动的对策     

从根本上完善上海地方财政体制的研究

本文从分析研究建国以来上海市地方财政收支入手,指出过去地方财政资金分配上存在的问题与地方财政体制不完善有联系,提出完善上海市地方财政体制的几点设想,以适应改造和振兴上海,把上海建成为一个开放型、多功能的中心城市的新形势。这几点设想是:一、建立以分税制为主,共享制、附加制为辅的中央和地方的分级体制;二、建立以土地使用税为核心的地方税体系;三、扩大特种基金制度;四、建议中央建立对地方专项开发补助金制度;五、多渠道、全方位筹集城市建设资金;六、大胆而充分地利用外资。     

存款市场势力、国有股东与银行信贷——基于地方商业银行的视角

我国地方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在受到存款市场势力作用的同时，还会受到国有股东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全国103家地方商业银行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商业银行存款市场势力的增大会抑制信贷投放水平；国有股东明显提升了地方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水平，但存款市场势力会显著削弱国有股东的作用效果；对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的地方商业银行来说，无论经济处于上行周期还是下行周期，存款市场势力的增大都会明显抑制总信贷投放水平。据此，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引导地方商业银行适当平衡自身利益诉求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地方商业银行与地区经济协同发展。     

对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若干思考

由于市场运作环境和政策环境不够完善等因素 ,制约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应规范政府职能与行为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完善收入分配体制 ,以进一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     

基于区域经济共同体的跨行政区治理体系建构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从普遍各自为政的"行政区域经济"向城郊一体的"大都市区经济",再走向突破城际省际边界的"跨界区域经济"的基本演变过程。跨区域经济共同体具有地理空间的相邻性和跨界性、经济互补共享与社会融合性、城市政府的高地理密度性和共同责任性。跨区域经济共同体建设面临多重体制障碍,建议积极构建多级政府、社会、市场、民众等多元参与的"跨行政区多层—多要素—共同治理"体系,并配套相关政策,包括制定《国家政府间关系法》,改革创新地方官员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系,改革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制度,设立公平、公正的跨行政区利益司法调解机制。     

供求结构适配视角下中国住房供应体系研究

在目前中国四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下,城镇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体现出了显著差异:最低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在住房市场上根本无法实现经济适用房的住房需求,更不用说普通商品房;高收入群体则对大户型商品房也具备完全的住房支付能力。供求结构失调是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通过构建五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可以解决居民收入层次与住房供应层次不匹配的问题,即把住房供应体系分为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房、政策性商品房和商品房共五个层次,尽可能覆盖到包括低保困难户和"夹心层"在内的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家庭。在此基础上完善住房市场过滤机制,理顺住房供求结构,实现"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政策目标。     

上海第三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

本文是提交“振兴上海第三产业研讨会”的一篇研究报告。作者认为,保持并加强第三产业超前增长的趋势,使上海逐步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应成为指导上海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报告回顾了解放后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过程,通过分析第三产业落后对上海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以及上海经济功能转变的要求,阐述了发展第三产业的客观必然性;指出上海第三产业超前增长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上海经济工作重点应逐渐转到第三产业上来。报告对“七五”时期上海三次产业发展方案进行了讨论,认为采用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5.2％,其中第三产业年增长率10％,1990年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30％的方案,人力物力财力较有保障,也有利于上海经济结构的调整。作者强调,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实质上是发展商品经济;为了保证第三产业超前增长,需要一个商品经济的市场体系。     

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国有制改革中的两大政府行为

政策是最大的政府行为,体制也是重要资源。又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经济国有化基础之上的,所以国有经济的改革实质就是为了创造自负盈亏的非纯粹国有的市场经济主体与基础。为此,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以实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积极创立股份经济以实现经济体制的转换,就应成为政府的两大经济行为。至此,我们只能以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更新传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全部观念。作者还认为,政府与其重视对财产的直接占有,不如强调对财富的间接分配,即从“财产政府”走向“调节政府”。     

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

运用1999—2018年中国市际面板数据,构建合理的计量模型,选取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变化值三个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变化,并用HP滤波法测算经济波动,研究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后,又运用面板数据Granger因果检验验证两者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产业结构变化会导致经济波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升都会抑制经济波动,而它们与影响经济波动的其他影响因素相互作用都会加强经济波动,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程度较低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比较小。     

制度性界限、结构变化和中国的经济改革

1992年出版的美国《近代中国》杂志第18卷第1、2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这些文章曾提交不久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中国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其中包括:B.诺顿,《国家垄断工业的含义及其放松》;G.H.杰,弗逊和T.G.拉乌斯基,《中国城市中的失业、就业不足和就业政策》;F.克里斯蒂安森,《中国的“市场转变”——江苏劳动市场的实例》;孔开升(音),《改革后中国的粮食和农业——实行市场制后的剩余问题回顾》;C.维默尔,《价格改革与结构变革——限制配置性收益的分配障碍》,P.W.吴,《财政改革与地方工业化:毛之后中国改革有争论的顺序安排》。现将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该校比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路易·昔特曼为《近代中国》这两期专刊写的导言译介如下:     

政府行为、市场整合、工业集聚与地区差距——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学逻辑

要完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就应该在既有的文献和我们自己有关中国地区间差距和地方政府行为的系列研究的基础上,用一个一以贯之的经济学逻辑在市场整合、工业集聚、地区差距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些与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之间建立联系,解释形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地理、政策和历史因素,展望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未来中国市场整合与工业集聚的趋势,提出区域经济合理布局的政策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