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分析

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农业是弱势产业,尤其是在传统农业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农业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相当多,在众多因素中制度因素为农业提高自身竞争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它可以影响农业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以及资金等在不同产业以及地区上的重新配置,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整合再造一个新的农业,在全球化中显示更大的比较优势。     

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视角的分析

采用中国28个样本地区1992-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有双重影响。分析表明: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越强,越有利于形成政府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私有产权制度的认可和扩大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市场化程度和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且显著;产权保护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虽有显著影响,但系数较小。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着眼于改革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健全知识产权和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等方面。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制度及制度变迁发挥着非常巨大的作用。所以 ,一个国家完善其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这已被西方国家所证明。就是说 ,高速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完善的制度 ,缓慢的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一个不完善的制度。因此 ,我们应该完善我们的制度 ,以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制度变迁与县域经济增长分析

我国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依据转轨时期国家制度变迁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可以把县域经济增长划分为三个时期:启动阶段、快速增长阶段和缓慢增长阶段。我国制度变迁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历程表明,县域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正负效应决定着县域经济增长的快慢,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变迁是以中央政府为供给主体的产权制度、财税金融制度的变迁。为此,要在顺应国家制度变迁的前提下,主动进行以县级政府为主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降低县域经济增长的交易成本,形成有效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加快县域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

本文在制度与经济增长一般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讨了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寻找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辩证统一关系;然后阐述我国建国后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并对增长情况进行了阶段划分与相关政策分析,通过改革开放的前后对比指出了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用计量的方法详细分析了农业土地制度变迁和国企改革的贡献。     

影响内蒙古经济增长的诸因素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问题和根本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其在区位、交通、资源、体制创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加快推进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与调整,经济实现了规模的快速膨胀和运行质量的有效提升.本文将运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计量方法,对影响内蒙古经济增长的资本、劳动力、制度变迁及产业结构转变等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制度因素分析

人力资本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要受相关的制度因素影响。良好的制度环境会使同量人力资本对国民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在人力资本建设过程中,不仅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扩大人力资本存量,还应当重视与之相关的制度建设。因此,积极推进我国现有的制度建设、实现制度变革以突破制度"瓶颈",使我国的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作用,是我国当前人力资本建设中必须重视的战略措施。     

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

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是一个互相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系统.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源泉,也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而创新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保证下进行,制度安排和经济增长为创新提供了制度支持和经济支持.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制度非均衡,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动力和压力.制度变迁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它也成为创新和新的经济增长的起点.     

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笔者通过尝试更为深入、系统地分析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制度桎梏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阻碍,而制度变迁则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嬗变的重要解释变量的基本命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消除制度桎梏进行了探讨.     

东西部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的比较分析

本文针对目前我国东西部经济增长出现的非均衡发展与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从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的角度出发展开分析,比较东西部地区非国有化水平、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等关键指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的差异。本文的结论:制度的差异是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文章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的观点,认为通过制度创新缩小东西部制度安排上的差异是弥合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的重要举措。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在政府推动制度变迁

本文剖析了资源紧缺与资源低价、低效利用并存的现象,指出这是人为扭曲资源价格造成的。其形式是政府价格管制,实质是公共领域的租值耗散。通过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分类,阐明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制度安排引致的,而制度变迁的长期性正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此提出政府推动制度强制性变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建议。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基于东西部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Romer模型,构建了一个带有制度约束以及人力资本约束的4部门内生增长模型,选取东西部地区各11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给出了制度变迁的代理变量非国有化率、对外开放以及政府干预程度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看来其对经济增长都起着促进作用,但是制度变迁每个具体的代理变量也表现出了各自的差异性。     

经济增长与经济制度变迁动力分析

经济制度就是内在规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和交易成本的规则体系,这个规则体系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这个规则体系的变化就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有两个:经济制度都存在内在缺陷、由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引起的收益流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可分为资本集中化制度变迁与资本分散化制度变迁两个阶段。资本集中化制度变迁后,经济活动以非物质激励为主,交易成本表现为计划成本。这种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当这种激励资源耗竭时、当计划失灵时,这种制度就对经济增长不具有促进作用,从而导致资本分散化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对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修正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这一理论虽有贡献,但它对于经济增长的源泉缺乏充分的说服力．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决定力量是技术的长期积累和进步,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态势的反应,其调整是一个适应性过程。     

包含制度因素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

在将制度内生化到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探讨制度对经济系统的均衡点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从数理模型的角度证明了阿斯莫格鲁(acemoglu)通过实证研究而得出的"制度是至关重要(Institution Matters)"的命题.模型的结论为:经济增长不能通过提高储蓄率,提高资本的投入等简单的手段来实现.一国的经济是否增长、增长的快慢其实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而数理模型的建立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     

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产业结构是一个复杂、多维、多层次的经济、政治系统。文章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过程的复杂性进行了研究,认为应把产业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区域经济增长有机结合起来,指出一个健康合理的结构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才是决定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初始条件的建构及其意义——20世纪50年代制度变迁、转型与发展的绩效及其对长期增长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制度变迁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起点。这一时期,新政府结束了无政府状态和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建立了高效率的政府管理机制,实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统一了全国的财政经济,提高了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推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社会发展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20世纪50年代的制度变迁与经济积累不仅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也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条件。     

经济增长因素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十分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相对于单纯强调资本作用的"唯资本论"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步;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一个以知识积累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演进和制度变迁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过程,并分别从技术变化、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变迁、分工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使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和方向发生了转移.这对于中国经济增强质量、振兴东北的战略以及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与推进技术进步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

作为整个社会的“无形资产” ,企业家精神对一国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控制着“看不见的手”来优化资源配置 ,它是制度变迁的诱发和促进因素 ,也是技术创新的的巨大动力。我们应着力从制度安排上来培育企业家精神。     

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经验的视角

发展与转型是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从1949年到1978年是中国从不发达的市场体制过渡到计划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经历了计划体制的有效期、低效期和混乱期,计划体制的绩效递减趋势明显.而从1979至2008年则是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经济增长一路高歌,但即便在1992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维系在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中.虽然这种增长是高速的,但其内在的低效率和不和谐也是很突出的.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完成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向市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