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障碍 及其解决:以云南为例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文章以云南省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为例,通过2009年7—8月间对昆明市、瑞丽市以及个旧市的实地调研发现,非政府组织在内部治理、社会企业模式、伞状网络、志愿者动员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宝贵经验,但也存在非政府组织分布地域不均衡、资源浪费、很难获取合法身份等问题。为此,迫切需要政府采用多种措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首先鼓励本土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信息和技术优势,进一步让非政府组织地域分布合理化;其次,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资源支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其可持续发展;再次,通过枢纽型非政府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让已登记注册以及无法或不愿意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建立公平的资源竞争和共享机制。总之,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方能有效遏制艾滋病的蔓延,进而推动社会建设的发展。     

社会资本对非政府组织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以艾滋病防治领域为例

非政府组织社会资本由结构、认知、关系三维度构成。在防艾领域,较高水平的关系维度社会资本是推动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构维度和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不仅是组织的外部资源获取的渠道,而且会推动关系维度社会资本的产生。应当综合开发和利用三维度社会资本,形成社会资本的内在良性互动,强化非政府组织成员间以及组织与外部网络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达成集体行动,促进防艾非政府组织的可持续成长和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发展。     

非政府组织参与灾害救助的困境解读与制度重构——以汶川地震为例

非政府组织在灾害救助中有反应快速、服务领域广泛、工作细致深入等优势。通过在汶川地震灾害救助中的表现,中国非政府组织存在合法性困境、参与困境、合作困境、资源困境、能力困境等问题,挤压了其参与空间。这主要是由于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管理体制的缺陷,优惠激励机制不足,良性互动合作机制的缺失,非政府组织自身制度的缺陷等原因造成。只有从宏观上更新立法理念,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灾害救助的法律体系,在微观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才能有效解决非政府组织在灾害救助中遇到的困境,促进其在灾害救助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发展与完善的思考

非政府组织在相关领域具有政府组织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特别是在环境保护领域非政府组织参与的作用日益凸显。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与和谐发展,简介了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分析了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和作用及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完善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系列对策: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加强与政府组织联系、加强环保宣传力度等。     

全球治理下非政府组织跨国效应的研究

本研究分析了全球非政府组织间串连、在不同国家主导下接轨、与联合国系统作多种领域合作,进而在不同领域发挥了各种不同的作用,其达成全球治理的方法也包含了联合国的行动和其他国际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合作的协议。本研究在检验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的同时,观察非政府组织发挥其国际影响,与全球非政府组织串连、与联合国系统合作并发展"伙伴关系",充分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使非政府组织力量有机会融入到全球治理的架构中去。本研究提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非政府组织通过跨国性活动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议题。因此,建构一个非政府组织跨国合作的模式,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以便促进人类社会同步发展的目标,是一件重要而又迫切的议题。     

论艾滋病防治中的国际合作——以中国防治艾滋病为例的分析

艾滋病的泛滥和蔓延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问题。以联合国为主导,各主权国家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初步形成了国际合作机制:建立全球性艾滋病防控监测机制、发展国际综合防治体制、援助发展中国家、明确国际共同规则与共同行动。随着防治艾滋病国际合作中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律地位的确立,地区性合作与全球性合作、非政府间合作与政府间合作相互渗透,国际合作中人权保护的新发展,使国际法上的国际合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得以创新和超越。     

架起科学与社区的桥梁--第7届亚太地区艾滋病大会综述

2005年7月在日本神户召开了第7届亚太地区艾滋病大会。大会侧重讨论了当前在为全球300万艾滋病患者提供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在流动人口中预防艾滋病的工作策略,并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广泛合作方面形成共识。     

从国际法视角看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的制度化联系

历史地看,非政府组织从登上国际舞台至今,始终在为谋得恰当的国际法律地位而努力。联合国成立后,根据宪章第71条确立起来的经社理事会与非政府组织咨商关系,逐渐成为非政府组织间接取得一定的国际法地位的主要途径。本文拟从国际法视角对经社理事会与非政府的组织制度化联系模式进行探讨,并对进一步完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律秩序中的地位问题进行思考。     

民族地区非政府组织发展:问题剖析与对策探讨——以内蒙古东乌旗额吉诺尔镇哈日高毕嘎查哈日高毕牧业协会为例

民族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可以弥补当地政府职能缺位,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农牧民脱贫致富,推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但是由于现有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立法层次太低,缺乏实体性规定,内容不完善,政策不配套;同时民族地区民众的结社意识、民族地区非政府组织发展所需人力、财力资源的缺失制约了民族地区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为此需加强相关政策法规建设,充实法律法规实体性规定,增强可操作性;满足民族地区公民民主参与的需要,促进其社会领域的发展;构建良好的非政府组织与当地政府、企业、媒体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关系网络;完善内部制度建设,积极扩大筹资渠道,注重培育和引进人才.     

非政府组织培育与政治和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掀起了一股"社团革命"的浪潮。它在促进民主政治、提供公共服务以及慈善事业、环保、女权运动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也与政治和谐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民主政治的推进,往往是非政府政治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反过来,非政府政治的发展也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目前的政治关系状况来看,大力培育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是实现政治和谐的重要途径之一。     

台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进程、现状及第三配置效应分析

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越高,其社会非政府组织也就越活跃。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非政府组织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虽然台湾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比较好,但受制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其非政府组织大规模的发展却始于解严后。经过解严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台湾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已是相当成熟,并在社会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发挥主要体现在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上,而这种资源配置正是政府或市场难以或无法实现的第三配置。台湾因其特殊政治地位及海岛型经济的影响,其非政府组织在社会领域中的第三配置效应却又显现出其特殊性。     

我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发展分析

与中国30年的艾滋病防治历史相对应,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的发展可分为关国门堵艾滋期(1985-1988)、艾滋围追堵截期(1989-1994)、隔离与疏导并存尝试期(1995-2004)、科学防治艾滋期(2005-至今)。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有五个特点:政府主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参与模式;预防为主的艾滋病防治综合模式;以科学为本吸收国际经验并适合国情的艾滋病防治制度;比较完善的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制度;‘防治’与‘打击’并重,法律灵活服务于艾滋病防治。就防治艾滋病相关法律政策而言,我国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国家。     

中国非政府组织面临的立法困境及改革

非政府组织日益成为社会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能否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健全的法律环境是其健康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正陷入"有法可依"与"无法可依"、"合法"与"非法"的法律困境,成为制约其成长的瓶颈。而在非政府组织发展成熟的国家,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它们具有健全的非政府组织法律体系,能够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完善的法律空间,为此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必须改变目前的"控制"的立法指导思想,向培育发展的方向转变,同时要改革现有法律中的不合理的内容,完善法律体系的配套建设。     

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跨文化管理研究

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实施跨文化管理,目的是引导其健康有序地发展。鉴于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所面临的众多文化差异问题,结合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文化差异产生根源的分析,构建了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跨文化管理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跨文化管理的相关对策。     

非政府组织在华人权领域活动的依据、作用与反思

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国际人权发展和推动各国人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非政府组织是否会一直发挥“善”的作用,则需要受到特定地域的规则检视。近年来中国开始重视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的实际作用,也采取了相关立法对其进行监管与服务,然而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权力斗争的情况时有发生,给中国内外环境的安全与中国特色人权传播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在理念上重申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在规则上解决监管主体职权认识笼统和监管机制环节覆盖单一的问题,完善非政府组织在华人权领域活动的规制,从而助力中国人权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人权机制的循序构建。     

我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三重信托关系分析

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都是影响国家公共管理和公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变量,厘定和促进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三者之间的三重信托关系具有重大意义。非政府组织应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然而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受到政府组织的不当干预,政社关系有待彻底理顺;非政府组织应是一个自我管理完善、可以值得社会信赖的组织,但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可信赖度却不高;非政府组织自身管理体制不健全,无法有效地维护公民权利和提供公共服务。鉴于此,要增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民之间的互信;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责权关系;按照民主和效率的要求,厘清非政府组织内部的工作关系,提升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水平。     

“艾梅乙”项目很给力——开展两年多,投入879万

正2016年12月1日是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主题是"携手抗艾,重在预防",意在说明当前艾滋病防治工作进入新的阶段,预防是防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号召各级政府、部门及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携手并肩,群策群力,多措并举,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和方法,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以实际行动遏制艾滋病流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注册制度探析

政府加强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首先应完善其注册制度。目前,除了外国商会和境外基金会在华分支机构有专门的管理条例外,大多数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缺乏合适的注册制度安排。双重管理体制、不完善的注册法律法规、注册带来的政治顾虑、注册信息获取困难等是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注册面临的主要难题。结合当前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注册的实际情况,文中提出探索直接登记制度、完善注册管理法律体系、建立项目登记与报备制度、加强在华境外非政府信息管理等建议。     

论我国社会救济的科学发展模式

当前我国社会救济存在价值性缺失、体制性障碍和资金性不足的三大问题,这是由于我国社会救济制度正处于发展转型期,是社会救济领域的“政府失灵”与非政府组织的“发育不全”所致。因此,要改革当前我国社会救济,首先是建立健全社会救济的法律法规,其次是解决现实与观念的问题,完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救济工作中的科学发展规划。     

重大疫情防控中非政府组织作用的优化——基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演化博弈分析

重大疫情的防控需要政府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但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有效参与方面还面临着一定的现实困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因而,对重大疫情防控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行为进行演化博弈分析确有必要。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重大疫情防控中,非政府组织参与有限,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还有待优化;信任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行为博弈的关键因素。在重大疫情来临时,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和支持能够促进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参与;政府应完善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措施体系并引导其积极参与重大疫情防控。另外,非政府组织也应不断提升自身能力,这有助于非政府组织在重大疫情防控中作用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