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双重冲击下的世界经济

次贷危机发生至今,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仍处于下行长周期中。经济周期的冲击使得世界经济处于通缩风险的压力之下。单纯以需求管理政策应对次贷危机冲击并没有带来全球经济的复苏,反而带来了债务风险的累积。潜在GDP以及劳动生产率下滑是宽松的货币难以进入实体经济的根本原因,货币进入实体经济出现了内生性下降。资本追逐高收益率的属性必然引发过多的货币追逐金融资产,导致债券、股票和不动产等金融资产的价格逐步趋高,全球经济进入资产财富时期。世界经济正在经历通缩风险压力的经济周期和以资产价格“泡沫”等为特征的金融周期的双重冲击。经济周期的非同步性和金融周期的同步性共存,对全球宏观政策的合作与协调提出了严峻考验,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依然面临重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形势下,货币政策要侧重于管理金融周期,稳金融就是稳预期;要利用财政政策和其他结构性政策应对经济潜在产出率的下滑。     

美联储流动性规模调整与中国经济的交互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美联储主动实行美元量化宽松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2014年1月美联储开始削减资产购买规模,标志着持续5年之久的量化宽松政策正式步入退出阶段。2014年10月美联储结束了为期6年的量化宽松政策（QE）。虽然美元名义上退出了量化宽松政策,但是为了维持其国际化地位而事实上采取调整货币流动性规模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美元作为一种国际信用货币,其流动性规模的调整不仅影响本国经济,更在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人民币汇率波动、国际贸易规模变动和热钱流向与规模等方面影响中国经济。这要求中国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对热钱的管理、管理通货膨胀和适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等方面做出应对。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分析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影响的逐渐深化,美国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稳定和刺激经济,此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将产生不利影响。针对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启动入手,通过分析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其传导机制,在分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对策,以期为中国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美国QE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开始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分析了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稳定和刺激美国经济的效果,探讨美国继续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切入点,研究这一系列量化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为了应对经济紧缩,继续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会给全球经济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美元贬值抑制中国出口,同时形成输入性通货膨胀,给中国持续的物价上涨雪上加霜;大量套利的短期资本进入给中国资本市场甚至实体经济带来冲击。因而,在阻击热钱大量涌入的同时,实施金融创新,对流入的热钱应积极引导。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影响意义深刻,在对危机后经济复苏政策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尤为突出。文章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产生背景着手,分析美国采取该项政策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的通货膨胀、资本流动、汇率、外汇储备和出口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美联储再推新一轮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政策（QE）已经成为美联储提振美国经济的主要工具，在经济未出现明显复苏、失业率未明显下降、通胀率未降至预期水平的前提下，美国宽松的政策将成为常态。 时隔三个月，美联储再度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QE4），将购债规模上升至一个月850亿美元，预计一年将释放出上万亿的流动性。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推出此轮量化宽松虽在预期...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 SVAR模型,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不同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会产生不同趋势的溢出效应。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造成我国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抵消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我国产出水平和实际使用外资长期溢出趋向于0;长期恶化中国的贸易收支。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实施,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大幅提升。     

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承担

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支持“挤出效应”;同时当政策不确定性越低、市场化程度越高、内部代理冲突越严重时,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越强。从企业异质性来看,非国有企业的金融化会显著地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金融化类型来看,配置长期资产更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作用机制来看,债务筹资能力的降低、实体投资与研发投入的减少是金融化抑制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渠道。由此我们认为,政策层面需要注意控制企业金融化水平,更好地引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健的可持续发展。     

2010年代美日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比较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日本、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同时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取得一定效果。虽然,三大经济体都是在基准利率接近零利率的条件下,采取购买国债、企业债券等公开市场操作,但在融资方式、融资工具、政策影响程度、资产负债表变化、政策期限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可为中国宏观调控提供有益的启示。     

把握“脱虚向实”力度——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风险传染机制研究

本文建立GARCH-in-Mean模型,首次将增长速度和风险强度同时纳入分析框架,考察了“房改”20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并探究了其中的金融传导机制,发现：（1）房地产投资增长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2）但房地产投资风险增加会通过放大金融风险来抑制实体经济发展,而实体经济风险增加会同时提高金融增长速度和放大金融风险使资金流向房地产;（3）短期,实体经济的增长更能带动房地产投资的增长,而房地产投资风险会更显著地提高实体经济风险;（4）长期,两部门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占主要地位,且溢出效应随房地产政策调整而成周期性变化。本文认为房地产投资的风险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而实体经济的风险则会促进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在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时若盲目追求速度力度反而会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大整体风险。 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策略——基于杠杆率视角

基于风险资产组合选择理论框架,从银行杠杆率管理角度研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具体策略。研究发现,通过管理银行杠杆率变化速率,有助于两类政策互补强化,同时实现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的目标：当经济处于萧条状态、货币政策偏宽松时,宏观审慎政策应先允许银行快速加杠杆、后约束加杠杆速度;当经济处于过热状态、货币政策偏紧时,宏观审慎政策应先约束银行去杠杆速度、后允许较快去杠杆。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为研究美国4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首先定性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4种渠道;然后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考察每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4种渠道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显著性和差异性;最后得出,在短期内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本土经济的预期拉动作用使我国贸易收支情况得到改善,在长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出口的抑制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促进导致了我国贸易收支的恶化。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汇率传递效应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和OLS回归分析方法,基于美国QE1月度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展示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下的汇率传递效应,并估算了量化宽松政策同国内物价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期内,国内物价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汇率传递效应大幅降低。在政策层面,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能够大幅度隔绝汇率冲击。     

铜山区企业融资情况调查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目前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尽管中央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资金激增,但投放实体经济不足,金融创新手段匮乏,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受惠甚微。从企业调查入手,全面了解铜山区实体经济的融资情况,从中找出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的有效政策途径。     

“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个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转型的长期持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经济绿色转型既需要中央银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为其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也需要创新宏观审慎监管体系防范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转型风险。经济绿色转型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权衡、政策工具的优化和创新、政策传导渠道的疏通等提出了挑战;而转型风险的防范对宏观审慎监管中转型风险的识别与评估、资本和流动性管理等监管工具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支持“双碳”目标实现的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需要将气候目标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支持绿色转型的中长期货币政策工具,优化碳减排支持工具,扩大再融资合格抵押品范围,疏通绿色货币宽松向绿色信贷宽松的传导渠道,提升政策效果;宏观审慎政策方面,在构建转型风险识别和评估机制的基础上,优化资本和流动性管理等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实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和防范转型风险的激励兼容。与此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提升政策的可信度,将有利于提升双支柱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     

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金融危机的不同特点与反危机政策比较——以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例

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具有不同特点,因此,在反危机政策方面也存在区别。通过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比较发现:在危机爆发阶段,美国采取了超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东亚国家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美国政府出台政策较少考虑外部均衡和汇率问题,而东亚国家则将稳定汇率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美国政府直接对实体经济进行救助,而东亚国家较少救助实体经济。     

结构融资之伤

次级贷款危机起源于结构化融资的债务抵押证券（MBS），本文通过分析结构化融资的实质，揭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泡沫化的房地产价格和CDO、CDS等衍生工具的运用，追求超额利润的衍生产品把风险扩散到了整个金融领域。我们应该避免由于贪婪带来的资产泡沫，追求实体经济的切实增长。     

基于实体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房产改革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供求失衡的局面。结合我国房地产业的现状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房地产业过热对我国经济带来的风险,讨论了实体经济发展对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作用,为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及房地产调控政策提供参考。     

危机背景下美国经济政策再调整及其影响

面对始自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在经历前期利率这一价格型政策工具到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干预经济后初见起色,然而随着系列政策工具经济效应的释放,美国经济走势路转峰回。根据目前经济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美国政府果断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再次实施"量化宽松"新政策。新政是一种数量型的非传统干预经济方式,实质是以增发货币为核心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运用,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在新时期的新变种。美国经济政策的新调整必将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大而深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