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牟宗三的“哲学世界”——兼论相关研究的“跨界”问题

对牟宗三的“哲学世界”加以整体观照,是认识和把握牟宗三哲学思想的基础.牟宗三“哲学世界”有着基本的价值取向与实践祈向,而深入“哲学宇宙”进行的哲学的探索和创造,则是牟宗三“哲学世界”的核心问题.牟宗三“哲学世界”的复杂性,使得任何方面的研究都无法避免涉入其他领域而进行“跨界”.不合理的“跨界”表现为“论题的替代”,而合理“跨界”需要廓清论题的论域以把握其特质及彼此的关系.     

开辟牟宗三哲学研究的新视域与新境界——评张晚林教授新作《“道德的形上学”的开显历程》

正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牟宗三被视为港台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与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巅峰。自上世纪90年代起,国内学界虽已开始关注和研究牟宗三学术思想,但从总体上看,相关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见。截至目前,国内对牟宗三哲学的研究较为集中于道德的形而上学,而且是从康德哲学的角度入手,着力探究牟宗三哲学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关联。应该说,这样研究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虽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亦有其不足与限制。众所周知,牟宗三是以一人之力完成康德的三大批判译注而闻名于世;而且,他     

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牟宗三哲学——读《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显学”。程志华教授的《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是这一领域的一部力作。作者基于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分析,通过“内在诠释”的理路,将牟宗三哲学放在中、西、印哲学的宏大视野下,阐释了其“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凸显了其对于传统儒学和西方哲学所具有的独到价值。因此,牟宗三哲学是研究中国哲学“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一座理论“高节。     

牟宗三儒释道三教的哲学证立与圆教判释

“实践的智慧学”是康德对古希腊“哲学”意义的揭示。牟宗三通过“实践的智慧学”哲学古义的诠释,以及“哲学”与“教”统一性的证明,为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奠立哲学王国中的合法地位,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融通拓展出理论的地平。在“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基础上,牟宗三借鉴康德哲学对儒释道三教进行了现代哲学的建构,并展开“圆教判释”。牟宗三的“圆教判释”,是“实践的智慧学”意义上的“哲学判教”。     

知识结构与哲学选择

文艺学的背景理论是哲学。在西方 ,每一文艺思潮的背后 ,必伴有相应的哲学思潮 ;在中国 ,文史哲历来不分家。从事文艺学理论研究者 ,必须具有较深邃的哲学眼光。对当代青年学子 ,最为重要者 ,一是哲学入门 ,一是哲学选择与归宿。本文以牟宗三、李泽厚为参照系 ,主张从西方哲学入门 ,并以之作为手段 ;以中国哲学为归宿 ,为“安身立命”之所 ;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为求生目标三者的综合、互动 ,造就自己的“看家本领”。     

张载哲学本体论的现代诠释——以张岱年、牟宗三的研究为例

张载哲学本体论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一个研究热点。张岱年和牟宗三分别代表了其中的两种研究范式:在张载哲学本体的判定上,由于对"太虚即气"的不同理解,张岱年认为是"以气为本",牟宗三主张"太虚为本";在张载哲学在宋明理学中的定位上,基于各自的"三系说"系统,张岱年认为张载属于宋明理学"理"、"气"、"心"三系中的"气本论",牟宗三则视之为"性"、"心"、"理"三系之"性体"系的渊源;在哲学体系建构上,张岱年体现了"接着"张载、王夫之气学讲的哲学自觉,建构了唯物的新气学体系,牟宗三由"太虚神体"的心性化取向,着意于道德的形上学体系。     

"一心开二门"与"一心开多门":从康德、牟宗三到傅伟勋

傅伟勋的哲学是从对康德问题的追索开始的 ,而联系康德哲学与傅伟勋哲学的枢纽则是牟宗三。牟宗三将康德哲学的核心观念理解为“一心开二门” ,但他不满意康德解决问题的思路 ,认为在康德哲学中缺乏“真常心”的观念 ,从而无法解决人如何会有道德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傅伟勋肯定牟宗三用“一心开二门”来理解与笼罩康德的慧识 ,但他又认为“一心开二门”的视野过于狭窄 ,因此提出“一心开多门”。“一心开多门”肯定世俗真理之多元 ,可以对治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之偏颇及其独断论 ;但其逻辑结论 ,却有最终瓦解与颠复康德哲学的形上性的可能。因此 ,康德问题的最终解决 ,无须遵循“一心开多门”的实证主义路径 ,而仍须从生命本体出发 ,这就是傅伟勋提出的将生命“从十字上打开”的方式。     

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以汉代哲学研究为例

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根据对“哲学”的界说来确定史料的。但是,它所理解的“哲学”其实主要是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而概念思辨恰恰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依据这种理解,难免会忽视或遗弃某些很能体现中国哲学特色的史料,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我们从傅斯年对胡适的质疑,以及冯友兰、张岱年所遇到的似是而非的矛盾中,很容易体会到这种感觉。以往对汉代哲学缺乏足够的重视,其原因也在于此。考虑到中国古代哲学在内容以及载体形态上的特色,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哲学人类学,对于我们拓展在史料方面的视野、重估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深层结构,都具有启示意义,因而比较适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宗白华关于“律历哲学”的设想,也表明了这种可能性。     

胡适的哲学史观初探

胡适的哲学史观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史观演变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明确地界定了哲学史的含义、对象和目的；(二)在哲学的起源上坚持杜威的“问题说”；(三)在哲学的发展根据上坚持多元的因果观；(四)把哲学方法看作哲学史的中心问题和内的线索；(五)对中国哲学的传统进行现代审视，尝试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     

牟宗三与“生命的学问”

牟宗三将中国哲学定位为"生命的学问",以对比于西方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西方哲学以"知识"为中心;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西方哲学重客体性;而中国哲学之中,儒家特别注重"内在道德性"。傅伟勋也同意"中国文化是以生命的学问为主"之说法,但另外提出"学问的生命"之说,以期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然而吊诡的是,牟宗三的一生所为,主要是哲学思辨的工作,属于傅伟勋所说的"学问的生命"。对于这种生命的吊诡,牟宗三有所自觉,而强调:哲学思辨虽是耗损生命之事,但却是社会与时代所需要的。     

中西哲学比较:一种面向问题的选择

"中西比较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关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哲学研究中从比较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历史实存问题,二是比较哲学的学科建制问题。通过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梳理论述后认为,无论是"中西比较哲学"这一学科建制问题,还是"中西哲学比较"这一研究活动都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解决中国现今的实际问题上来,即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比较异同抑或是规范一门学科。     

现代新儒家眼中的陆象山

第一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被认为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而梁漱演的直觉说则与象山的思想方法有内在的密切关系,贺畴的“新心学”更与象山学说相关。第二代新儒家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对象山思想有相当深刻的研究。牟宗三在根本上指点出象山的“成德之教”,达成为我们把握牟宗三的象山学之前提,牟宗三还认为从陆家山到刘藏山这一段是儒家内圣之学的最高峰;唐君毅则视陆学为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之学滁复观认为要把握象山思想,必先把握义利之辨的总枢纽。     

先秦与古希腊哲学人生境界观之比较

先秦哲学在人为二践履精神指导下,从人的存在样式角度考察真、善、美的关系,认为美是人生的理想境界;古希腊哲学在认知理性精神指导下,从人与对象关系的角度考察真、善、美的关系,认为神性的善是人生的理想境界。中西哲学分别以“美”与“理性一宗教”作为人生最高境界的倾向,正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牟宗三的风骨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水准”的哲学家。他在苦苦地追求“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学思历程中,也表现出鲜明的人格特征。与很多哲学家相同的是,牟宗三对于做学问和做人都有明确的意识。他认为做人与做学问一样均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需要认真的态度。牟宗三的一生规行矩步,儒雅谦逊,儒者风范。但与此同时,他又常常表现出忧怨与孤愤,具有明显的狂者性格。这又是与很多哲学家不同的一面。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一生以“真人”人格为“型范”,以真诚、不虚伪为做人标准。这种以“真人”为底子、以儒者风范和狂者性格相结合的人格特征构成了牟宗三的人格风骨。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从冯友兰到张岱年

在近代西方文明处于强势的情况下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首先还是要通过中西哲学相似性的比照来解决。在这种比照中 ,张岱年从三个方面超越了冯友兰 :1、在内容上 ,张岱年不再要求哲学家面面俱到地研究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的各个方面。 2、在形式上 ,张岱年把注意力从哲学的形式系统转移到了其范畴和命题上。 3、在方法上 ,张岱年把辩证法、实践、“为学之方”纳入到了哲学方法论框架中。笔者认为 ,张岱年对冯友兰这三个方面的超越 ,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以康德与牟宗三为例

康德提出了作为道德律之基础的“自由意志何以可能”的问题 ,认为“自由意志”只是一个“公设”,而牟宗三认为自由意志不是“公设”而是真实的存在。其实 ,康德与牟宗三分别代表中西哲学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与传统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由“转识成智”的思路必然导致“道德的神学”,而“由智化境”的思路必然导致“道德的形而上学”。     

论李约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从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之影响的视角来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是李约瑟解决“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问题的思路之一。他通过把道家、墨家和名家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中国科学史的最大悲剧是道家的自然洞见未能与墨家的逻辑相结合的观点;通过把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作比较,提出了儒家只注重研究“事”而不注重研究“物”,因而阻碍了科学发展的观点;通过把“中国科学哲学的三大基本理论”（五行说、阴阳说、《易经》思想体系）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易经》思想体系对于科学发展“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的观点。他既从中国融入世界历史进步潮流之需要的角度,指出了反思中世纪传统观念的必要性;又从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思想高度,肯定了中国哲学的有机自然主义和伦理精神所具有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护教热诚对牟宗三政治哲学的影响

[提要]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一直寻求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从儒家思想中找到适合中国复兴的思想资源。在学理上,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的两种表现方式,即“理性之运用表现”和“理性之架构表现”的阐述,分析了中国未能产生民主政治的原因,认为道德本体经过“良知坎陷”方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科学的正途。作为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对儒学的护教热诚极为高昂;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牟宗三知道在中国实施民主、科学的重要性,这个两难极大地影响了其政治哲学的建构。     

一般和个别视角下的形而上学

什么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在哲学以至整个科学文化中处于什么地位,如何研究形而上学等都是哲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体现了中西哲学精神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但研究形而上学,我们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辨析它们的真实含义,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将中西哲学精神结合起来,为我们的哲学发展寻找一种新的视角。实际上,研究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既可以实现西方哲学一直在追求的哲学为科学奠基的任务,也可以为中西哲学精神的融合开辟一条通道。中国形而上学的本质在于一般和个别的“道”、“器”之辨;西方哲学的精神在于哲学为科学奠基。由一般和个别的角度出发,提出形而上学研究的新的对象,目的在于引进这种西方科学精神。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张世英关于“天人之际”问题研究

我国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著名学者张世英教授，近二十年来，在中西哲学结合的基础上，特别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现当代哲学及其相互结合的视角，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系列研究。他成功地把“融会古今”、“贯通中西”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从而使此项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