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战后通过经济援助，复兴西欧经济，加强对西欧控制的计划。该计划是在战后西欧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形势下提出来的，其目的是通过经济援助，来稳定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其成为美国巨大的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该计划是实施“杜鲁门主义”称霸全以战略的重要步骤．一方面它促进了西欧经济的复兴。推动了西欧的经济决作：另一方面它也使美国获得了巨大实利，确立了美国在西欧的领导地位。     

克莱顿与马歇尔计划

克莱顿是马歇尔计划的原创设计者,同时也是马歇尔计划谈判阶段的主要组织者。欧洲联合复兴原则和美国主导地位原则是克莱顿援欧构想的核心,并最终体现在马歇尔计划及其谈判成果之中。正是基于克莱顿的政策设计和谈判推动,马歇尔计划展示了美国欧洲复兴政策的全新发展,同时也是美国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的重要标志之一。     

论“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的本质不同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新诠释。它与马歇尔计划都有对外援助的内容,但二者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时代背景不同。马歇尔计划产生在冷战时期,而"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代中国为了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而提出的。第二,战略目标不同。马歇尔计划是为了遏制苏联、称霸世界,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引领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第三,实施手段不同。马歇尔计划是靠援助欧洲来称霸世界的,而"一带一路"倡议主张采用和平方式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第四,作用影响不同。马歇尔计划促使战后的西欧唯美国马首是瞻,目的是反苏;而"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界限,引领各国摆脱经济危机。     

马歇尔计划声援委员会对马歇尔计划的历史贡献

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推进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的实施是战后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在冷战初期,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诸多不确定性,美国国务院最初推进马歇尔计划的努力收效并不大。当此时刻,"马歇尔计划声援委员会"便应运而生。该委员会是一个专门为马歇尔计划宣传造势而形成的院外活动集团,其成员来自美国社会各阶层名流和马歇尔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结成了一个临时的利益同盟。该组织授意于政府,与美国国务院和各民意团体通力协作,利用游说、媒体宣传、请愿、在国会作证和其他商业运作策略来为马歇尔计划造势,最终影响了美国民意,确保了马歇尔计划在美国国会的顺利通过。     

马歇尔计划和欧洲统一

历史上,欧洲曾是一个有统一思想和“欧洲精神”的地区,但由于两次大战的浩劫和苏联的出现,欧洲经济濒临崩溃、统一困难重重。为了振兴西欧和美国的利益,1947年初,马歇尔提出“遏制”苏联及共产主义的“马歇尔计划”;计划的实施,使西欧经济得到恢复,实现了美国全面控制西欧的目的,同时也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从马歇尔计划看美国的实用主义本质

利益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对于靠垄断组织支撑的美国政府来说,实现国家利益和垄断组织利益最大化是美国政府一切行动的指南.二战后,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西欧各国实施马歇尔计划,其过程实际上就是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援欧计划服从并服务于美国的切身利益,因此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披着理想主义外衣,行现实主义之实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其现实利益在具体对外行动中的具体体现.     

美国对外政策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建立

面对国际原子能关系的发展,出于确立美国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主导地位的战略考虑,美国提出了原子为和平计划,倡导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此,美国展开了积极的外交努力,推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谈判沿着美国设计的议程和方向逐步展开,最终促成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宗旨和主要规则亦体现了美国的政策构想和政策原则。凭借以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中心的国际制度体系,美国基本实现了确立并维护美国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     

试论哈里曼委员会在马歇尔计划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对美国政府来说,要想推行新的援助西欧政策,能否得到国会内的共和党保守势力和民意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在马歇尔哈佛演讲前后,美国政府积极鼓动一些民意团体和利益集团,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马歇尔计划宣传攻势,其中,哈里曼委员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该委员会的作用长期以来却被马歇尔计划史研究学者忽视了.     

从“IS”兴起看美国的“反恐战争”与中东政策

IS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反恐战争和中东政策所致,要根除这个恐怖威胁,美国必须反思其反恐战略,调整其中东政策。众所周知,冷战结束后趋于膨胀的伊斯兰恐惧症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思维定势,它将各种涉及穆斯林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危机,统统简化为伊斯兰威胁,其最极端的表现,是声称伊斯兰教信仰本质上就是反西方和反现代化的。这一思维定势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其中东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为美国霸权的新一轮扩张提供间接的意识形态支撑。     

“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的反思与改进--基于政策工具与政策要素的二维分析

培训团队建设是实施“国培计划”的基础工程,是保证“国培计划”实施质量的关键所在。“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是引领“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实践的重要依据。以2010-2019年“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工具与政策要素的二维分析框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经历了“建章立制”(2010-2012年)、“稳步发展”(2013-2014年)、“精准推进”(2015-2019年)三个阶段,呈现出政策工具差异化、团队成员多元化、运行机制精准化等特征,同时也暴露出政策工具运用失衡、团队建设目标不清晰、相关政策难以有效落地等问题。因此,“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要注重优化政策工具结构、明确团队建设目标、坚持因地因时制宜,进一步提升政策的长效性、持续性和精准性。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实施中的“政策病理”及对策研究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自2006年实施以来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但实践效果与政策初衷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从2013年进行重大修订后的政策实践来看,不仅原有一些突出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反而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导致政策实施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即表现出比较典型的政策病理。基于2012至2016年对涵盖39所高校硕士预科生培养的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的五次共计1302份有效抽样问卷跟踪调查和对五个省市自治区、十余所招生高校访谈获取的大量一手资料,系统分析了政策病理的主要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路,旨在为进一步提高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政策时效性建言献策。     

论美国对韩国开发援助政策的形成

朝鲜战争结束后,为有效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美国实施了以军事目标为核心的对韩国援助政策。尽管此后美国对韩军援助数额不断上升,但韩国经济状况却不断恶化,对关依赖越来越严重,美韩关系也因此出现危机。在美苏冷战的“新一轮争夺”、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开发主义理论盛行的背景下,国务院不断对现有政策进行评估和修正,1961年1月对韩开发援助政策形成。肯尼迪上台后,开发援助政策实施,它成为韩国经济走向起飞之路的巨大推动力。     

巴西不断深化与务实的减贫之路——从“雷亚尔计划”到“零饥饿计划”再到“无贫困计划”

巴西是拉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巴西进行了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经济改革。此次改革在促进经济发展、降低通胀率的同时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从90年代开始,历任总统都将保证社会公平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卡多佐政府的雷亚尔计划到卢拉政府的零饥饿计划再到罗塞夫政府的无贫困计划,巴西的减贫政策呈现出不断深化与务实的特点。     

论战后美国对“莫内—舒曼计划”的政策

战后初期,美国"全球战略"的支撑点就构架在欧洲,"欧洲重心战略"成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运动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强,美国不失时机,全力支持和推动欧洲一体化运动,以抗衡苏联,维护西方阵营.     

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援助政策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制定对国民党政府援助政策,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最终援助失败。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援助政策的失败,是美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确定其外交政策的冷战思维的失败。     

冷战与美国发展援助政策的缘起

美国的发展援助政策在冷战高峰时期形成，它成为战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本主要探讨美国发展援助政策产生的原因，尤其是冷战在其中所起的推动作用。这对于深刻理解战后美国的外交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从“帕内号事件”看美国的对日绥靖政策

“帕内号(Panay)事件”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日在华的一次最大冲突，这是美国对日本长期实行绥靖政策的必然结果。美国对日本的退让妥协，决定了它在以后的美日交涉中处处被动，最终损害了美国自身利益与世界和平。     

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政策的确立

战后美国对华反共政策逐步升级,是服从于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需要。美国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对华政策总体上是以扶蒋反共为核心和基调的,美国反华政策不断升级,是新中国决定实行“一边倒”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一边倒”的战略,是根据当时的国际格局和中国历史的现状作出的战略决策。     

经济援助与肯尼迪政府的“新非洲”政策

为遏制苏联对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影响,加强冷战争夺,肯尼迪政府大力调整美国对非洲的政策,经济援助成为肯尼迪政府“新非洲”政策的主要内容。通过扩大援助规模、丰富援助种类、扩展援助国别分布等方法,肯尼迪时期美国加强了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和对它们的影响。     

美国对外粮食援助政策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中国推进解决全球饥饿问题和促进粮食安全的一个路径,对外粮食援助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和最完备的国际粮援体系,总结其可供借鉴之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美国各历史时期粮援政策背景和主要措施的基础上揭示了其经验和教训,并对中国粮援政策可能面临的争议焦点进行了辨析。研究发现,随着国内外农业和外交形势的变化,美国粮援经历了从单纯的余粮处置机制到外交政策工具,再到缓解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粮食安全方案的演进过程;当前对美国粮援批判主要集中在国内农业利益优先和响应紧急需求效率低下,着眼于提高受援国粮食生产能力以及“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的推进有助于中国避免遭受类似的争议。最后,从框架构建、援助内容、执行主体和透明度建设等方面阐明了中国粮援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