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凄苦悲歌——浅析90年代女性文学中“恶女人”形象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女性文学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其中不乏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而在长期的女性文学研究中,有一类人物形象因其恶声、丑名被评论家们忽略,本文以此类“恶女人”形象为研究对象,展现当代女性不为人知的一面,探讨她们的生命际遇,表达女性作家对此类人物形象的深刻思考。     

汉娜·阿伦特关于“恶”的理论

汉娜·阿伦特一生最大的思考重心是“关于平庸的恶的思考”。她的“平庸的恶”的概念来自于其“根本恶”的概念。她认为“根本恶”是极权主义制度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史无前例的恐怖,而“平庸的恶”则是由于此状态中的平常之人被完全洗脑与控制之后,在丧失了人的自由性与思想性,从而丧失任何道德判断力的条件下所犯下的不自觉的恶行。阿伦特指出的这两种“恶”实质上是从社会与个体两方面揭露了现代社会极权制度下人性的丧失状况。     

《罗斯法典》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

《罗斯法典》是古代罗斯国家的法律汇编，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它是当时社会生活基础的反映，是物质生活方式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集中表现。本文通过对罗斯封建制度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封建世袭领地——庄园的出现，以及“维尔福”自由农民丧失自由，沦为各类封建依附者的具体情况的论述，分别探讨了《罗斯法典》三个组成部分——《雅罗斯拉夫法典》、《雅罗斯拉维奇法典》和《摩诺马赫法规》各自产生的社会背景，从而比较全面地勾勒出古代罗斯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面貌。     

浅论“善”与“恶”的评判者

善与恶是道德哲学最基本的概念,我们无法轻易对善恶作出判断。圣经旧约《创世纪》认为在神创造的世界,只有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才拥有智慧能分辨善恶。尼采宣称凡是增强人类权力感,增强我们人类的权力意志以及权力本身的东西,都是善;凡是源于虚弱的东西都是恶。这些说法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不一定都合理。善之动力与要求是来自内在良知的,恶之动力与要求来自不正当的欲望,但是善与恶之内容与判断准则还必须兼顾外在处境。善与恶的评判者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权力感的增加与否,但更是如卢梭所说,是"良心"。本着良心所做的事为善,昧着良心所做的事为恶,而"好心做坏事"的定夺又值得我们思考。     

奥古斯丁早期对“恶的来源”问题的追问和思考

对＂恶的来源＂问题的追问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尤为重要。早期奥古斯丁对此问题的观点经历了不少转折,而这些转折也成就了奥古斯丁思想层次的提升。奥古斯丁先是受到摩尼教的影响,接受一种二元的善恶观,又在遇到疑惑后转向怀疑论。经历过渡期之后,他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一些观点,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解答了＂恶的来源＂问题,并将其应用在对伦理之恶的解释中。     

从“根本恶”看康德对基督教的哲学转化

“根本恶”是康德宗教哲学的轴心概念,这一概念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以此为契入点可以看到康德对基督教所做的哲学改造。根本恶是人类本性中的恶,在康德那里,“本性”是人类自由采纳某种道德准则时所凭依的原初主观根据,它在道德意义上具有先天趋恶倾向,实质在于道德秩序中的主次颠倒。基督教神学的“原罪”作为人神秩序的原初颠倒可谓根本恶的“原型”,根本恶是对原罪说的哲学转化。同原罪一样,根本恶也源自人的自由运作,通过先天推论,康德得出恶的原初主观根据出于人类先天的自由本性,并存在于“任性自由”为自己制定的准则里。“改恶迁善”如基督教新生一般,既是一场自由自觉的心灵革命,其可能性根据在于人的本性中存在不可磨灭的原初向善的人格性禀赋,也是一个通过社会伦理共同体逐渐改良、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这也包含着对基督教教会观念的哲学转化。     

“恶”的狂欢——莫言与福克纳审恶小说探微

莫言与福克纳的审恶小说集中揭示了社会的腐败与无情、文化的萎靡与肮胀、人性的自私与残暴,体现了小说家们对于种种"恶"的审视和摈弃,也同时表达了他们对非理性世界及生存困境的抗争.     

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耻”——评菲利普·罗斯新作《复仇女神》

《复仇女神》是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于2010年发表的新作,是一部融历史关怀与个人命运于一身的新现实主义佳作。小说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爆发在纽瓦克的时疫的想象叙述,再现了犹太青年主人公布基面临选择时的不自由状态,揭示他陷入双重道德拷问而不能自拔、最终被钉在自设的耻辱架上的心路历程,呼应了复仇女神意象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社会发展与文化张力——中国古代“恶文化”社会功能刍议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其孕育萌发的那一刻就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倾向。＂恶文化＂正是其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一极。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恶＂有实体之恶与虚体之恶之两端,其表象虽分为两途,但都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与文化形态的整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汉娜·阿伦特对“平庸的恶＂的哲学反思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根本的恶”的概念,论述了极权主义统治所犯下的极端的罪恶。然而通过对艾希曼审判的关注,她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观点,认为极权主义所犯下的罪恶往往都是由与艾希曼类似的平庸而肤浅的人所促成的,并对德国特定时代的社会隐忧和个人责任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中国古典文本中的法律形式

本文运用“制定法”、“判例”与“法律解释”三个范畴对中国古典文本中的法律形式的源流和演变进行了梳理,指出在古代中国,尽管三种法律形式的含义和作用不同,但是它们很早以来就是并存的。由于三种法律形式之间的互补,使中国传统法律维持了稳定性和灵活性。     

作为叙事的族群文化文本

文章阐述的是文学与族群叙事的关系。以玛丽·Molek和伊凡·Molek来阐明在美国的斯洛文尼亚民族文化如何被文学表述。文本透露出的有关民族文化的人类学信息,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获取,除非这些信息是在作品纯现实的章节中呈现。     

宏大叙事景观中的游牧政治

围绕政治现代性这一主题的宏大叙事,高扬启蒙理性的精神,追求抽象化的平等、永恒性的真理和国家式的极权思维;但是,在其追求的过程中,宏大叙事的旨趣却遭到了后现代思潮的阻隔,尤其是后现代理论中的游牧政治的激烈冲击。这种政治观认为政治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多元、差异、流动、脱域、游牧逃亡和小叙事等特征,进而实现对宏大叙事的单一、等级和秩序的颠覆。如何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而不从任何形式的先定假设出发,实现宏大叙事与游牧政治的共谋,这是一个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永远开放的探究过程。     

简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叙述方式

作为现代学科形式的＂中国哲学＂,既不同于传统的经学或者子学,也不完全同于西方近代的哲学,而是综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容纳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特点,在史与论、学与思之间经过复杂的融合与调适之后的结果。因而其叙述的方式也就表现出了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最具有现代哲学意味的逻辑系统构造到一般性的思想史表达,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当中都可以看得到。这些叙述方法的类型与特点需要我们去梳理和总结,而其背后所蕴含的哲学理念与哲学史观,更是今天反思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寻求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会通,所必须要加以理解与阐释的内容。     

归去来兮,不复归——对现代文学四个同居叙事文本的解读

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发端,＂民主＂、＂自由＂成为书写的主题。而＂同居＂是当时年轻人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同居＂叙事,从五四之后便以一种或隐或显的方式出现。这里选取现代文学中四个较有代表性的同居叙事文本,试图探求这四个不同文本中所贯穿的共性和特性。     

叙事文本中民间神化人物的价值定向与人格特征

基于既有书籍资料筛选出中国历代具有人物原型的一百多个民间神,分析其逸闻传说的文本,梳理这些人物原型的神化资历条件和人格描述特征,据此考察历代神化人物个人命运、庭院监护、人口保障、行业监护、地方监护及自然环境等的类别分布情况,阐释其中为数众多的门神与花神所体现的民众价值定向,进一步探讨民间人物神化的历时性频数与当时社会信仰的关系,以及民间神化人物的人格特征与遴选标准。     

当前我国政治信用建设刍议

政治信用作为政治信用关系的价值反映,具有自身的属性,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国的政治发展影响巨大。当前我国政治领域中仍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自吹自擂、弄虚作假、以权谋私、政令不畅等失信现象。为此,我们要结合部分失信现象的成因,从政治信用教育、打造信用政府、政治信用制度确立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不断加强我国政治信用建设。     

儒家政治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的传承与演变

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孕育了新加坡社会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虽然自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但无论是新加坡延续至今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还是20世纪末新加坡倡导的“亚洲式民主”的理想,我们都可以从中窥出,儒家传统政治文化在对新加坡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正在发生向现代性的转变。     

后现代叙事话语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叙事话语。与传统叙事话语不同的是,后现代叙事话语并非是一种纯技法的操作,而是在本体的层次上与叙事主体或叙事对象密切相关,叙事的结构、视角、情感色彩和语调特征本身就是叙事主体或叙事对象的存在观与生存状态的“直观”写真。后现代派文学叙事话语主要有五种类型,“平面无深度”叙事话语：对本质与意义的消解;“错乱零散化”叙事话语：精神分裂的生存状态;“黑色幽默式”叙事话语：面临绝望的强自解脱;“极度冷漠化”叙事话语：人情况灭的社会现实;“剪贴拼画式”叙事话语：虚幻的世界与虚幻的语言。     

中西政治差异的文化渊源与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是以圣人为核心的圣人政治,西方传统政治是基于社会契约的契约政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是理想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形成了“圣人为王”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来生活,常人没有自己的权利,需要“圣人”为民做主,因此它无法形成民主思想。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它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平等与民主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追求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