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述略

伴随着中国东北的营口开港,西方列强势力的侵入,基督教传教士也纷至沓来,传教布道,创办学校。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基督教会在中国东北创办了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女学到大学等体制完备、制度健全的不同类别的学校。其目的在于传播宗教,以"基督征服中国"。同时教会学校对中国东北教育事业的发展,客观上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借鉴和促进作用。     

近20年近代东北基督教研究

近代东北基督教传播在经历外部时代转轨和内部社会变革合流双重冲击下,逐步自觉踏入中国化轨道,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并且自身也经历了中国化.但是由于其根本性落后本质,其传播嬗变过程处于不断转变中,其结果是在外部因素和自身作用双重推动下导致西方背景教会退出中国,本土化教会掀起本色化运动.     

民国时期难民移垦东北述略--以“九·一八”事变前为中心

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前,来自关内的难民大量涌入东北,民国中央和东北地方政府出于安置难民及巩固东北边疆安全之双重考量,引导难民在关东大地定居垦植,开发荒地、发展农业,改变当地地广人稀的空虚局面,成为当时东北移民实边政策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巩固东北边疆之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     

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的社会流动——以湖北为中心

民国时期,随着数量的增长和群体的发展,中学教师的社会流动日益频繁。一部分教师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上升流动;一部分教师或因为不胜任中学教学被解聘或停职,或因为退休、退职后待遇下降而导致向下流动;一部分教师则通过水平流动离开中学,进入其他中等学校或行政部门任职。教师聘任制的实行,教育主管官员的频繁变动,加上时局的影响及中学教育的变革,是引发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     

民国时期山西汾阳基督教的戏剧与电影活动考察

民国时期山西汾阳的基督教会在发现音乐、戏剧、电影等娱乐活动对基层群众的吸引效果后,不仅推动了教会内部的戏剧活动从精英娱乐到宣教工具的转变,他们在汾阳的电影放映与拍摄活动也开启了一个县域社会的电影事业。作为吸引力装置的戏剧与电影活动,在基督教教会的实践过程中以文化入侵的方式促进了所谓的福音传播,也以社会教育的方式实现了现代城市文化生活在基层社会的拓展。     

宗教、教育与国权——张亦镜与近代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

收回教育权运动是近代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矛头直指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面对教外人士的指责,以文字"卫道"著称的基督徒———张亦镜"挺身而出",从中国保守基督徒的立场出发对非基督教知识分子攻击教会教育事业的观点进行驳斥:否认教会学校充当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主张宗教与教育的统一,提出教育主权由教会中华人收回等观点。这些观点具有理性中充满激情、保守中又具开放性的特点。     

清末民初中国东北的基督教神学教育

清末民初,基督教会为了推进在中国东北的传教事业,兴办神学教育,这些活动在促进基督教在东北传播的同时,也为教会的自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农会的历史考察——以1927年-1949年的国民党农运为中心

中国近代的农会出现于清末,一直到北洋政府时期它都是一个研究农学、讲求农务的新式职业团体.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一起致力于农民运动,共同组织农民协会.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也在农民政策上发生了大的转向.在完全推倒过去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在新的农民政策下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农会系统,其农会工作的目标与路向被确立为通过组织农民对农民进行控制,并在政府及党部的指导下发挥一定现代社会组织的作用,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这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农民协会当成是一种革命政权组织的发展模式是迥然不同的.     

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中的基督教文化——以老舍为中心

基督教文化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化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与基督教文化有或亲或疏、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将其纳入艺术视野,用不同的艺术方式表现基督教文化对于现代中国人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影响。老舍曾经领洗入教,参加教会开展的一些活动,其文化心理及文学思想、艺术思维均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塑造宗教形象,表现宗教人物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为,张扬耶稣的人格精神,是其创作的重要内容。但同时,老舍也通过传教士和教徒形象塑造,对基督教表示了明确的批判和拒绝。老舍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和情感倾向。老舍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与拒绝、赞赏与批判是同他的爱国热情、救世救民的人生追求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他改造国民性格、检讨传统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少数民族基督教会之比较研究——以朝鲜族教会和苗族教会为例

在朝鲜族教会和苗族教会中,我们可以从基督教的思想内容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形式、基督教的伦理与少数民族的传统伦理、基督教信仰与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等四个方面,看到基督教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两个民族的教会处理基督教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不同,主要取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类型和发育状况。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以关于东北问题的提案为中心

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们在前期主要围绕如何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战的问题、在后期主要围绕如何收复东北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提案。这些提案内容丰富,强烈地表达了“打回老家去”的思想,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政策,这表明国民参政会对东北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不过从总体来看,国民政府对提案的态度还不够积极,国民参政会在推动东北抗战方面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试论民国时期昆山的慈善事业 --以昆山县救济院为中心

民国时期,昆山县灾害频发,战乱连年,灾民遍地,农民生活困苦不堪,鳏寡孤独老者流离失所。1928年,昆山县政府在原有的民间慈善组织基础上成立了昆山县救济院,通过举办灾情救济、施粥、施衣、施药、施棺、掩埋、代葬、修桥、铺路、义渡等一系列慈善活动,对孤老病残及弃婴实施救济。昆山县救济院在昆山县慈善界中起了核心作用,这对稳定昆山地方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有限的慈善救助与巨大的救助需求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     

试析社会转型中区域社会风俗变迁的特点——以民国时期东北为例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传统向现代性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之变化。东北地区社会风俗的变迁呈现出发展不平衡态势;多元并存下的变异性;以及外力冲击下的被动性等特点。     

儒学:在基督教与佛教之间——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中心

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利益和需要来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督教“是所有宗教中最具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宗教”;佛教则认为众生平等,人类没有凌驾于万物之上、主宰世界的权利。儒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介于二者之间,主张人与自然或生态的和谐统一。     

“民告官”背后的现代性法制气象——以民国时期广西民众控告县长司法案例为中心的考察

1925年10月,广西颁行《人民告发官吏暂行办法》,赋予民众请求撤销或变更行政官员违法损害之权利,随后民众援引该法控告官吏尤其以县长为被告的"民告官"案件大量涌现。通过对此时期广西民众控告县长案件的梳理发现,尽管此类案件的处理从实体到程序,都并未严格遵照法律规范,是一种有强烈行政色彩的司法行为,却张扬和强化了公权力与民权诉讼地位平等以及通过法制平台弥合社会利益冲突的理念。"民告官"热闹背后,宝贵地呈现出现代性法制气象,即便其成色因政治竞争背景而削弱,也与当时中国社会整体现代性进程不大协调,却映射出剧变时代民国社会治理和法律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化。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学科设置演变考察——以华中大学为个案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学科设置有一个演变过程。本文以华中大学为考察个案,探寻其各个时期的学科设置情况,并从中分析华中大学学科设置的特点以及所映照的教育理念。以此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普遍经历了一个从最初为教会服务,到逐渐把自身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并自觉地承担起知识创新、社会服务和政治参与等责任的历史过程。     

高校信息公开制度——以受教育权保护为基点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高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公开纳入了参照执行范围,高校信息公开是适应学校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更是提升自身工作效率、革除公权力异化现象及提升高校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需要。高等教育信息公开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必须要立足于大学生受教育权保护,首先要制定全国统一立法,还要转变政府职能,以合法、合理地规制高校公权力;搭建信息交流平台,规范化信息公开程序;打造高校信息公开责任和监督机制,并兼顾学生隐私权保护。     

延边地区宗教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基督教发展为中心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延边地区宗教的社会影响也日渐增多,而且往往与民族问题、境外势力的宗教渗透及跨国犯罪等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只有分析存在问题的症结,寻求解决的途径,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才能为延边地区的小康社会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地方史与社会史研究的新视野——评汪汉忠著《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长期以来人们对苏北由富庶到衰败的历史变化研究甚少,汪汉忠的《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该著作不仅以新的视野研究了苏北地区兴衰的地方史而且通过当时社会救济、灾荒防治等政策的研究使社会史学研究有了新的面貌,即灾害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政府及社会的灾荒政策问题,都有精到的描述与分析。     

民国时期甘南藏区考察的研究

中华民国建立的短短几十年中,甘南藏族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有众多的学者在这里长期工作和从事考察活动,并留下许多藏学研究方面的优秀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在把这里的真实情况传播出去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对边疆建设问题的注意。所以,研究各个阶段参与的人物、考察内容以及考察成果,简单地分析评价这些考察活动,并总结他们的共性和其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必要的。